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兇手”是如何被製造的?這部波蘭電影太敢拍了

《我是殺人犯》劇照

上世紀70年代的波蘭,社會非常不安定,一座原本寧靜的小鎮上接連發生了多起命案。

一時間小鎮上下人心惶惶,瀰漫着恐怖的氣息,民衆與政府的關係也變得空前緊張。

爲了安撫民心,維護社會治安,政府投入了大量警力偵查此案,卻始終沒有進展。

當第11位受害者出現時,偵查人員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受害者爲波蘭工黨第一書記的侄女,且兇手來信揚言要用30條人命,來“慶賀”波蘭人民共和國30週年慶典。

病急亂投醫的警方抽調來年輕能幹的中尉亞努斯,全權負責案件的調查。

他拋出百萬賞金來徵集線索,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計算機數據對比分析技術,甚至還邀請了英國專家進行罪犯心理畫像。

但除了一個42碼的腳印之外,沒有得到任何其他線索。

《我是殺人犯》劇照

在比對案發現場人員名單與嫌疑人名單時,亞努斯偶然發現了一個重合的名字——卡利奇。

這是一個完美的嫌疑人,卡利奇認識其中一位受害者,也曾出現在犯罪現場,穿42碼鞋,還有家暴史。

更巧的是,卡利奇被扣押後,連環殺人案也就此停息了。

《我是殺人犯》劇照

如此一來,社會各界都認定了他就是真兇,即便他再三否認也是徒勞無功。

官方迅速對外公佈:

“吸血鬼連環殺人案”的真兇已被緝拿!

亞努斯成了神探,即將升職加薪,前途一片光明。

《我是殺人犯》

鳳凰衛視電影臺4月15日 08:20即將播出

以上是波蘭電影《我是殺人犯》中的劇情。

影迷們常稱《我是殺人犯》爲波蘭版《殺人回憶》,兩片的案情與時代背景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但電影的着力點卻大相徑庭。

《殺人回憶》以案件推理爲主線,而在《我是殺人犯》中,影片才過半小時,“兇手”就已落網。

而導演真正要表達的,從此刻纔開始。

我是 ·殺人犯

《我是殺人犯》劇照

亞努斯破案有功,升職加薪,搬進了獨棟大別墅,第一書記親自送上彩色電視機,兒子在作文中自豪寫道“爸爸是大英雄”。

但在他內心中仍隱隱擔憂着——一切線索都指向卡利奇,但終究沒有判其罪行的證據。

爲了坐實兇案,他誘導卡利奇認罪,同時僞造證據,甚至暗示卡利奇的妻子出賣自己的丈夫就能拿到一百萬獎金。

《我是殺人犯》劇照

證據鏈馬上就要僞造完畢時,亞努斯收到了真兇的來信:

“抱歉,因爲健康問題,我最近不能殺人,但之後我會補回來的。”

這證實了卡利奇的清白,同時也考驗起亞努斯的人性。

如果信件被曝光,亞努斯就將失去剛得到的一切,甚至自己的口碑會立刻兩極反轉。

面對無助的卡利奇,他不動聲色,選擇偷偷扣下信件。

在第一輪庭審中,證人輪番上場,他們情緒激昂地描述着自己知道的“事實”,言語之間恨不得馬上將他處死。

《我是殺人犯》劇照

就連卡利奇最疼愛的小女兒也被教唆,編造了對其不利的證詞。

第二輪庭審前,卡利奇被逼到精神錯亂,開始質疑自己:

“我殺了那些婦女嗎?”

1977年4月26日,卡利奇被處以絞刑,亞努斯並沒有還其清白。

同日,電視上播放着波蘭人民共和國卡托維茲市第一書記愛德華·吉瑞克在勞動節期間慰問工人的相關報道。

電影最後一組鏡頭非常震撼。

《我是殺人犯》劇照

“殺人犯”卡利奇的面部模型被展出在波蘭臭名昭著的謀殺案展覽館中,“英雄”亞努斯前來參觀自己的戰功。

當他注視卡利奇的面部模型時,臉止不住地抽搐顫抖。

而當鏡頭轉到面部模型上時,卡利奇的表情裡似乎有着迷惑和不甘,眼睛裡彷彿噙滿了淚水。

《我是殺人犯》劇照

電影原型

《我是殺人犯》改編自波蘭的真實案件,事發地波蘭卡托維茲市正好是導演的出生地。

20世紀70年代,卡托維茲市發生了一連串惡性殺人案件,至少有14名女性遇害,其中一名受害人是當時執政黨領袖的侄女。

迫於破案的壓力,波蘭警方逮捕了一名叫齊斯瓦夫·馬奇維茨基的農民,將其執行了絞刑。

電影中卡利奇的原型齊斯瓦夫·馬奇維茨基

他的兄弟姐妹們被視爲同謀,分別被處以多年監禁和絞刑。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指向齊斯瓦夫就是兇手。

唯一的線索是他在監獄裡寫的殺人筆記,裡面記錄了作案的細節。

電影中卡利奇的原型齊斯瓦夫·馬奇維茨基

但是齊斯瓦夫自小輟學,根本就不會寫字。

在齊斯瓦夫被絞死後,依舊有新的受害者出現,而所有的真相都被當時的波蘭政府壓了下來,參與辦案的刑警都若無其事幹到了退休。

該片導演爲馬切伊·佩普日察,這並不是他第一次拍攝真實事件。

馬切伊·佩普日察導演作品《生命如此美好》

此前,他所執導的《生命如此美好》在豆瓣評分8.4,廣受影迷稱讚。

《我是殺人犯》更是參與了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並最終奪得了最佳導演獎。

它講述的並不是尋找真兇的過程,而是一起由連環殺人案引發的精心設計的“謀殺”。

導演馬切伊·佩普日察

電影拍得非常剋制,只是在儘量客觀地還原當時波蘭的社會現狀。

把思考留給觀衆,這樣的手法比很多同類題材的電影要高明得多。

片中的角色也並不臉譜化,尤其是亞努斯這一人物形象塑造非常成功。

《我是殺人犯》劇照

在影片前半段,亞努斯正義感十足,對隨意辦案的公職人員嗤之以鼻。

但當他面對權力和利益時,把人性中自私、懦弱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

可是他勸導卡利奇認罪並不完全是出於功利,他確實真情實意希望卡利奇能夠得到從寬處理。

《我是殺人犯》劇照

結尾處他明明有機會威脅法官置卡利奇於死地,但他沒有違背良心。

只不過他是巨大的體制機器中一枚渺小的齒輪,他的一時善念並不能挽救卡利奇。

片中有個情節設計很有意思。

《我是殺人犯》劇照

影片開頭,亞努斯與兒子掰手腕時也不忘正直處事的原則,稱其爲男子漢之間的競技。

而到了影片後半段,男主迷失在原則與利益之間時,小兒子很輕鬆地掰倒了父親。

《我是殺人犯》劇照

《我是殺人犯》中的“我”,用字極具迷惑性。

初見片名時,不禁讓人以爲此片是罪犯卡利奇的獨白。

直到影片結束,觀衆們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義。

該片的海報設計也是可圈可點。

馬切伊·佩普日察導演作品《我是殺人犯》

海報整體風格像是古代通緝令,被暗紅色覆蓋着,以不規則線條爲分界線,用兩張不同的臉拼湊出一副詭異的面孔。

左半張臉爲嫌犯卡利奇,他的毛髮雜亂無章,形象不修邊幅,卻在眼神中顯露出一絲真誠與質樸。

右半張臉爲警官亞努斯,他的每一根髮絲都像是精心設計過,眼神中充滿了算計,深邃的法令紋與緊皺的眉頭更是透露出此人並不單純。

《製造殺人犯》海報

這張海報不難讓人聯想到紀錄片《製造殺人犯》,該片講述了美版《我是殺人犯》的真實故事。

史蒂芬·艾弗裡是美國威斯康辛州馬尼託沃克郡的一個傻孩子,他智商不足70,不具備明辨是非的能力。

1985年,22歲的史蒂芬因強姦罪成立入獄

1985年,小鎮上一位女性遭遇了暴力性侵。

即便有22人爲史蒂芬提供了不在場證明,而且受害者對罪犯的描述與史蒂芬本人並無太多相似之處,警察還是立刻逮捕了他。

爲了證明史蒂芬是罪犯,警方甚至按照他的樣子畫出了嫌犯畫像。

在史蒂芬含冤入獄10年後,真正的性侵犯纔在其他地區被抓獲。

2007年,史蒂芬被指控謀殺罪成立入獄

當地警局在得知抓錯人時選擇了沉默,史蒂芬並沒有因此得到平反,而是繼續遭受8年牢獄之災。

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學教授塞繆爾·格羅斯的論文數據顯示,美國被處死的犯人裡有4%的犯人事後證明是無辜的。

當社會急需一個兇手來安撫人心時,“兇手”很大可能就會出現。

這種荒謬我們並不陌生,冤假錯案在全世界層出不窮。

同樣是2016年,匈牙利拍了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窒息》。

亞珥拔的·索普塞特導演作品《窒息》

1957年,匈牙利馬特福小鎮上的一位女性被害,警察們逮捕了沒有不在場證明的拉提。

在被嚴刑逼供後拉提認了罪,但在他入獄期間,小鎮裡的女性被害案並沒有終止。

多年後真兇被捕,而當時的匈牙利政權爲了證明法律的可靠性,必須讓民衆堅信國家不可能抓錯兇手。

所以即使事實證明拉提是清白的,他也只能帶着污點度過一生。

隨着司法制度的完善,全球各地的陳年冤假錯案逐漸浮出水面,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及相關報道得以產出。

“聶樹斌案”曾在國內轟動一時,2005年,在鄭成月的推動下,《河南商報》發表了文章《一案兩兇,誰是真兇?》,指出聶樹斌疑似被錯殺。

中央電視臺《法治在線》《今日說法》等節目也對沉冤21年的“聶樹斌案”進行了紀錄片形式的報道。

除此之外,“白銀市連環殺人案”案發初期,刑偵技術還未能讓探案有突破性進展。

兇案連連發生,案件逐漸發酵,破案壓力越來越大。

但即便如此,警方也堅守着原則,不冤枉任何無辜者,不放過任何罪犯,日復一日地開展調查。

歷經8任局長的接力,28年後兇手終於落網。

正義也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來源:鳳凰衛視電影臺

編輯:福爾魔歌、T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