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光榮與夢想》導演劉江：“怎麼講”比“講什麼”更重要
劉江大概是當今電視劇市場創作最爲多元化的導演之一,創作類型豐富,富有創意,拍出來的作品有對人物內心的探索和與衆不同的情感表達,作品也往往有不錯的口碑。諜戰劇《黎明之前》,都市情感劇《媳婦的美好時代》《咱們結婚吧》,青春勵志劇《歸去來》,年代劇《老酒館》……在各種風格作品相繼成功後,他首度觸碰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光榮與夢想》。隨着劇集的熱播,有力的收視和口碑再次證明了他紮實的創作功底。
作爲“理想照耀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主題作品創作展播活動”的重點劇目,《光榮與夢想》全景展現了從20世紀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國的社會狀態,與時代中流砥柱激情昂揚、甘於奉獻的精神面貌,講述了中華民族如何“站起來”的艱辛歷程,爲熒屏注入了遒勁有力的風。
一部電視劇囊括中國共產黨成立後35年曆史是什麼概念?它相當於要把幾十年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講明白講透徹。出場人物近400個,大小場景超900個,這是一個反常規的超大體量。如何避免生硬地說教,不落俗套地表現這段歷史?導演劉江有自己的一套獨特的創作思路。
劉江認爲,文藝作品不是對真實黨史的極盡再現,要按照故事規律講黨史。在遵循故事規律的基礎上,“見人、見詩,見細節、見衝突”,將偉人平凡化,將紀實詩意化,將衝突細節化。談到此次創作,這位橫掃國內電視劇界所有導演獎的“大滿貫”導演稱,在“難度”面前,自己的創造力被激發。
用故事規律講“黨史”
從紀實走向“詩化”
Q:故事的開篇五分鐘跳轉了三個時空,爲什麼選擇這樣敘事?
A:時空不重要,我是從一個共產黨人的家庭角色來進入他們的情感世界,這點比較重要。楊開慧作爲一名烈士,她是以一個妻子身份給丈夫寫着思念的詩,而毛澤東作爲丈夫,思念妻子、思念兒子,我們是從一個家庭成員角度去展開這個故事。
就是說我想以共產黨人的情感世界來進入他們的革命歲月,這是這部戲的一個創作初衷,就是想把偉人拉到一個凡人的視角,一個普通家庭成員的視角,作爲丈夫、作爲妻子、作爲父親、作爲母親,而不是作爲革命者、烈士來進行部署,這樣能夠拉近和觀衆的距離。其實那封信最心碎的地方,是楊開慧寫給毛澤東的信件,毛澤東這一輩子都不知曉,也沒有讀到過。信件82年纔出土,而毛澤東76年就去世了。那麼對於這個令人心碎的遺憾,我們在創作表達上,完成了一個似乎讓他聽到了的,一種來自意念上的“穿越”。這種遺憾的彌補,在藝術真實上是可以的。
Q:您曾給團隊提出“見人、見詩,見細節、見衝突”的創作要求。能否解釋一下?
A:從根本上講,我接受任務首先要搞清楚我不是去拍一個紀錄片,也不是去拍一部專題片,而是要拍個有真情實感的故事片。我們承載的載體雖然是黨史,但是我們要按文藝作品的故事規律來講述黨史。那就要遵循故事規律做一些取捨的原則。黨史和故事是有很大區別的。黨史的主體是黨,是抽象的一個主角,是一定的羣像組成了一個抽象的黨的概念。可是故事是寫人的,是由一個個個體組成,這就是很大的不同。
再一個故事是什麼?故事是來自生活,但是高於生活的,它甚至是要給生活做一定的變形,才能反映生活本質。不是說你把生活的表面描寫完了,就是生活本質。黨史是不能讓你變形的,它是有據可查的,這個虛實之間是有衝突的地方的,所以是比較難辦的。但是我想清楚一點,黨史是作爲我不能錯的底線,這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條。另外所有的構成必須要用故事規律來寫,故事規律來寫衝突,要有細節,要“詩化”地去處理這個鴻篇鉅製。
Q:能否舉幾個例子說明一下“詩化”在劇中是如何體現的?
A:就比如說毛澤東看到那個遺物,腦海中閃現着兩人牽手的畫面,那不就是詩嘛。比如說李大釗走在刑場,提供了仰角的一個宏偉的後背畫面,這種角度,它也是詩,就是給人不同尋常的一種感受。詩是什麼?詩是高於生活的,它是對生活提煉並加以美化的。比如說當那兩雙手進入畫面的時候,一個女生在哼唱國際歌;還有楊開慧犧牲彌留之際,看見毛澤東,以及楊開慧犧牲的現場,鏡頭前景的梅花樹,這些都是人性人情的一種外化。其實這個靈感就來自我母親彌留之際的的感受。這些都是來自於生活並高於生活的,都是內心“詩”的一種外化表現。
音樂,你看我這個片子音樂無處不在。劇中每一個音樂都是我的語言,沒有音樂的素材是形骸。它的停頓、張弛、起伏、色彩,如果沒有這個音樂“參與敘事”,它形成不了“詩化”的試聽感覺。那麼紀實的話,你看我第一場戲,是特別紀實的,從楊開慧唸詩的聲音做背景音,結合書信鏡頭,聲畫結合,再穿越到中南海的時候,音樂慢慢響起來,我們從一個非常紀實的生活面貌,通過音樂“介入”的形式,表現了一個 “詩化”的世界。
強調歷史邏輯
主副線並行,形散神不散
Q:這部劇的敘事脈絡是怎樣的?
A:這部劇是命題作文,就是要求從建黨寫到抗美援朝勝利。三十五年的跨度,沒有主場景,而且它的脈絡、路線非常複雜。我們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視角講故事,如果是真正按黨史走,那線索就不一樣了。所以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這沒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驢車”。因爲我是從毛澤東的角度來講,是跟着人走,跟着毛澤東的成長走。作爲一個革命學生,從驅張開始,到知道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之後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再成爲一個黨員,完全按照這樣一個主線脈絡展開。
但這個戲又不是一個毛澤東傳記,它是一個羣像,是有主次的,所以它是線性加章回的結合。就像毛澤東作爲主線穿起來很多珠子,有一些人物是在某些階段是閃光的。比如說在黃埔軍校的陳賡就是閃光點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領導工人運動,周恩來是一個主要的領導者。這個時候毛澤東他不在主線上,他是作爲一個副線,平行着進行的。實際上有時候焦點是讓位給“單元”的。比如說方誌敏、瞿秋白這些人的犧牲,是作爲一個單元出現在主線之外的一個情節。但是它是形散神不散,我們的主題一直沒變,貫穿始終都在講信念和犧牲。
大主題包容着各種故事,包容着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高光時刻。所以除了毛澤東的奮鬥史,還穿起了很多這樣的單元,還有白求恩,還有很多小戰士,比如說曹淵、盧德銘這些犧牲的共產黨員。
Q:劇中有很多以往影視劇較少提到的事件,這次爲什麼都着重講了呢?
A:對,比如說黃埔軍校、東征,這個其實在最新版黨史裡面都是很重要的章節,也是共產黨的一個成長必經的歷程,過去的故事很少提及,所以說我們填補了一些空白。國共有過合作,纔會有清黨、纔有分裂、纔有“四·一二”政變、纔有後來的共產黨揭竿而起!它是有形成的歷史邏輯的。
Q:看劇的時候,有一個很明顯的感覺是戰爭策略用了很多筆墨,爲什麼一個講黨史的劇用這麼多筆墨描寫戰爭?
A:讓觀衆感受到什麼是革命的氛圍,或者說讓觀衆感受到戰爭的殘酷。鬧革命不是兒戲,不是請客吃飯,是拋頭顱灑熱血!如果我不這麼去表現,你會理解不到他們的英勇。比如像東征的時候,這些人這麼年輕就上戰場,大家會很真切的感受到他們的英勇,由內而發的對他們肅然起敬。戰爭就是殘酷的,不是說打兩下就完了。
初心理想是“靈魂”
變的是形式,不變的是信仰
Q:整部劇的主題是什麼?
A:“犧牲”是我們整個戲裡很重要的主題。我們都是非常愛惜自己生命的,可是共產黨人可以爲了一種別的東西,毅然放棄自己生命,楊開慧、方誌敏都是這樣。只要寫個投降書,任何人都可以活下,比如楊開慧,就憑母親這個身份,她都有足夠的理由可以得到別人的理解,選擇投降與迂迴活下來。但是他們說這個是革命的低潮,如果這麼做,會影響到很多人的革命意志,所以他們選擇了大義凜然的赴死。這個比生命更重要究竟是什麼呢?那就是他們的理想信念。
這些革命者沒有一個是爲了改變個人命運,沒有一個是爲了謀權謀利。他們衣食無憂,但卻爲了理想可以放棄生命。那麼,他們的理想是什麼?他們的理想是爲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創造一個新世界!這個其實就是咱們今天講的初心,我們整個全篇的“魂魄”就是要表達這個東西。我們爲什麼從普通人的角度來講,就是告訴觀衆,這些人不是神仙大聖,他是跟你我一樣的普通人。
Q:在劇本創作、拍攝、後期製作過程中,您自己有沒有印象比較深的、投入感情特別多的戲?
A:其實就是毛家的這條線,這是我投入感情最多的。我自己就是父親、是兒子。楊開慧對於兒子的這種情感、毛澤東父子重逢、失而復得、又得而復失,這條線一直是最觸動我。
還有瞿秋白的犧牲,也是我單獨加的戲。我看了他的記錄,他的遺照就像是一個旅遊者在風景區拍的一個紀念照,神情自若,頭髮一絲不亂,穿着馬褲然後還在微笑。看到他的照片,我在想什麼心態才能這樣。劇中描寫了很多人的犧牲,每個人的犧牲我都給他一個黑白儀式感的瞬間,每個人還都不一樣,這是我都是用心設計的。
Q:剛剛您說了主線,支線也有很多,這部戲容量很大,每隔幾集就是不同的人物、服裝、置景,拍攝時遇到了哪些困難?
A:這個戲900多個場景,沒有主場景,一般的故事,四五十集的戲200多場景就夠了,可是我們這個戲高達900多場景,是非常不符合製作規律和製片規律的。我們包攬了橫店所有場景,還輾轉9個地方。難度非常大,我們的劇組1600多人,400多個角色,這樣一個大隊伍,還要反季節拍攝。夏天天氣非常炎熱,因爲劇情需要,演員們還要穿上厚衣服,團隊中每天有二三十人中暑,有人專門負責天天往醫院送人。但這樣大家都克服了,這一點和劇中人一樣,我們也是有着內心的理想,所以才能堅持下來,苦一點不算什麼。
難度更激發創造力
從無到有,“摸着石頭過河”
Q:劇本是直接定好了的,還是後面有大幅度調整?
A:我剛接到任務時沒有劇本,連劇名也沒有,只有對拍攝內容的要求。要寫黨史,主角是毛澤東,要從“一大”寫到建國。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我們黨的全部歷史都是從中共一大開啓的,我們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我們是從“一大”出發的,今年是100週年,非常有意義。
後來又說寫到抗美援朝勝利,因爲那是中國人“站起來了”的標誌。緊接着2020年“七一”就要開機,時間非常緊張,等於拿到初稿就拍了。但是我自己做了很多的思考,很多細節也都是二度創作的。歷史上的一些關鍵細節是不能瞎編的,我們都是經過仔細認真考究的,我們用我們的專業能力把它努力還原,我們要把真事說的更真,纔會更有感染力。
Q:您接到這個任務從什麼都沒有,到初稿形成,這個過程大概多長時間?
A:劇本是從春節後開始寫,3月份開始寫,一直到七月開機前寫完。編劇也是真的熬得瘦了十多斤。但是醞釀、思考的過程,我的腦子都沒停過,包括在做後期的剪輯過程中,用哪個音樂、用什麼樣的音樂,腦中一直伴隨着這些問題。領導也給了我很多支持,有些有建議的文章,也給我看。我也是不斷總結經驗,摸着石頭過河,纔有了現在完成的這個效果。
Q:這次創作讓您對於拍攝紅色作品有什麼心得嗎?
A:其實我對於我來說沒什麼區別,只是載體不一樣,要求不一樣。我能做的就是講故事,這點來說難度更大,更激發我的創造力。拍攝中我跟黨史專家們的磨合,讓我受益匪淺,非常感謝他們,沒有他們的這種激發和補漏,有很多東西是出不來的。
Q:現在播出之後您有什麼感想?
A:昨天我還在改片子,還在不斷去修改後面的劇集,我希望通過我們的真誠創作,能讓大家更爲了解黨史;也能在瞭解黨史的同時,給大家帶來愉悅。在創作過程中我流下的眼淚太多了。我經常感覺自己在“燃燒”,被感染!也希望這種“燃燒”也能夠感染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