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程辦公的終結

在今天討論“遠程辦公”這個話題，或多或少有些弔詭，因爲它已經遠離我們的視線許久。

就在疫情三年間，遠程辦公還是相當火熱的概念，甚至被視爲未來工作的主流，許許多多正面聲音肯定它的好處，國內外大大小小的公司也都開展了相關的實踐。有很多人預測，即便疫情結束，遠程辦公也將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形式。

但結果已經很明顯了，遠程辦公並沒有成爲一個真正的趨勢，反而正在走向“終結”。

這體現在很多方面，諸如之前採用了遠程辦公模式的大公司紛紛反悔，而打工人雖然對遠程辦公青睞有加，但由於缺乏決定權，也不得不迴歸到辦公室，並逐漸將它遺忘。遠程辦公沒有成爲潮流，而是成爲一種管理學概念，因美好而被束之高閣。

大公司的“反叛”

新冠疫情初期，由於各地的隔離政策，本來小衆的遠程辦公在全世界範圍內流行起來。根據一項數據，2020年5月這個節點，有61.5%的公司職員在居家辦公。但2023年之後，隨着疫情結束、管控放開，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一批大公司開始取消遠程辦公政策，要求員工返回辦公室，恢復線下辦公。

2023年5月，亞馬遜公司發了一封內部郵件，要求員工每週至少在辦公室工作3天。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安迪·賈西措辭嚴厲：員工必須做好回來的準備，否則將承擔後果。

管理層的這一舉動，直接導致3萬名亞馬遜員工組成“異議聯盟”，其中2000餘名員工舉行大罷工。在聲明中，罷工行動的成員指出：“亞馬遜自上而下、一刀切的RTO（重返辦公室）指令，破壞了我們希望實現的多元化、無障礙的未來願景。”

在罷工期間，多名亞馬遜高管離職，轉投到當時仍然實行遠程辦公的谷歌。只是他們也沒想到，沒過多久，谷歌也“叛變”了。和亞馬遜一樣，谷歌也要求員工每週至少回辦公室工作3天。

這份長長的“出爾反爾”的名單還包括蘋果、X（前Twitter）、迪士尼、星巴克、沃爾瑪，以及多家律所、諮詢機構、金融機構和汽車製造公司。其中不乏有之前聲明將採取永久遠程辦公的公司，例如汽車製造商Stellantis。Stellantis最近幾年一直倡導遠程辦公，並大幅縮減了線下辦公空間以及出售了部分不動產，更是在2022年宣佈：將遠程辦公作爲永久性政策，允許非裝配線工人70%的時間居家辦公。但自2024年1月份以來，該公司要求工程師每週至少要在辦公室工作3天，而在緊張的新車發佈期，部分工程師甚至需要在辦公室工作六天。

當然，這份名單裡最讓人出乎意料的，還得是遠程辦公的工具提供商、視頻通訊公司Zoom，它也要求員工恢復每週至少兩天的到崗時間。然而就在2023年2月，Zoom還專門發表過支持遠程辦公的報告，報告指出工作靈活性與薪酬水平幾乎同樣重要，因爲“當我們在想要的時間和地點開始工作時，我們可以更好地照顧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

宏觀層面的調研數據也印證了“遠程辦公正在終結”。一份報告顯示，2024年第一季度，美國10萬美元或以上的工作機會中，遠程工作僅佔9%，靈活時間的工作職位比例下降了40%。[1]2023年，畢馬威針對1300多名CEO進行的一項調研也發現，只有7%的CEO還堅持認爲完全的遠程工作會成爲常態，而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爲，未來三年內全體員工應該一週五天完全重返線下崗位。

可以說，無論這些公司之前有多麼認可“遠程辦公”這一工作模式，當下都是“重返辦公室”的大旗風頭正盛。作爲結果，當下已經很少有人或組織再提“遠程辦公”這個概念。除了幾家公司以實驗的態度將其納入到“混合辦公”的範疇中，遠程辦公，這個曾被視爲未來工作變革主流的趨勢，幾乎已經終結。

遠程辦公爲什麼沒有成爲趨勢？

相較於傳統的線下辦公，遠程辦公的可能性優勢可以歸爲三個層面：一是微觀層面，個人工作效率的提升，通勤成本的降低，等等；二是中觀層面，減少公司辦公樓宇的租賃成本和運營成本；三是宏觀層面，緩解大城市高房價、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問題。

這些優勢都源於員工工作與生活地點的分離，員工不必長距離通勤，可以更獨立、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地點和時間。但問題同樣來源於此。遠程辦公最大的問題，就是把處在辦公室這個社會化場所的員工，還原成身處各自生活空間的孤立個體。空間的隔離，致使員工原子化程度加深，導致員工間溝通受阻。

溝通受阻的表徵，首先體現爲員工間的溝通效率低下，在線下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的事情，現在要靠通訊軟件，甚至需要單獨預約、拉會。《哈佛商業評論》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面對面交流的效率是郵件溝通的34倍。另一份研究表明，社交活動和與其他人的交流可以提高心理機能，尤其是可以提高認知表現。溝通效率的低下進一步影響到工作效率。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與研究所發佈的報告顯示，完全遠程工作會使平均生產力降低10%～20%。

溝通受阻也使得本可能在辦公室中誕生的人際鏈條漸漸枯萎。

麻省理工的一項研究發現，自從開始遠程工作後，人們在社會學意義上的“弱關係”的形成下降了近四成。對於需要協作的工作，個體之間並非像機器系統中的零件那樣咬合緊密，而是鬆散的，需要大量的人際關係來驅動。跟同事打招呼、閒談，由此形成的弱關係是我們工作網絡中的毛細血管，也是推進工作重要的潤滑劑。

一方面，這些弱關係能夠營造良好的職場氛圍，加強員工的組織歸屬感和忠誠度。另一方面，這些弱關係也是工作中創造力的重要來源。在工作日常中的閒聊，往往蘊涵着大量創新想法的誕生。科技記者Steve Levin在《How Remote Work Could Destroy Silicon Vally》（遠程工作可能毀了硅谷）一文中提到，許多硅谷的創新出於“機緣巧合”（Serendipity）。當企業家、創業者、精英、資本在線下空間聚集到一起時，能激發出許多潛力，也許你在一家咖啡館與合作伙伴聊創業計劃，隔壁桌的客人會成爲你未來的投資人，創意團隊能頭腦風暴出一個拍攝計劃，研發團隊可以合理解決一個Bug。[2]這些都是線下辦公不可比擬的重要優勢。

而空間的隔閡抹殺了這些可能性。儘管藉助在線會議軟件能實現遠程通訊，但卻無法還原線下交流的臨場感，溝通門檻的提高造成員工間“無用的”溝通頻次大大降低。而這種“斷聯”更嚴重的後果是，造成職場斷代和企業文化的喪失，尤其是對於剛剛步入職場的年輕員工來說，職場生涯早期的經歷尤爲重要，但遠程辦公削減了他們面對面交流和學習的機會。

面對面交流也有助於職業發展。這其中存在“曝光效應”和“近距離偏見”。“曝光效應”是說人們傾向於被熟悉的事物吸引，熟悉度越高，喜歡的程度就越高。而“近距離偏見”則是管理者會更偏愛那些經常在辦公室工作的人，而輕視那些遠程工作的員工的成績——只是因爲並不常見到他們。由此帶來的結果，有大量研究數據可以印證：

遠程工作者更容易被裁。根據就業數據提供商Live Data Technologies對200萬名白領的分析，2023年，每週居家工作五天的員工被解僱的可能性要比在辦公室工作的同事高35%；同樣，Beautiful.ai對北美3000多名管理人員進行的調查發現，60%的管理人員表述，如果需要裁員，很可能會首先解僱遠程工作的員工。[3][4]

遠程工作者更難晉升。同樣是根據Live Data Technologies的數據，遠程工作者的晉升頻率比在辦公室工作的人低31%。數據還顯示，在2023年，只有3.9%的遠程工作者得到晉升，而在辦公室工作的人則有5.6%。

遠程工作者的待遇更差。Alliance Virtual Offices公司的另一項研究發現，遠程員工獲得獎金的可能性比辦公室員工低38%，但加班時間卻幾乎是辦公室員工的兩倍。

遠程辦公的“遺產”

遠程辦公並不是一個新概念。IBM最早在1979年提出了“遠程辦公”的概念，目的是緩解總部主機的擁堵情況。IBM先是做了個實驗，讓五位員工在家工作，驗證效果不錯，於是開始大力推廣遠程辦公。到2009年，已經約有40%的IBM員工處於遠程辦公的狀態，這給IBM節省了大量的辦公空間和成本。

遠程辦公的一些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正如我們在前面所總結的，它對於員工個人、公司以及社會等等層面都存在正向價值。而經過疫情中三年的實踐，儘管遠程辦公並沒有成爲一種更主流的趨勢，但正如疫情所帶來的衆多改變一樣，遠程辦公已經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於工作和自己生活的想象。

混合辦公正在成爲一個重要的選項。今年7月，去哪兒發佈全員信，宣佈自7月15日起，員工可以在每週三、週五靈活選擇辦公地點，而“無需進行任何審批”。而另一家在線旅遊平臺攜程早在2022年就實行了3+2混合辦公制度，符合條件的員工每週一至兩天可以自行選擇辦公地點。攜程創始人樑建章還在《Nature》發表論文，通過數據印證混合辦公的好處，例如員工滿意度提升、離職率降低等等。

遠程辦公也爲打工人的工作帶來了更高的靈活度和自由度。遠距離的線下出差不再是必選項，很多時候可以藉助騰訊會議這樣的在線會議工具來實現。而這類工具通過整合AI實現的輔助功能，讓在線會議變成了比線下開會更有效率的存在，能夠有效地進行會議內容的整理、翻譯、錄製、沉澱、要點提煉。這些都已經成爲工作中的必要動作，潛移默化地改變着我們的習慣。

對於一些跨國公司或者異地公司來說，遠程辦公也增加了員工之間或者是員工與客戶之間相互觸達的機會和頻次，因爲它降低了連接門檻，讓更廣泛、高頻的遠距離觸達具備了可能性。對於這部分人來說，遠程辦公不是斷連，而是加強了連接。遠程辦公也讓“邊工作、邊旅居”的數字遊民成爲越來越多人的選擇。這些都是遠程辦公所留下的“遺產”。

很顯然，遠程辦公並非一無是處。真正導致遠程辦公沒有成爲趨勢的原因，其實是現代公司的管理制度還沒有相匹配地完善，還不能做到科學地衡量員工遠程工作的效果。不具備結果導向的評價機制，又對員工缺乏“監視”，這是大多數管理者焦慮的來源。對於大部分管理者來說，員工坐在辦公室裡，按時按點上班、打卡，在自己的眼下工作，要比讓員工自行安排工作地點和時間更安心。

那些公司或被動或主動地加入到遠程辦公的隊伍中，甚至宣佈將永久遠程辦公，卻又急匆匆、一刀切地取消，其實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懶政”。或者說，他們本就沒有做好準備。

這是一個管理制度和績效評估機制無法準確衡量遠程工作效果的時代，這是一個對於工作上的“摸魚”和“怠慢”仍然缺乏寬容度的時代，這是一個人類工作者要警惕被人工智能取代因而被迫焦慮內卷的時代。說到底，遠程辦公的終結，其實並不因爲其它，而是它生錯了時代。

參考文獻來源：

[1]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tech/1433728.htm#google_vignette

[2]https://marker.medium.com/what-silicon-valley-loses-if-everyone-goes-remote-761b398dc9fb

[3]https://cn.wsj.com/articles/完全遠程工作的員工更容易遭遇裁員-d1f5ce2a

[4]https://www.beautiful.ai/blog/2024-ai-workplace-impact-report

來源 | 騰訊研究院（ID：cyberlawrc）

作者 | 王煥超 鄧培山 ；編輯 | 呼呼大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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