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戴假髮的人》導演董越：對真實的講述，是這部電影最不娛樂的地方
2017年底，首部執導的長片《暴雪將至》上映後，導演董越疲於奔波在各種電影活動和電影節上。直到2019年3月底，從一場電影節忙碌回來後，他告訴自己，《暴雪將至》已經徹底翻篇了，必須坐下來想想接下來要做什麼。
這年7月，這位新人導演想起了之前朋友轉述的一個故事，他找到了故事原本的講述者，後者告訴董越自己1998年至2002年間參加法考、司考的經歷，其間特別無助、無奈，又希望堅持改變命運的夢想，這個過程中各種負面情緒交織在一起，他由此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時刻。
時過境遷，對方卻一直難以走出彼時的陰影，董越被這個點刺激到了，因爲自己也有過“好像所有的事情都過不去”的時刻，於是他試着寫成故事。寫完故事梗概後，他拿來和一些朋友交流。
“評價還可以，但大家都覺得沒什麼商業性。”董越向界面文娛回憶，可他當下對這個故事最有感觸，於是這也成爲了自己的第二部長片《戴假髮的人》的雛形。
導演董越/受訪人供圖
相比市面上流行的懸疑故事，董越在創作時《戴假髮的人》中融入了更多作者性的表達。在寫作劇本的時候，他重新閱讀了一遍《罪與罰》，在電影中的情節和人物設置中，很多和這部作品形成了互文，也讓電影擁有了更強的宿命感和文學性。
在商業電影都被短視頻擠壓表達空間的時代，董越仍然在懸疑類型中進行文學性的表達，這在當下的華語電影市場具有稀缺性。在交流的過程中，董越一直提到自己的閱讀經驗對創作的影響，以及電影中的角色設置在經典文學中有許多的類似表達。
但董越也試圖調和用戶的口味，在第二版的劇本中，他加入了企業老闆的少女性侵案，來加快故事的節奏，同時明確角色的道德取向。企業家的少女性侵案件，是國產懸疑劇和電影中的經典元素，也是設置類型衝突的主要抓手。
從參與創投獲得獨立拍片的機會，再走向自己的第二部長片，董越經歷了電影市場的變化和對新人的考驗。
在拍攝《暴雪將至》時，作爲新人導演需要面臨各種審視。主演段奕宏曾經在採訪時提到，“我一直擔心我們拍的是一個高級電視劇，而不是一個高級電影”，直到第一次看片，他才放下心來。
而在東京電影節獲獎後，這種專業維度上的不信任感被粉碎了。在第二部電影拍攝時，更多商業性和產業性的問題慢慢浮現。董越對自己駕馭電影拍攝有着自信，他現在困惑來自於市場和觀衆。
在拍攝《戴假髮的人》時，他感受到“開機之前的事情”纔是有難度的。而在內容層面，他開始試圖和觀衆進行對話，比如觀衆需要一次結局的高潮戲，那就設置一個高潮戲。但是市場永遠是複雜而不可捉摸的，《戴假髮的人》拍攝結束後，董越“依然覺得自己不瞭解觀衆”。
尤其是在今年，當電影市場進入低潮後，作品的回報回收壓力會更大。從暑期檔開始，不少導演都曾經進行創新，陳思誠之前在和界面文娛交流時提到，希望《解密》給觀衆提供新觀看內容，讓觀衆知道中國也能做出不輸於好萊塢視聽感受的電影，但《解密》在票房層面並不成功。
對這些已經被市場認可的商業片導演相比，創新受挫是一個技術性問題，但《戴假髮的人》的市場接受度，則對於董越是一個生存性的問題。這是一個有普遍性的問題，當新媒介擠壓傳統內容空間的時候，電影創作者能否繼續進行自我表達變成難題。
董越也會刷抖音，不過新媒體的外殼包裹的仍是他的感興趣的內容，他對短視頻流行的獵奇作品並不感興趣。比如有段時間短視頻平臺會根據他的興趣，推薦大量《城堡》相關的視頻。
這有點像他試圖裝扮成商業片導演，但最終忠實於自我的過程，“拍着拍着就回到了自己，最後表達的慾望、內心按捺不住的一些東西，慢慢都流露出來了。”
《戴假髮的人》官方海報/受訪人供圖一個“罪與罰”的故事
界面文娛：這個項目最初吸引你的是主角孟中這個人物，還是他的遭遇，抑或是有一些想表達的主題藏在故事裡？
董越：那時候根本沒想到主題，很多創作最早的驅動是偏“非語言的共鳴感”，很難用語言準確描述其吸引力所在。因爲我們都有過相似經歷和遭遇，那種無望的感覺，夢想越強烈，失落感就越強，失敗感會將人籠罩住，這對我來說是刻骨銘心的記憶，所以我想做。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孟中使用暴力的方式，是將內心的憤恨、放縱都表現出來了。有些人是內傷，不斷傷害自己，而他是把情緒施加在陌生人身上。我覺得這事一下子變得很複雜，風平浪靜後，會有道德、良心上的不安，這種複雜的人的多面性很有意思，值得去探討。聯想他現在的身份、所處圈層，他要解決這種良心不安的話會發生什麼，故事就接着往下進行了。
界面文娛：你之前曾說過不想把《暴雪將至》做成純文藝或純商業的電影，也不喜歡特別悶的電影，《戴假髮的人》是否有做過類型化處理？
董越：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達到了我的目的，節奏蠻快的。只是我想講的事比較多，有些東西不想直白地講出來，我特別喜歡話要說三分的表達形式，看電影得留出想象空間，讓我琢磨話背後蘊藏的意思，不然我就覺得沒法看下去了。
界面文娛：這部電影給觀衆的留白和想象是什麼？
董越：這得問觀衆。我覺得觀衆說看不懂的地方可能都值得探討。但這片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比較閉合，基本把該解答的都解答了，只不過要表達的東西有點婉轉。
界面文娛：回到故事本身，電影設置了少女性侵案、出租車暴力事件以及最後的被敲詐，爲什麼會設置多個事件並行？
董越：這是劇本創作第二階段策劃的結果。第一階段的劇本其實特別簡單，沒有少女性侵案這條線索，只是聚焦在孟中和魏嫺的情感糾葛，節奏比較緩慢，更像藝術片，雖然有衝突和暴力，但展現暴力的手法也是極簡的方式。
但這種處理方式也存在問題，好看的東西忽略掉，直接給結果，挺風格化，但精彩度不夠。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比如關於主人公的人物設定，也要有非常明確的道德觀念。
我自己做片子前期比較任性，基本從文學閱讀經驗中來，我喜歡《局外人》裡默爾索那種人物形象。後來知道主人公的設定需要有人物價值觀，就集合各種意見重新修改，讓他變得更積極，並重新安排完善了這個人物的道德觀念。
增加少女性侵案這條線索後，一下子解決很多問題，從某種意義上這個人內心也變得複雜，變成了另外一個角度的救贖心理。
王影璐飾演的魏嫺/受訪者供圖
界面文娛：多個案件併線敘事的話，在情節設計時如何讓不同案件的銜接更加流暢，從而易於觀衆理解？
董越：其實敘事並不算特別成功，因爲我想講的事情太多，這是我的問題，想法比手法更豐富，我的電影手法根本招架不住心裡不斷涌現的想法和感受。
界面文娛：主角作爲律師的職業背景對故事講述或人性展示更有幫助嗎？
董越：角色的背景設置有一種緣分在裡邊，《罪與罰》的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個法律系學生，和這裡有相似性。我在做這個故事時重新看了那本小說，它甚至影響了我劇本的一些創作。
比如片子一個民工突然出現在孟中面前，說知道他過去在江邊殺過人，這是《罪與罰》裡的橋段。我之前看的時候都不記得了，重看時覺得這描寫很有意思，怎麼會有人知道拉斯柯爾尼科夫殺過人呢？後來才知道是警察局局長爲了試探他找的人。書裡也沒描寫作案時旁邊有人偷窺，那是很私密的空間，是後來一步步才知道情況的。
《罪與罰》裡有個很重要的女人叫索尼婭，在她的感召下，拉斯柯爾尼科夫認識到自己的罪孽並同意去自首。她是個身份卑微卻又非常善良、內心和身份落差很大的女性形象，這也影響了魏嫺這個角色的塑造。
片子裡還有一個小情節致敬這本小說，主角孟中有天晚上睡不着覺，起來找魏嫺家地址，他從書架中拿出《罪與罰》，翻到裡面有當年從殯儀館打聽到魏嫺家地址的小紙條。
界面文娛：看的時候能感覺到電影的文學性。就犯罪懸疑類型來說，你是受經典電影影響多，還是受文學作品影響更多一點？
董越：都有。有兩部電影對我影響特別深，一部是希區柯克的《迷魂記》，另一部是科波拉導演在1974年獲戛納獎的心理驚悚電影《對話》。這兩部片子拍得太好了，它們都和精神焦慮有很大關係，都是大男主的戲，講的是主角認爲的世界和實際世界有着巨大鴻溝，說的是他們的錯覺、錯判，卻用懸疑的方法來講故事。
它們不單講了一件事，還強烈揭示了現代人的精神困境，有極強的原創性和抽象性。他們一下子就做到了用通俗文化的方式講了很有哲思、能說明現代人精神困境的主題，所以這兩部片子對我影響非常大。
界面文娛：這部電影會有類似的表達考慮在裡面嗎？
董越：有，主角前期會有很強的壓力感，像魏嫺、趙四、孟中這些人，其實都只看到了真相的一部分，這其實是個挺哲學的問題，我們到底離真相有多遠，有多少人能知道真相的前因後果呢？
趙四認爲自己知道所有一切，覺得自己戳穿了孟中的陰謀，以爲揭示了整個謎底，實際上是因爲孟中錯判了，所以他根據孟中的錯判來判定這件事，導致了那樣的結果。兩個人在最後的高潮打鬥，是根本不知道事情來龍去脈、卻自以爲了解實情的人之間的互相傷害的決鬥。
其實作爲普通人，我們何嘗不是這樣呢，經常是不知道事情真正意義上的真相，卻已經爲此產生了極大的衝突。
界面文娛：這部電影對於國內觀衆和市場來說，算是更新鮮的體驗嗎？
董越：我希望是，因爲要是直接把作品扔給觀衆，他們只能用自己的經驗去判斷好壞，而觀衆的經驗各不相同。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是需要被推薦出來的。
界面文娛：但畢竟大衆已經形成了對懸疑類型的某種期待，你擔心他們會對這部懸疑電影有期待落差嗎？
董越：會有。其實在劇本創作第二階段，我覺得這個故事已經挺通俗了。但還是不知道呈現在觀衆面前時，觀衆是怎麼想的。因爲我也覺得它繞口，特別難理解，沒辦法讓人沉浸。所以上個月內部放映的時候，我還請經紀人去看了，詢問覺不覺得電影很複雜，經紀人覺得挺簡單的，這才讓我放心了一點。
我現在真的不好說觀衆對於這種片子（是什麼態度），因爲《暴雪將至》可能還有些影迷性的傾向。《戴假髮的人》在講述方式等方面有很強的原創性，所以不太好做。
界面文娛：回到電影本身的問題，大家會討論黃曉明這個角色，之前也有采訪說導演要求他改變形象，當時是怎麼確定這個選角，並且讓他更好地把這個角色表達出來？
董越：我跟他在2018年參加電影節活動的時候就認識了，我覺得他有比較強的突破自己的決心和想法，挺主動地去接近新導演。
2020年年初寫完劇本後，他找到我，我把劇本發給他看，他說很喜歡然後就推進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他能擺脫過去的經驗。我傾向於表演不能靠技術和技巧，入戲這件事很重要，表演如果僅停留在技術層面就太簡單了，但入戲很難，得成爲另外一個人，這需要做大量的功課，像內心準備、外形準備等，是個系統工程。
所以我試着說服他，希望他能在表現過去孟中那個時間段時，住在破筒子樓裡，我們也在那兒租了一間小房子，他在那兒住了幾天，最後呈現的效果總體還是可以的。不過角色 “炸裂”要來自於電影人物的複雜性，不是單純憑藉表演。
黃曉明飾演的孟中屢次法考失利/受訪人供圖
界面文娛：在塑造孟中角色的複雜性時，做了哪些努力？從開始拍攝到劇本階段，角色的設計有經歷過大的變化嗎？
董越：我對於男性角色的塑造還是有些心得。怎麼去寫一個人的心事、寫他被隱藏的慾望、其內在各種慾望的糾纏，我覺得自己總有辦法做這件事。趙四這個角色的塑造也是，總會有辦法讓他變得既有說服力，又有自己的悲劇性，因爲這兩個人身上都有悲劇性的東西，而且都跟代際傳統有關係。
現實真相和歷史真相
界面文娛：假髮在電影中反覆出現，也是電影敘事的重要推動力，導演對這一意象的設計有哪些深意？
董越：假髮挺能代表中年焦慮。所以在在給江邊的醉漢做造型的時候，和黃曉明20年之後的那個造型，其實做了某種意義上的迴應。我當時寫劇本的時候，就是在想這兩個人的樣子有一種互爲鏡像的相似性。
界面文娛：在描寫這種中年焦慮時，你希望表達得更概念化更抽象，還是希望和更具體的現實、社會性的因素有關係？
董越：應該是都有的。但是醉漢的形象從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想給他抽象化，讓他更有象徵性，所以這個人老在笑，不像一個正常人類，像孟中的另外一個自我，總是在嘲笑他——你不行，你是個卑微的人，你永遠都沒有出頭之日。包括最後的時候他出來，他還在笑。
從文學史上來說，這種人物描寫並不少見。就像是被派來的人專門來做一些很荒謬的事情的感覺。
界面文娛：在之前《暴雪將至》的採訪中你曾經提到，希望自己所描寫的一定要是一箇中國人物，是發生在中國的故事，轉換到《戴假髮的人》，在從人物的行爲邏輯、性格特點對塑造他們的社會環境進行追溯時，導演是否依舊保留着“一定是中國人物，是發生在中國的故事”這一堅持？
董越：《戴假髮的人》有很多特點和家族史都有關係，我希望自己的電影有看似比較另類的東西在表面，但內在是非常有歷史真實性。
表面的類型化是一種方式，電影講的是非常真實、甚至是揭示着真實的某種東西。我不知道怎麼該去表達這種感覺。現實真相和歷史真相，我對這個很感興趣，但是我不會以貌似真實的方式去講，我會換一種方式。
所以這是這部電影最不娛樂的地方。因爲內在它是講真實的，而娛樂是要遠離真實的。
界面文娛：《暴雪將至》講故事對準了90年代的下崗潮，《戴假髮的人》也有大量的情節發生在90年代，並且工廠也是場景之一，90年代爲什麼會成爲電影重要的敘事年代？
董越：其實都不僅僅是90年代，還有其他時代的關聯性。
90年代跟今天很不同，時間上又很接近。2001年是分水嶺，之前是一個時代，之後進入全球化，經濟高速發展，人有了更多的選擇，因爲市場豐富，經濟活躍，所以作爲普通人也有了更多，但是之前不是，那時有着非常隱形的出身限制，所有機會跟這些因素有關，除了少部分考上大學的人，其他大部分小城青年都被困在父輩的認知和圈層裡，不能輕易動彈。今天的年輕人根本無法想象，那個時候的路有多窄。他們根本不知道考過和考不過有多大的差別。
這個年代跟我們當下的所有的社會現象息息相關。我們所有今天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情況，看似是孤立，但實際不是，會有一定的歷史的因果和繼承性。我在《暴雪將至》也有這種傾向。有人說它是類型片，也有人說它內核是藝術片，這都不重要，那是我的講述方式。最重要的是展現我對年代更迭所理解的真相。我有非常強烈的慾望和好奇心去接近那個歷史真相。
所以我也不是非要拍懸疑犯罪這種類型，這是偏外殼向的東西。
界面文娛：不過從《暴雪將至》到《戴假髮的人》，你確實比較專注在拍攝懸疑犯罪類電影，這是出於個人的選擇還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董越：首先我還是對人感興趣，尤其是那種有着身份焦慮和與過去割捨不清的人，當然還有人的僞裝與自我欺騙，我都感興趣。所以可能有種必然性，“餘國偉”與“孟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又有着某種程度的相似性。
這種類型也容易裝扮得讓你看不出來我要表達的主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裝扮）方式。我不想做那種拍的是什麼，結果又貌似什麼的電影。在我看來那種電影可能有點順。我覺得要講究策略，所有的思考用什麼樣的方式講出來，是非常需要動腦的事情。
界面文娛：但你會不會擔心觀衆無法理解到你要表達的點？
董越：當然擔心。我希望觀衆都能知道，但可能只有一部分觀衆猜到在表達什麼，所以其實還挺需要引導的。
界面文娛：影片的攝像風格還是挺有膠片感的，是怎麼確定整體的影像的風格，有沒有考慮觀衆的接受度和作者表達的適配？
董越：我在電影審美受一些老電影的影響。攝影指導鄧旭是我的學弟，我們受到的影響基本相似，就是80、90年代的那些電影。籌備期間我們一起研究了康拉德霍爾和羅傑狄更斯二三十年前的電影影像，如《毀滅之路》《冰血暴》等，都很有質感。
我們有着相似的審美觀，覺得這樣做一個城市犯罪片很有味道，慢慢就走向那兒。製作過程當中，包括現場拍攝打光，後期調色的審美取向，慢慢就把這個電影做成有點像老電影的感覺，還有點膠片顆粒感。
觀衆接受這種視覺風格沒有問題，其實還是故事本身，擔心觀衆不一定能夠那麼輕易地接受。
界面文娛：今年也有一些商業片導演在影片中進行創新，但是市場接受度也沒有那麼高。
董越：其實我相比之下更邊緣了，嚴格意義上來說我不是商業片導演，不是商業片導演的創作初衷，我試圖打扮成商業片導演的樣子，我覺得自己還是有拍片能力，可能就是個性使然，拍着拍就又回到了自己，最後表達的慾望、內心按捺不住的一些東西，慢慢都流露出來了。
《戴假髮的人》劇照/受訪者供圖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界面文娛：《戴假髮的人》在2020年10月開機，次年1月殺青，三個月的拍攝時間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董越：挑戰肯定是有的，這跟我的綜合能量有限可能有很大的關係。因爲拍電影不是說機位在哪兒的問題，有太多的學問在裡邊。
然後還有就是選擇團隊，怎麼做選擇？基於什麼做選擇？很多學問都是在開機之前，拍攝現場那點事對我來說不算什麼難事，開機之前的那些事情才真的是有難度的。
界面文娛：導演從首作到第二部作品，會有個人風格或者表達主題更明確的一個過程嗎？
董越：我沒有出現過主題不明確的情況，主要是分寸的把握，就是跟觀衆進行交流的話術。
第二部片我想去跟觀衆交流，試圖找到溝通方式。第一部可能會自我表達更多，因爲我不知道觀衆是誰，主體觀衆是什麼樣的趣味。第二部作品知道一點了，比如主體觀衆需要非常強烈的最終高潮戲，那我就做一個高潮戲。需要反轉，就做出一個反轉，但是還是不夠明確。
我在做電影和宣發的過程當中，也在請教各方觀衆的訴求以及心理預期。我需要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但是拍完這部我依然覺得自己不瞭解觀衆，還是希望更瞭解觀衆一點。
我希望未來拍的電影，無論是大製作還是小製作，都能非常吸引人。因爲我自己就很喜歡看“這個片子拍的怎麼這麼吸引我”的電影，比如說阿斯哈·法哈蒂的《推銷員》，我覺得他特別會寫劇本，包括達內兄弟的電影，用了藝術片的方式，但故事講述非常有沉浸感。
界面文娛：現在大環境電影資本可能會弱一點，創投會以前可能大家會更重個人表達，現在新導演也越來越注重作品能不能賣出去。你作爲創作者，會受到這種市場氣溫的影響嗎？
董越：不是說受不受到影響的問題了，我想我已經快沒工作了。因爲一個導演兩部片子如果不賺錢的話，他的職業生涯會比較艱難了，這很現實。因爲電影是高投入的行業，風險很大的，需要看導演的票房成績。你拿不出一個能夠引起熱議的，回報率很高的電影的話，之後或許會很難。
界面文娛：所以對《戴假髮的人》還是有一定的期待和壓力嗎？
董越：壓力當然很大，我甚至都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就是沒有拍電影的機會。但是其實對於我這幾年的所見所聞來說，這也許不算太大的事情。
好多人在這幾年都經歷和遭遇了非常大的事業或是生活上的滑落，包括負債、破產。我目前沒有家庭負債，所以我對現在的生活還比較滿意。目前首要的目標是，爭取拍下一部電影的機會。
界面文娛：你現在還沒有開始準備下一部作品。
董越：有一個劇本剛拿去做備案。最近一段時間有可能會有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