專訪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名譽主任杜祥琬：碳達峰不是衝高峰，國內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不足1/10
中國碳達峰的基本路徑是，通過降低碳排放強度來實現碳排放總量達峰，這一方面要降低能源強度，另一方面要調整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
中國提出的“雙碳”目標拉開了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的大幕。
近日，中國碳中和50人論壇成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名譽主任杜祥琬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指出，“雙碳”目標的提出，是中國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莊嚴承諾，也是中國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需要。
杜祥琬認爲，中國碳達峰的基本路徑是，通過降低碳排放強度來實現碳排放總量達峰，這一方面要降低能源強度，另一方面要調整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
防止地方發展高耗能產業衝動
《21世紀》：如何看待中國提出的“雙碳”目標，其實現難度如何？
杜祥琬：“雙碳”目標的提出，是中國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莊嚴承諾，也是中國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需要。
從全球看，發達國家大都承諾了2050年甚至更早的碳中和時間表。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我們確定了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付出非凡的努力。
首先，從發展階段上看，發達國家大都完成了工業化，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尚未完成工業化。其次，發達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短的有45年，長的有70年，而中國只有30年時間。再次，當前中國經濟產業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多年來形成的高碳路徑依賴存在較大的慣性。
事實上，調整經濟、能源結構，提升效率與整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爲國家戰略，2014年中國提出能源革命，這與2020年提出的“雙碳”目標都是一脈相承的。
《21世紀》：不同於很多發達國家的自然達峰，中國先行提出了碳達峰的目標，在中國碳達峰過程中會有哪些不同？
杜祥琬：中國碳達峰的基本路徑是，通過降低碳排放強度來實現碳排放總量達峰，這一方面要降低能源強度，另一方面要調整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
能源強度上，近十年來，中國生產同一單位GDP所使用的能源從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縮小到1.3倍左右，如果進一步縮小到1倍，中國生產同等規模GDP付出的能源就可以再減少30%。現在全國一年能源消費總量約爲50億噸標準煤，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就意味着同等GDP可以少用十幾億噸標準煤。
產業結構上，當前最大的問題是高耗能產業比重過高，中國的鋼鐵水泥產能佔了全球一半以上，前些年開始，這些行業大都出現了產能過剩的跡象。如果這些高耗能行業不再新增產能，單位產能能耗也逐步下降，實現碳達峰是可行的。比如，最近寶武鋼鐵提出要到2023年實現碳達峰，實際上中國已提出今年的粗鋼產量要實現同比下降，而噸鋼煤耗哪怕只下降一點，就可以實現碳達峰了。
能源結構上，現在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比重爲15.9%，2025年大約能到20%，2030年的目標是達到25%，隨着能源結構的持續優化，實現碳達峰也是可行的。
《21世紀》：你最近提出碳達峰不是衝高峰，能否介紹下爲何會有這種顧慮？
杜祥琬：我們絕不能把碳達峰理解成爲“現在儘量用得高一點”，尤其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達峰來攀高峰、衝高峰，關鍵是要防止地方發展高耗能產業的衝動。
解決這一問題，要把2030碳達峰目標與其他目標結合起來。中國提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要下降65%，將兩者統一起來理解可以發現，中國碳達峰的峰值範圍大約在105-110億噸二氧化碳，而絕不是在2030年前通過沖高峰“爭取更大的空間”。
同時，碳達峰也不是要通過壓減中國的發展空間來實現，這一點也很重要。
《21世紀》：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製造大國，也是能源消費大國，“雙碳”目標是否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如何平衡減排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減排是否會影響能源安全？
杜祥琬：中國提出“雙碳”目標的出發點是爲了高質量發展，而不是壓發展。中國推動低碳轉型和高質量發展、保障能源安全是並行不悖的，而且其方向是一致的。
能源方面，中國的碳中和進程充分考慮了滿足一定幅度增長的需要，“十四五”時期，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年均複合增速可能會達到2%。不過從發達國家經歷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能源增長率趨於減緩是一個普遍現象。
同時，中國提出，“十四五”時期要嚴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耗量，“十五五”時期逐步推動化石能源的替代，這個提法是很有分寸的。
相較傳統的油氣能源，中國的可再生能源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它不受制於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隨着後者比重的上升，中國的能源安全和獨立是在不斷加強的。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不足1/10
《21世紀》：中國的能源供給結構存在“多煤、缺油、少氣”的問題，雙碳目標意味着這種結構將發生怎樣的改變？
杜祥琬：這個說法本身是有問題的，它只看到了化石能源，我們還有豐富的可再生能源，後者不僅儲量巨大，而且成本正在快速下降，現在必須重新認識我國的能源稟賦情況。
目前，中國已經開發的風能、太陽能均不到技術可開發量的1/10，還有9/10的巨大潛力，技術可開發資源量已經除去了各種地理的、社會的不便開發的那部分資源。如果再加上可觀的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固廢能源化等，我國可再生能源的資源量是非常豐富的。
《21世紀》：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不到技術可開發量的1/10，其原因是什麼？
杜祥琬：應當說，技術和成本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觀念、政策與執行上的問題。
我接觸東部的一些地方經常說，當地沒有能源，電力負荷很重，但事實上當地海上風電、分佈式光伏的資源是非常豐富的，對他們而言，最關鍵的是要扭轉資源稟賦的觀念。
一個積極的現象是，觀念的改變與政策的推動正在加速。“風往高處走，光往屋頂走”，可再生能源開發技術正在逐漸成熟，並得到市場的認可。
我最近在浙江看到一個公司一家就裝了40萬戶屋頂光伏。中國的建築面積大概是650億平方米，其中可以用的大概是200多億平方米，哪怕一半能裝上光伏，就能帶來15億千瓦的電力，而現在風光加在一起才5億千瓦。
不光是房頂，還有高速公路、鐵路、橋樑等，它們的面積可能數倍於屋頂，現在都沒有利用起來，如果有國家政策的推動，比如搞一個BIPV（光伏建築一體化）工程，其開發潛力是巨大的。
《21世紀》：相對於傳統煤電，這類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成本與經濟性如何？
杜祥琬：前些年成本高一點，只要成本高市場接受度就不高。但是，近年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快速下降，現在已經基本實現平價，而且成本還在進一步下降。
目前主要是海上風電貴一點，這是因爲其工程量較大，難度與成本較高，但是海上風電的年運行小時數可達4000以上，可以提供穩定輸出。
《21世紀》：在過去十年間，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出現了明顯下降，而煤電等傳統能源的成本卻並未下降，其原因是什麼？
杜祥琬：主要因素是技術進步，比如說太陽能電池的成本主要來自硅等材料，生產高純度硅需要成本，但隨着材料科學和工藝的不斷進步，出現了薄膜電池，需要的硅不斷減少，成本就降下來了。另一個因素就是規模化，隨着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形成，規模越大成本越低。
可再生能源在本質上並非只是一種自然資源——當然，自然資源稟賦是前提——更是一種技術進步支撐的開發能力。可再生能源開發量值的大小，與技術開發能力密切相關。
《21世紀》：此前出現過光伏泡沫等問題，未來是否會再度出現這種情況？如何看待補貼問題？
杜祥琬：現在這些補貼已經慢慢退坡了。在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一定階段，補貼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最終這些企業還是要靠自己走路，隨着市場接受度的提升，產業化、規模化的形成，以及成本的下降，補貼應該逐步退出。
至於泡沫問題，這是新技術成熟曲線上的普遍現象，歷史上的光伏泡沫問題主要出在核心技術和市場上，那個時候中國的太陽能產業“兩頭在外”，源頭技術在外，市場也在外，一旦外部市場出現問題，整個產業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但是，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歷經大浪淘沙，如今我們已經掌握了核心技術，形成了完備的製造體系與產業鏈，隨着國內綠色轉型的推進，中國本身的市場需求不斷擴大，國內市場正在成爲主體。
能源結構調整重塑區域經濟
《21世紀》：在“雙碳”目標推進過程中，可再生能源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杜祥琬：在本世紀初，它們的角色是“微不足道”，如今是“舉足輕重”，而在不久後將變爲“擔當大任”。
此前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明確提出，構建以新能源爲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這意味着中國的電力系統正從化石能源爲主全面轉向新能源爲主。
目前新能源發電在電力體系中的比重不足30%，其中風能和光能大概是5億千瓦的裝機量，其發電總量佔比大約只有10%。中國距離以新能源爲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還有一段距離，但新能源比重的持續提升是非常明確的方向。
《21世紀》：目前國內可再生能源棄風、棄光問題現狀如何？在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過程中，將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杜祥琬：近年來棄風、棄光問題已經得到明顯的改善，事實上整個風能、太陽能發電規模並不大，進一步提升消納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風電和光電100%的消納並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逐步擴大風、光等發電規模，提高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重，在此過程中儘可能地減少棄風、棄光現象。
這一方面需要在電源側大力發展儲能技術，將多餘的電力儲存起來，減少對電網的衝擊；另一方面，需要推動智能電網改造，增加電網的靈活消納能力。
《21世紀》：可再生能源如何解決能源生產與消費在時間上不匹配的問題？
杜祥琬：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具有間歇性，不光有日夜間的差別，還有季度性的差別。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將可再生能源發電和儲能、智能電網相結合。
儲能是解決供需時間不平衡的主要手段，目前已經形成多條技術路線，在物理儲能上，已出現抽水、壓縮空氣等方式；在化學儲能上，通過各類新能源電池可以解決日間的供需不平衡問題；而制氫儲能可以調節更長週期的供需波動。
在供給端，我們需要多能源互補協調，現在國內電力佔比最大的是煤電，可以推動一部分煤電廠的靈活性改造，實現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削峰填谷，由於煤電生產是可以自主調控的，可以根據新能源發電的多少進行互補調節，你多我少，保證電力的穩定輸出。
同時，我們也需要做好需求側管理，比如一些機器的充電，可以利用數字化管理和市場化手段進行需求端調控。
這件事在技術上問題並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策問題和管理問題 ，需要一個頂層設計，協調各方行動與利益，同時也需要數字化的管理手段。
《21世紀》：在碳中和進程中，能源結構的調整將對中國區域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
杜祥琬：從地域上看，東部是能源電力的主要負荷區，我們不能完全依賴西電東送，要推動電從“遠方來”和“身邊來”相結合，這需要發展分佈式的太陽能、風能，配上一些小的儲能，形成可以獨立運行也可以與電網互動的微網，在本地達到平衡，儘可能減少對電網的壓力。
部分中西部地區在能源結構調整中可能面臨一定挑戰。比如，在內蒙古、陝西、寧夏能源“金三角”，富餘的煤電面臨轉型，這些地方除了煤炭豐富之外，也有非常豐富的風能、太陽能，完全可以做一個比現有裝機量多出數倍的可再生能源電力體系，通過“風光氫儲”相結合來替代煤電。
中西部豐富的可再生能源如何用？我覺得有兩個出路，第一是東部確實有需要的時候，通過供需協調，繼續推進西電東送；第二是將一些必要的高耗能產業放在西部，通過產業的轉移，加快中西部經濟的發展，這一方面可以實現中西部可再生能源的自發自用，另一方面也有利於解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作者：夏旭田,繳翼飛 編輯：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