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南島時代：新加坡「被」遺忘的族羣傷痕

《終戰詔書》放送之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告終。

1945年9月，相隔三十多個緯度的新加坡，人們歡喜地涌上街頭迎接盟軍的到來。他們大多是華人，而此刻「被」迎接的盟軍正由蒙巴頓將軍所指揮，率領着既是殖民者又是解放者的英軍，重返新加坡。

然而英國人的威風凜凜，只是迴光返照。大戰中「大意」輸掉馬來亞與新加坡的英國人，早已失去了在地的信任。此一時彼一時，在歷經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統治後，馬來亞的族羣政治更顯複雜：新加坡華人成了爭取自治的最大力量，馬來民族主義的火也熊熊燃燒，而受到中共鼓舞的馬來亞共產黨，也將影響力滲入新馬地區。

▎英國人的「分而治之」與新加坡的繁盛：老死不相往來

猶如「獅城」一名源自馬來語「Singapura」，原以馬來人爲主要居民的新加坡本同屬馬來世界的一部分。直到1819年代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殖民者萊佛士（Raffles）爵士，爲了找尋能與荷蘭抗衡的港口，佔領了當時名義上由柔佛王國蘇丹「東姑阿都拉曼」（Tengku Abdul Rahman）統治的新加坡島，獅城的殖民故事自此展開。

爲了找尋能與荷蘭抗衡的港口，代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萊佛士爵士（圖中雕像），佔領了新加坡島，獅城的殖民故事自此展開。 圖／歐新社

雖然就地緣政治上荷蘭與英國多有衝突，但在拿破崙戰爭後，荷蘭政府考量其對英國舉債甚多，雙方不得不重修舊好，終於於1824年在倫敦簽署《英荷條約》，確立雙方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這份文件影響了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地理範圍。兩年後，英國政府將檳城、新加坡與馬六甲共組成一個「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成爲英國南洋貿易的指揮核心。

新加坡很快地被建設爲重要的貿易商港。爲了開發其商港特性，萊佛士採取門戶開放的移民政策，來自南亞、南中國、馬來亞與印尼羣島的移民開始大量進入新加坡島；移民之中，有的是自願遷徙，有的則是被人口販子拐騙到此工作。

大批移民的涌入，讓新加坡迅速發展，原本幾百人的小漁村，在1860年時人口竟已超過八萬人。此後，隨着英國力量逐步推進馬來半島，原本散居馬來亞的華人也因商業誘因而往新加坡涌入。到了1909年英國控制整個馬來亞的同時，新加坡的華人比例也已突破70%，總人口更爆增到22.6萬人。

面對多種族人口遽增，殖民政府需要一套種族說詞來合理化統治策略；受到種族主義科學的影響，英國殖民政府採取「MCIO」的人口管理制度，也就是馬來人（Malay）、華人（Chinese）、印度人（Indian）和其他（Other）。

依照1822年《萊佛士城鎮計劃》（Raffle’s Town Plan），不同種族的移民居住在不同地區，華人則又依方言羣分配到不同居住地，譬如福建人在直落亞逸（Telok Ayer）、潮州人在新加坡河畔、客家人在克羅斯街、廣東人在牛車水等等。此外，峇峇孃惹則聚居於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與尼路（Neil Road）附近。這個做法減少了族羣間的互動，但英國的殖民政策，還是透露出各種族間微妙的關係。

當時外來移民已逼近總人口的一半，相形之下處於散村形式的馬來人顯得沒那麼多。不同於被定位爲契約勞工的「勤勞」（認份地被剝削）的華人，殖民母國的學者將馬來人描述爲「懶散的種族」，並限制他們只能從事農業。即便事實上馬來人的數量佔了大宗，他們卻被貼上「難當大用」標籤的；真正具有利潤的經濟生產則轉由外來移民主導。

1886年英國政府引進土地所有權政策，新加坡出現土地交易市場。一些馬來農民曾嘗試趁着咖啡作物景氣時，將咖啡土地販售給華人或印度人賺取高額利潤，但這種「下有對策」很快的就被英國人發現了，殖民政府於是實施「習俗土地」（customary land）制度，規定馬來農民只能將土地轉賣給馬來人，而不是握有財富的華人與印度人。

種種不公平的限制來自於殖民者的種族論述。英國人譏諷馬來人是「坐在樹下等椰子掉下再剝開來吃」的族羣，並宣稱政府的做法都是在「保護」馬來人，讓他們獨立於資本體系，不用與其他族羣競爭工作，但這讓馬來人既不能從事其他職業，又不能仰賴空間換取資本，最終造就了馬來人弱勢的經濟地位。

馬來人「不感興趣」的原礦開採（錫礦、棕油、蔗糖等）屬勞力密集型的工作。爲鼓勵招工，殖民政府也允許印度人與華人自行組織勞工招募，之中形成了許多類似今日移工仲介的利益團體。譬如電影小說裡常出現的「天地會」，就掌控了大批華人移工的生死大權，連英國政府都沒辦法控管。

快速的經濟發展也帶來劇烈的人口變動，但大體而言，這個新加坡夢的展開，雖建立在馬來人的結構性弱勢上，不過族羣之間至此還算是相安無事，沒有太多接觸，也沒有太多刺激，雖有波動卻鮮有漣漪。

新加坡各族羣人口的變化。 圖／作者製圖

▎日軍佔領時期：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

新加坡的繁盛持續了七十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其也沒有影響，但不知是否過於太平，1942年2月，在太平洋戰爭已開打兩個多月之際，日本僅僅花了七天時間，就擊垮大意的英軍。

在英國統帥白思華將軍（Arthur　Percival）簽下投降書後，日軍取得整個馬來半島，以及新加坡島的統治權；新加坡被更名爲「昭南」（Syonan），取昭和之名號，爲天皇照亮南方的意思，並從直屬特區轉爲隸屬於「馬來」之下的特別市，在意外之中，日本政府也完遂了馬來半島的統一。

二戰前，馬來半島的華人雖然人在東南亞，但族羣認同仍以中國爲依歸，一些心繫中國事務的華人憤恨於日本的「侵華戰爭」，在日軍登陸新加坡時，奮力協助英軍抵抗入侵。新加坡淪陷後，這些反抗華人更加入了的星華義勇軍，華人族羣也因此成爲昭南政府日後的頭號黑名單。

爲清洗反對力量，昭南市政府在境內實行「檢證」，要壯年的華人男性到「檢證中心」報到，由日本士兵判斷你是否有「反日傾向」。是，就在你身上寫上「抗日份子」四個大字，然後押在一旁，等待發落；不是，就在你衣服上寫個「檢」，表示通過檢證。

風聲鶴唳，那個「檢」字成爲華人寧願不洗衣服，也不敢洗掉的保命護身符。

這個行動被稱做「肅清」，光憑日本憲兵隊的報告就指出，至少有六千名獅城華人慘遭殺害；在馬來亞、菲律賓也都有過類似的「肅清行動」。

在戰前，日本情報單位就對東南亞進行過調查，相當清楚各地的華人領袖、派系的情況。在肅清進行的同時，日本政府也試圖在馬來地區成立單一華人組織，積極拉攏猶疑的華人菁英，成爲配合日方控制華人的白手套。

有「馬來之虎」之稱的日軍指揮官山下奉文（左三坐者）與英軍指揮官白思華（右二托腮者）交涉新加坡投降。 圖／維基共享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打着「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聲稱要把西方殖民者趕出亞洲，建立亞洲新秩序。因此，不同於對待華人的肅清，日軍在攻陷新加坡後幾天，就在小印度的花拉公園對印度戰俘發表演說，指出日方會實際支持印度解放運動，冀求挪用印裔族羣對愛國主義的情操，使之與昭南政府展開統治合作。

而被殖民政府長期壓迫的馬來人，因自覺己身在殖民系統下受到的待遇不公，對英軍的慘敗反倒冷眼旁觀，取而代之的昭南政府，對馬來人而言並不是敵人。

相較於英國殖民政府對馬來人的諸多限制政策，日本則宣傳「共同保衛馬來亞」，放寬伊斯蘭宗教事務，並允許馬來人公開慶祝開齋節，藉以拉攏馬來的宗教菁英。昭南政府也打破了就業市場的種族限制，讓馬來人能接受技職教育，進入過去由其他人種壟斷的經濟活動跟就業市場，馬來人也因此大幅強化對「馬來羣體」的身份認同。

日本的佔領政策，大力催化了「馬來民族主義」的誕生。

日本鼓勵馬來人加入其所支持的「大印尼」（Great Indonesia）計劃，希望將印尼人和馬來人（印尼人和馬來人說的語言可以互通）整併爲同一股民族力量，以配合其「大東亞共榮圈」的戰時號召。

昭南政府控制新加坡的途徑，除了強調馬來共感外，「大印尼」的號召也刻意地排除華人在東南亞的族羣文化。譬如，昭南政府在進入新加坡的第一年，就將華校通通關閉，此舉對華人來說是再直接不過的壓迫宣示。

但到了1943年，日本將馬來北方四州割讓予泰國，這直接使整個馬來地區的華人比例攀升到47.7%，東京軍事部因此意識到必須取悅華人，才能鞏固馬來半島的戰時統治。華校隨後也重新開啓，但每週14小時的日語課仍是華語教學的兩倍之多，難以達到拉攏民心的目的。

同年六月，日本政府開始在檳城、吉隆坡、新加坡等地設立配有華人顧問的日華辦事處，此舉卻引來軍方的反彈，質疑是在迎合華人；該政策也遭來馬來人的反對，要求日方應同樣設立維繫與馬來人關係的機構，最終迫使日方擱置想法，政策也不了了之。

日軍開進新加坡中心的浮爾頓廣場。 圖／維基共享

▎戰後不太平：清算、嫌隙、民族主義的擡頭

在配合、接受新佔領者的統治之外，隨着太平洋戰爭的進行，日本佔領軍也得面對遍及馬來半島的反抗力量。

戰爭期間，英國協助成立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其戰士多由華人組成，靠着叢林游擊戰與日方纏鬥斡旋。日本政府爲了對抗華人發動的叢林游擊戰，大舉徵召馬來人的酋長、警察與志願兵團，華人將之解讀爲「馬來人與日本人合作」，種族間的誤解因戰爭越埋越深。儘管如此，許多華人爲了要拉攏馬來村莊居民的協助，而學會說馬來語，並且使用三顆星（tiga bitang）的圖案，象徵華人、馬來人與印度人共同對抗日本。

馬華關係的矛盾，在戰時特別糾結。一方面，在鄉村地區，華人透過接觸合作，更認識與瞭解了馬來人；另一方面，市中心的華人卻是非常討厭馬來警察，仗着昭南政府的勢力「狐假虎威」。

這些「糾結」在戰後，也迅速燒成族羣仇恨。日本投降後，不少馬來警察在新加坡被殺害報復，馬來亞與新加坡多地也都發生種族衝突，各種清算反讓戰後的星馬難以太平。

日本人的到來，瓦解了英國人維繫的分而治之。

那些原本看不見的、沒感覺的，忽然變成相對剝奪感；各自族羣利益的相互碰撞下，族羣裂痕被揭開了就難以再遮掩。這是整個馬來半島的裂痕──華人被大屠殺，憑什麼馬來人還能擔當警察，步步高昇，拿日本人的薪水來叢林裡與反抗軍作戰，跟日本人通風報信？

日本人走後，再次回來的英國人可說是狼狽不堪。崛起的馬來民族主義已無法再接受英國人過去的「保護安排」，華人則不再把安全希望放在英國人身上。

爲了重新整合馬來亞，在英國的推動下，1946年由馬來聯邦、馬來屬邦與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除外）組成「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直接隸屬英國皇室。但馬來民族主義已無法容忍再次的異族統治，因此大力抵制馬來聯邦的倡議，甚至馬來蘇丹也沒出席聯邦成立的典禮—此舉無疑是明確地拒絕效忠英國皇室，讓英國政府愈發覺得棘手。

馬來亞聯邦的提案，遭到馬來民族主義者強烈抵制。 圖／維基共享

▎誰的馬來西亞？馬來人的還是華人的？

無力維持下，1948年馬來聯邦宣告解散，改爲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此時新加坡仍被排除在外，各州蘇丹重獲其統治的象徵地位。

英國政府順應馬來民族主義者，在《馬來亞聯合邦新憲制建議書》中，接受諸如「馬來人優先主義」的想法，對於限制非馬來人的公民權沒有異議，並承認馬來亞是馬來人的國家，馬來人是本地原住民。

此舉理所當然的遭來馬來亞各州華人的強力反彈。一夕之間成爲了二等公民，任誰都難以接受，各地華人遂發動罷工並公開反對建議書內容，但英國政府卻對此充耳不聞，對華人的反彈毫無理會。

除此之外，馬來亞華人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以華人爲主的馬來亞共產黨在戰後不斷髮起「反殖民運動」，亦讓英國政府深感頭痛，並開始驅逐有左派傾向的華人。

昭南政府的來去，留下了民族主義的火種，而馬來人崛起「當家」的同時，華人族羣也不斷地爭取公民權力，但華人的擴權需求與「馬來人優先主義」的衝撞，卻是越演越烈，最終迫使新加坡走向了分離的獨立之路。

1964年新加波爆發兩次嚴重的種族騷亂，族羣對立的緊張局面，也逼使新加坡隔年的獨立。圖爲李光耀（持麥克風者）於1964年7月騷亂後，上街安撫民衆。 圖／美聯社

▎處於馬來世界的華人國家

儘管多元族羣跟多元文化已然成爲當今新加坡的重要形象，充斥在政府文宣的修辭之中，但「族羣問題」卻曾是新加坡統治者們的一大擔憂。

筆者走訪了衆多描述日殖歷史的博物館，其大多是晚近才規劃成館，當中除了有一、兩個展廳描寫了日本的族羣政策外，大多數展示都選擇忽略或迂迴地書寫。它們不約而同的選擇放大了「馬來人的覺醒」，描寫當時不少馬來人驚覺自己「被日本人利用」，而口述歷史中，也選擇呈現戰後種族報復時，有想勸阻的華人，只是因爲害怕而未能出身。

務實的新加坡人似乎能很清楚的分辨出，什麼是歷史的日本，什麼又是當代的日本。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二戰70年談話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公開發言，竟是要中國和韓國不要一直糾纏着要日本每年道歉。

今年是新加坡獨立五十週年，「一個國家、一種新加坡人」的口號，新加坡人早已不陌生，但表面上是多元文化主義，獅城底下卻仍是歷史積累形成的族羣矛盾。歷史敘事着重日本的暴行，無論什麼族羣都被重新建構成被英國與日本操弄的旗子，描述人民的渺小、殖民者的可惡，以試圖淡化彼此間的族羣心結。

新加坡政府至今仍然沿用着英國的種族模型，只不過從MCIO變成CMIO——當然，因爲華人數量上屬主流；人口登記上大喇喇地寫上你的種族，母語教育亦採取不得自由選擇的強制性「族語教育」。究竟，在什麼意義上，「一種新加坡人」成立了？在這五十週年的時刻，當主管伊斯蘭事務的馬來人官員說出，「新加坡馬來人有不折不扣的壯觀進展」時，很難讓人不去懷疑這個社會已沒有二戰時留下的創傷。

「一個國家、一種新加坡人」的口號，新加坡人早已不陌生，但表面上是多元文化主義，獅城底下卻仍是歷史積累形成的族羣矛盾。圖爲新加坡克蘭芝陣亡將士公墓。 圖／美聯社

▎備註

昭和天皇宣讀的《終戰詔書》內文，於1945年8月15日廣播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