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片往事（二）：比張忠謀級別還高的教父，爲何選擇了芯片？

馬克·謝潑德

1968年，德州儀器（TI，以下簡稱德儀）CEO馬克·謝潑德和他的下屬，資深副總裁張忠謀飛到臺灣考察。

美國芯片產業的大公司正在海外的低工資地區設立裝配廠，德儀本來想以機器自動化降低成本，但發現這個辦法不夠快，已在斯坦福完成博士學業的亞裔張忠謀，聽從兩個臺灣同學的建議，向中意香港的馬克建言說：

臺灣恐怕比香港好。

兩人到了機場，打了一輛計程車，馬克開始感覺不好。他身高兩米，把身子縮進去都有些困難，這種不快加深了基於過往經驗的偏見。

二戰後期，他在圖森號航空母艦上當了三年中尉，曾到過中國的上海、青島，和日本的橫須賀，對於遠東的印象，就是酒吧和舞女。

第二天，與臺灣“經濟部長”李國鼎商談，馬克開門見山，提出兩個要求：

中和的地已經看好了，請你們協助取得；德儀很重視知識產權，請你們尊重。

馬克這樣提，有他的底氣。他和德儀一樣，都屬於早慧的風格。他4歲上學，7歲倒騰出第一臺礦石收音機，14歲高中畢業，19歲獲得電氣工程學士學位，二戰後一次春日旅行的途中，他十分偶然的拜訪並加入了德儀。

1951年，德儀從西電公司（Western Electric）取得晶體管專利，馬克帶領着一小隊年輕的工程師，很快使德儀實現了大規模量產，領先行業競爭者足足四年時間。

到德儀傑出的發明家傑克·基爾比在1958年發明芯片後，馬克又領導公司滿足了美國國防部的需求：用芯片控制民兵洲際彈道導彈投放核彈。

德儀芯片技術在軍事裝備上的快速有效的應用，最終爲該公司在袖珍計算器等民用消費市場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在1962年的《生活》雜誌上，39歲的馬克被評爲美國100名最重要的年輕人之一。芯片及其經理人，成了美國60年代初的時代偶像。

基爾比1958年發明第一塊集成電路

也正是因爲德儀在芯片行業的絕對領先地位，馬克在推動德儀全球業務擴張的過程中，對於知識產權保護格外在意。

德儀的核心優勢所在，就是那些年輕工程師在實驗室中的大膽嘗試和激進的在芯片量產方面的努力。如果亞洲官員允許不守規矩的本土工程師把德儀的電路圖抄了去，那麼德儀還有多少錢可賺呢？

但是，馬克對面老練的談判對手——“經濟部長”李國鼎並不這麼看，他迴應到：

那是帝國主義的東西，帝國主義用來欺負落後者的東西！

馬克被徹底激怒了，但這還沒完。李國鼎對德儀在中和的投資案似乎也不甚上心，說自己“無權決定，還要跟省政府、縣政府去談”。他提出了一個替代方案：

你們要去中和？我在桃園有個地方，就是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的隔壁，政府希望德儀也到當地設廠。

談判到此，已經很難分清是當局的意思，還是李國鼎的意思，或者李國鼎就作主並代表當局的意思。

馬克當即和李國鼎吵起來，他的提議令人難堪：早在美國時，德儀在日本的中國通事先選定了中和的地點，而且桃園RCA隔壁設廠讓馬克備受羞辱，這是一家在技術上“二流”的公司！與其爲鄰，拉低了德儀的格調。

儘管如此，馬克依然沒有忘記他此行的目的，他柔和了談判手段，爭取道：

我們會爲臺灣創造幾千個工作機會！

李國鼎終於放鬆了自己的口徑，但還是模棱兩可：

我會考慮中和投資案。

馬克與張忠謀回到下榻的圓山大飯店，點了一份牛排，盤子端上來，馬克氣急了，原來盤子上到處是醬油。在臺灣人引以爲豪的“國賓館”，竟然能做出這種菜餚！張忠謀在一旁看着，暗忖明天就得打道回府。

未料來日一早，馬克心情大好，意氣風發，原來美國總部來電，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聽聞德儀來臺，立馬許諾，如來，“要什麼都答應”。

張忠謀在德儀工作十年，升遷極快，隨着公司的全球化擴張，早已做好外派亞洲的心理準備，今次德儀設廠不利，怕是要帶着手下的臺灣工程師遠赴新加坡了。

不過，李國鼎此時並沒有放棄德儀投資案，作爲備受老蔣信任的島內財經系統的最高官員，他正在爲臺灣這個偏狹小島的現代化之路苦苦籌謀。

李國鼎出生於南京一個地主商人家庭，自幼對天文學尤感興趣，立下了“科學救國”的大志向。

在劍橋讀物理學時，中日戰爭爆發，他向英國的導師諮詢該怎麼辦，得到“科學家在戰時應當替國家做事”的答案，由此啓程回國，加入長沙的國民黨空軍，利用物理學專長提高導彈命中率。

戰時的歷練，使李國鼎成爲一個幹練的工程師和經營管理者。他有科學家的章法，喜歡與手下打成一片。在長沙的防空部隊，他在數月內成爲機械員的領袖，遊刃有餘的駕馭有才幹的技術人員。

後來國民政府西遷重慶，他被推薦至資源委員會管轄的一個鋼鐵廠任職，每日與工程師和工頭討論問題，時間一長，他竟成了一個鋼鐵專家。

盧作孚在重慶辦了著名的民生航運公司，旗下的機器造船廠爲鋼鐵廠供應發電設備和鍋爐，那廠長看中李國鼎的才幹，就任臺灣造船公司（簡稱“臺船”）總經理時特意提攜，邀他來臺擔任協理。

時值朝鮮戰爭爆發，島內和日本一起爭搶美國的軍火運輸生意，李國鼎勉力經營，將臺船的運輸價格降到比日商低6%的水平，贏得大量訂單，研究日美船商的經營模式後，又將臺船轉型至修船服務，贏得美軍驗船師和海員交口稱讚。

李國鼎忠誠任事，領導逢人便誇，“工業委員會”召集人注意到，邀請他擔任自己的助手，主持島內工業的發展計劃。

此時的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經歷了先是經濟而後軍事上的慘敗，蔣介石痛定思痛，將財經大權交還手下的技術官僚集團。

這是一個爲數大概四十多人的羣體，普遍經歷了西式的良好教育，在大陸時受國民黨禮遇，行事幹練清廉，到臺灣地區後被當局重用，任職於各類委員會，超脫於常設的行政組織，代表國民黨政權與美國打交道，薪俸由售賣美援物資得來的基金給付，相較一般公務員，很是豐厚。

背靠老蔣及其背後幾十萬軍隊的支持，技術官僚集團以日爲師，照着明治維新的模子展開系列經濟改革：

先是土改，政府以國營公司股票補償地主，然後將土地分與農民；農業生產力提高後，又課以重稅，將大部分資金髮展工業；國營工業發展成熟後，再售予民營公司。

島內工業化的資金，除了農業稅，還有美國人送來的援助。

如同大陸地區運用蘇聯的三億美元貸款引進156項工程，並建立門類齊全的國營工業體系，逐漸地完成進口商品國內替代生產（簡稱“進口替代”），臺灣地區也運用數額更大、時間更爲持久的美援來辦這件事情。

不同之處在於，在執行權力機構上，大陸地區的引進工程由中央政府統一安排，臺灣地區的美援資源則交由非正式的行政機構美援會分配；

在工業門類上，大陸地區更偏重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臺灣地區除此之外，還有藉助美援棉花和棉紗發展的紡織工業、小麥和黃豆發展的副食工業；

在所有制形式上，大陸地區都是國營，臺灣地區則是在國營成熟後，再透過立法程序儘量售予民營。

李國鼎與美援會其他技術官員

總的來說，島內執行的是一套“計劃式的自由經濟”。這一制度施行五年後，島內經濟中國營企業生產總值佔GDP的比例，從1946年的60%，降低到1958年的38%。

在工業委員會，李國鼎習得了一套務實高效的經濟建設方法，他從一個精明能幹的工程師式的經營家，快速成長爲一個老練的財經官員。隨着工作經驗的增長，他發現了島內經濟發展模式的軟肋：

徵收上來的農業稅正被日益龐大的政府開支吃掉，炮轟金門讓美國人意識到不能一直給美援，臺灣地區必須得自己賺錢，但光憑鳳梨和縫紉機，怕是要一直窮下去。

該怎麼辦呢？根源問題還是錢從何處來。

李國鼎旗幟鮮明的提出，工業要發展，就不可能老是進口替代、自給自足，自己人本來沒錢，還做自己人的生意，終歸是富不起來。那麼，要加速工業化的進程，就必須發展外銷工業，向海外源源不斷地出口工業品。

而要搞出口，就要接受外國直接投資，大工業發展起來，幾百萬的農民便有工可做，等他們成功轉換成產業工人，要在城市落腳，總需存錢吧，儲蓄一上來，政權再發展工業，便不會苦於資金短絀了。

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其中的貨幣兌換環節。

國民黨政權吸取金圓券的教訓，不敢再濫發貨幣導致惡性的通貨膨脹，但當局的巨大赤字仍然存在，如用較低的匯率，便需花更多的本幣、也只能徵更多的稅以滿足國外採購的需求。

因此，保守派官員激烈反對旨在使本幣貶值的匯率制度改革。

改革派最終獲得了老蔣的支持，道理是瞭然的，美國人逼着經濟自由化改革，卻不指明賺錢的門路。

匯率改革不單迎合了美國人的需求，還能賺取大量外匯縮減赤字。與外銷的潛在利益相比，政府在國外採購上多花點錢，也就不足爲道了。

外銷戰略的攔路虎被搬了去，一場幾十年難遇的大雨讓李國鼎出乎意料地青雲直上。

1959年，島內八七水災爆發，近半數農地被毀壞，三十多萬農民無家可歸，十分之一的GDP煙消雲散。李國鼎被委任爲重建計劃負責人，與老蔣的副手陳誠考察各地災情，深得賞識，由此獲得最高級別的政治支持。

美軍參與八七水災援助

水災重建獲得成功，大量的海外華人回臺參觀，向陳誠訴苦，在島內投資太難。承接海外投資的工作被全權交給了李國鼎，陳誠說：

投資人有問題不能解決，就是你的問題，你要幫他解決。

李國鼎研究外資在島內設廠的政策，卻發現一個流程下來，足足有七十多個步驟，其中頗多重複，如要拿農地蓋廠，更會觸碰四種法律，光是修法，便不知到何年何月，於是只有一個辦法——設一個特別法。

此時他被陳誠多次舉薦，獲得老蔣的強力支持，不過兩月，“立法院”開了25次聯席會議，三讀通過，定爲“獎勵投資條例”，省繁文縟節，免外銷之稅。

李國鼎就此成爲島內外銷政策的掌舵者。

1964年晚春，美國電視機大廠通用器材公司的負責人上門找李國鼎，因當年東京奧運會舉辦，日商消費電子產業大事擴張，奧運過後產能必然過剩，便會到美國“傾銷”。

通用爲應付這股潛在的價格戰洪流，不得不來臺設零件裝配廠以減少成本，但要招架住日本人，需快速覈准設廠。通用所產電子產品，正是臺灣所需，李國鼎知曉來意，允諾一個月內完成核準手續。

通用投資案一炮打響，臺灣的外銷工業被迅速納入美國的電子工業體系，以對付來勢洶洶的日本競爭對手。

負責美國對外投資聯絡的紐約辦事處一連接到多家電視機廠的諮詢電話，原來，通用器材公司的負責人到處向他的客戶宣傳島內優異的投資環境，招來了RCA、摩托羅拉等電子大廠。

其後，一位美國友人又提醒李國鼎，島內應尋找一顯像管公司補足產業鏈，如此就能配成整機出口，於是他找來康寧和飛利浦落戶。至此，島內的消費電子工業，先於香港特區和新加坡形成一個健全的系統。

李國鼎的工作得到老蔣認可，1965年，他與蔣經國分別以“經濟部長”和“國防部長”之職進入“內閣”，進入職業生涯的黃金期。

“經濟部長”的工作異常繁重，週末無休，平均一天，至少要會見三位賓客，處理二十件公文，主持一場會議，基本每隔半月臨出國前，還要去士林官邸彙報所見所聞，這導致他除了工作幾乎沒有多餘的“嗜好”。有次他突感病痛以爲患了重症，老蔣忙送他到美國診療，幸而無礙，兩人都送了口氣。

到了1968年德儀CEO馬克和副總裁張忠謀赴臺考察時，李國鼎已不用憂愁沒有電子工廠，他的外銷工作成績卓著。

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的十年時間裡，島內的外國直接投資、出口總額和儲蓄總額都增加了十倍。他的經濟設想如約兌現，甚至超乎預料。

在這個經濟高速增長的當口，如要落地德儀投資案，需要多加考量的，是產業的羣聚效應，以及新徵農地所耗成本多。

但顯而易見的是，此時當局還拗不過美商的大腿，沒有什麼選擇的條件。周邊的亞洲經濟體在窮追猛趕，不只是臺灣地區發現了出口工業的巨大商機，島內的勞力密集型工業，正面臨成本節節攀升和吸引力逐漸減弱的危險。李國鼎思量再三，最終還是答應了德儀的兩個要求。

60年代的TI芯片工廠

進入1970年代後，島內經濟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國民黨政權被逐出聯合國，石油危機正將生產成本推到一個新高度，產業轉型成爲一個無法逃避的嚴肅課題。

工業化國家中的“模範生”——日本，成爲島內轉型的學習樣板。

那時，日本人已在戰後的廢墟上重建了經濟，開始建立完善的品質管理制度，技術人員一絲不苟，盡善盡美，走路如風，給島內公派赴日學習的工程師留下深刻印象。

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日本發展工業的策略，通商產業省（簡稱通產省）發展一項工業，則會撥一筆基金成立一個社團法人，召集相關公司共商關鍵技術項目，定好稅制和獎勵補助方式，並以嚴謹的項目管理制度規範。

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在電子工業取得顯著成效，島內“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下設電子工業發展小組，常派高階工程師和官員赴日考察，學習NEC、東芝、三菱等日商的商業運作，和通產省等日本部委的產業政策。在日的工程師團體也組成學會，實時密切關注日本的技術進展整理成刊，及時傳回島內。

日本的成功經驗珠玉在前，1973年，“立法院”撥款兩億元臺幣，設立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1974年成立電子研究所，瞄準電子工業轉型方向，希冀能借該機構從外國引進技術。

1974年，潘文淵召集華人專家成立“電子技術諮詢委員會”，爲臺灣發展技術工業提供諮詢

到了1976年，“行政院”改組，李國鼎徹底從財經崗位上撤下來，被蔣經國任命爲“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召集人，實際上接過電子工業轉型的重任，工研院電子所就此成爲他關注的重點對象。

依常理而言，李國鼎做了十幾年財經工作，到已然是半致世的年紀接過一個“編外”委員會，這類職位一般被默認爲滿足退休養老之需，況且他現在手中無人又無錢。

但李國鼎不這麼想。

他早在1947年《科學世界》雜誌中刊發文章，評述羅斯福顧問範內瓦·布什的《科學：無盡的前沿》一書，認爲中國需要發展科學研究，以增進人民福利。

島內當局早有設立“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和“科學委員會”，多由留美學人主持，重基礎研究，但輕應用科技，也不關注研究成果從實驗到工業品的轉化。

李國鼎意識到這一缺陷，着意利用當局“經濟部長”等一干高官的鼎力配合，首先支持工研院電子所從美國RCA引進的CMOS芯片項目。

那麼，要派誰去學習？島內電子工業的人才從何而來？他們能擔得起李國鼎的重任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