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的痛，不是和明星搶編制，而是一生都在不斷地追尋平等
文丨閆妍
出品丨本站科技《態℃》欄目組
生於小鎮，刻苦學習，終成爲高考大軍中的佼佼者，從此走出那個平凡的小鎮。在過去，這些人被稱爲“寒門貴子”，如今卻被諷刺爲“小鎮做題家”。
最近，“小鎮做題家”話題受到了很多關注。綜合網絡上的各類觀點，大致可以將其理解爲：出身於農村或小城鎮，埋頭苦讀，擅長應試，高考進入一流高校，但缺乏一定視野和社會資源的貧寒學子。
埋頭苦讀、奮鬥拼搏衝出原生階層，卻在一些人眼中是“只知應試”、“思想僵化”的代表，被挖苦冠以“小鎮做題家”的稱號。不少網友爲此打抱不平， “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小鎮做題家’，怎麼了？”“赤手空拳爲自己搏得機會，有錯嗎？”
本站科技直播連麥欄目《開聊》第一期，邀請到了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拉勾招聘創始人兼CEO許單單、“亂翻書”主播潘亂，一起聊了聊“小鎮做題家”，以及這個話題背後所涉及的教育公平、階層流動、就業機會、明星考編等問題。
一、批評“小鎮做題家”實在太滑稽
《開聊》：大家是不是“小鎮做題家”？請先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
許單單：我看到“小鎮做題家”這個事，我還自己發了一個視頻評論，我說你憑什麼批評“小鎮做題家”？因爲我覺得我就是“小鎮做題家”，我不只是小鎮，還是“農村做題家”。
我小時候是在農村，後來到鎮裡面讀初中和高中，考上了北京化工大學，這是我的本科學校，後來努力又考了北大的研究生，目前的學歷是北大碩士。碩士畢業之後，我就一路打工，最早在騰訊，後來做投資，再後來創業，現在創辦拉勾也9年多的時間了。
我覺得自己就是農村青年一步步在大城市摸爬滾打的故事，這個故事的開門鑰匙就是“小鎮做題”。如果沒有“小鎮做題”，怎麼可能開啓北京的鑰匙？怎麼可能開啓北大的鑰匙？我在騰訊戰略部工作的時候，負責給馬化騰開戰略會，開啓這些的鑰匙，都源於我小時候努力做題做出來的。
潘亂：我是在蘇北的農村讀的小學，初中在鎮上讀，高中在縣裡讀，大學去了蘇北徐州一個地級市讀了個二本院校，我連一本都沒考上，所以我壓根就達不到“做題家”。
因爲在上學的時候，沒有花多長時間去學習，而是看了很多商業類、科技類、財經類的知識、信息，喜歡使用各種的電子產品。所以因緣際會，畢業之後來到北京從事科技媒體工作，後來也去做了一段時間VC，然後個人創業，變成了一個活躍在直播間的主播。
王旭明：從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從自然判定上，我不是“小鎮做題家”。從智力水平上，我明顯也不會做題，高考也不成功，也不是“小鎮做題家”。所以從自然和智力兩個維度衡量，我都不大配稱“小鎮做題家”，雖然我很想當。
《開聊》：對於“小鎮做題家”這件事，大家是怎樣理解的？看到這種描述，第一時間的感覺是怎樣的？
王旭明：批評“小鎮做題家”我覺得挺滑稽的。對於“小鎮做題家”，我是很敬佩的，這樣一個稱呼實際上是指農村邊遠地區的青年，通過努力學習、奮鬥成才進到了大城市，然後一步步取得了自己的成功。對這樣狀態下成長的年輕人，我由衷地表示敬意。
當然，現在“做題”帶上了某種貶義，似乎做題就是比較機械、比較簡單、比較能吃苦的，所以不具備一種巧勁、創新勁和其他多方面的涵養。我覺得，對於這樣一批所謂的“小鎮做題家”，他們在現有條件下取得成功的同時，也確實展示出了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這些也應該正視，而全社會也需要給予真誠的幫助。
許單單：我當時看到這個話題上了熱搜，之前我沒聽過這個詞，一開始看到覺得還是有很濃重的諷刺意義，我覺得我會做題怎麼了？
對於我們這些“小鎮做題家”，大家自嘲一下是可以的，我們通過不斷刷題走出來，可能帶有些重複的味道，但這可能是我們這些孩子幾乎唯一的道路，或者說是比較高效的道路，我覺得是值得肯定的，起碼我基本上現在的生活是得益於這麼一條路。
但是，看到有人這麼來評價我們，甚至有人去諷刺甚至挖苦，我的感受就是挺生氣的。所以我當時一邊看一遍錄了個視頻，我說你們憑什麼要諷刺“小鎮做題家”，招你惹你了？
潘亂： 這個詞能流行起來，我覺得有一層隱藏含義，就是說我們這些從邊緣加入到主流裡面的人，雖然參與到了主流社會的一部分工作，但因爲我們來自於小鎮，所以我們只會應試，所以我們缺乏社會資源和視野，跟這些大城市原生家庭出生的同學，這之間的差距很難抹平。
我中學時候讀過一篇文章叫《送東陽馬生序》，那裡面說“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作者宋濂家境貧寒，但他自幼好學，一生刻苦學習，最終改變命運，這篇文章對我的激勵非常大。
但在我們今天這個語境裡面，“小鎮做題家”卻有點被污名化了，有點像是對於寒門子弟的挖苦嘲諷。這讓我想起另外一個抱有惡意的詞，就是“鳳凰男”，好像說這些人因爲他們的出身怎樣，因爲他們的成長路徑怎樣，導致他們只會不變通、情商低、只會加班、不會創新。我總體上覺得，“小鎮做題家”這個話題，是建立在非常混賬的輿論基礎上的。
二、出身論加劇，生於“小鎮”不光彩嗎？
《開聊》：某種程度而言，“小鎮做題家”其實還是其中的一部分成功者，很多人其實還並不能如願。也就是這個標籤似乎真正在嘲諷的是出身，出生於“小鎮”是個不光彩的事情嗎？
許單單：“小鎮做題家”這個詞其實好像在說兩個事情，一個是小鎮，一個是做題。我說一個自己的小經歷，2000年左右我在北京讀書，有一次坐公交車，就有一個北京阿姨在公交車上罵其他幾個乘客，可能是農民工，就罵他們是外地人。我當時作爲一個旁邊的乘客，也是挺生氣的，我就在想我們小鎮又怎麼了？
我覺得，在邊遠小鎮裡通過成爲“做題家”這個方式，這批人真的是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毅然選擇了通過一個非常狹窄的道路，去爭奪到了一點點機會。你用這樣的詞彙去形容這羣努力改變命運的年輕人，的確多多少少對人是有打擊的。中國有多少是大城市？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來自於小城市、小縣城、小鄉鎮的吧。
王旭明：首先，要放在大的背景下看待這樣一個概念的出現。44年前，我們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實際上纔出現了“小鎮做題家”。如果沒有高考，我即使身處在小鎮，即使不斷的做題，可能也很難走出來。正是在恢復高考制度40多年的大背景下，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謂“小鎮做題家”，而千千萬萬個“小鎮做題家”，我認爲正是我們教育公平的產物。
40多年來，人們對高考有各種議論，高考也的確存在各種各樣的詬病，但是它不能取消。爲什麼不能取消？目前還沒有一種相對更公平點的辦法來取代它。大家知道，教育公平沒有絕對的，都是相對的。我們國家東西部差距大，城市農村人口衆多，對於我們國家這樣的一個情況，高考就是目前最公平的一種選拔人才手段。
說實話，比如說農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同用一張卷子，這合理嗎？比如說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在同一個標準下來選擇錄取，這合理嗎？都不合理。但相對來說，有這樣一張卷子，就杜絕和堵塞了更多的後門，或者其他不公平的現象。
因此，在教育公平的大背景下，千千萬萬個“小鎮做題家”的出現，對我們社會進步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一點也是我對他們致以特別敬意之所在。
潘亂：每次玩遊戲大家都問一個問題，有什麼事情是你幹過的別人沒幹過的，我都說我給母豬接過生，我真的給母豬接過生，這就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成長路徑，有着不同的人生體驗。
我覺得聊到出身，我們還要想到一個問題，人真的生而平等嗎？人其實是生而不平等，然後我們的人生是在不斷地追尋平等的過程中。
把我們稱爲“小鎮做題家”，其實就是意味着我們來自邊緣，說明我們缺了什麼？我們缺初始的資源。可能是源於我們所處的城市，我們的父母地位，我們的家庭財力，對於我們的初始資源積累造成了限制，這種限制有可能會對最終的結果造成影響。
其實，大家處在不同的社會分層裡面，佔據着不同的社會資源，這就造成了大家的信息量跟體驗可能會有差距。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小鎮，哪怕在一個大的城市裡面，民工的子弟跟城區裡的孩子，郊區的跟主城區的孩子，這之間的差別也很大。
那麼，到底是什麼造成了這種教育的失衡呢？我覺得這纔是大家應該去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怎麼去削減人與人初始資源帶來的不平等，然後給大家提供更多的平等規則。
《開聊》：我們在職場和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過“小鎮做題家”，這羣人真的如這個標籤一般，代表着高分低能嗎？
許單單：做題是否代表着高分低能，這個其實我沒辦法整體去評價。總體而言，對於我們而言，這是一個通道，不走這個通道好像今天就沒辦法走到這裡。我以前看到一個段子，說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才能和你坐到一起喝杯咖啡，這是很現實的。
爲了和北京、上海這些孩子一起“喝咖啡”，我們這些外地做題考上來的，尤其是湖北、山東、河南、安徽這些大省要考到北京，本身就是很難的一件事，然後北京的卷子可能還比我們容易很多，這就導致我們要花太多時間在做題這件事上。
當然，作爲一個小孩，都希望所謂的德智體全面發展，所以我們的發展可能就不夠全，比如大多數人體育都不夠好，也聽不懂什麼音樂，也不像城裡的小孩又會鋼琴又會畫畫，可能會存在一點點這種小差異。但我覺得這就是取捨，我們在缺少一些資源的情況下走到現在，那我們的構造就有得有失。這世界就是不公平的，我們只是在不公平的世界裡，儘可能的去追求多一點公平的機會。
潘亂：小鎮可能對我們存在着一些限制，大部分的小鎮青年其實是處在一個閉塞且斷層的社會系統裡面長大的。比如，我們大部分都是放養狀態下長大，肯定要比城市的中產子弟，對於城市的運行系統是更陌生的。與此同時，我們跟各種公共機構的互動、打交道，其實都會少一點。在表達能力上，在膽識遠見上，可能也會差那麼一些。
但也有很好的部分，譬如許單單老師應該就是一個典型。就是出生於小城鎮的普通人，大多數時候他的覺醒時刻可能會來得相對更早一點。我做過一段時間VC，我後來看到過一個投資標準叫PSD，就是說去投那些貧窮的、聰明的，但是極其渴望成功的。
我覺得從小鎮出來的這些“做題家”，可能就非常匹配這樣一個PSD模型。他有很強的改變自己命運的想法，也有非常強的學習能力，然後他還貧窮，所以願意不斷向上，所以這就是一種高潛的創業者。與此同時，在他們到達今天這個位置之前，已經經過了長時間的積累，所以說有機會來到的時候，會更敏銳地抓過去，他們對成功的動機非常強烈，要改變自己命運的願望也非常強烈。
三、階層固化，寒門再難出貴子？
《開聊》：大家在聊小鎮做題家這個話題的時候，其實涉及到了一種焦慮，就是寒門是否再難出貴子？
許單單：最近不是高考成績剛出來，我們村覺得我是村裡的成功人士，所以村裡很多小孩的高考志願會找我來幫忙指點一下。今天，我們村裡面一個小夥子就考上了安徽大學。其實，我覺得高考這個制度相對而言就很公平，我覺得中國什麼事情特別公平，比其他國家都更公平，我覺得就是高考。
很多人認爲美國教育公平，其實真不是，美國的大學是靠寫申請書，是靠名人推薦。如果你本身就是議員的兒子、企業家的兒子，自然你的爸爸就能幫你找到有權有勢的官員、有影響力的教授，來替寫這個推薦信。而在中國，看起來我們只是在考覈一個分數，但高考卻讓所有人都在同一個規則之下。
我們那個村那麼窮，包括今天跟我聯繫，希望我幫他報志願的這個小朋友，他的爸爸得了重病，媽媽在外打工賺錢養着一家，家裡還有兩個小孩在上學，其實這就是絕對的寒門，但在這樣的經濟情況下，這個孩子還是考上了211大學。
所以我說寒門出貴子這個事情，在中國的高考制度下是存在的，這條路一直都在。只是過去幾年，K12出現了那麼多的培訓，教育搞成了“軍備競賽”，每家都把小孩武裝到牙齒，讓大家有了一點點擔心，經濟條件差的人可能就競賽不起了？在過去，過度商業化、過度課外輔導的時代，其實是讓寒門出貴子的機率降低了。“雙減政策”之後，社會上光明正大的、成體系的、成系統的軍備競賽大體上消失了，對於我老家那羣孩子們而言，好像又看到了一些希望。
王旭明：我認爲寒門出貴子，首先，我們在政策上是提供了這樣的一種保障。同時，我們社會各個方面額經濟發展，又提供了這樣的一個經濟基礎。在這樣的保障和基礎之上，寒門出貴子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大有可能的。
但我想要強調一點，在今天我們仍然存在着農村和城市的差別，存在着城鄉的差別，仍然存在着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差別等等。在這樣多差別的背景下，我們要強調寒門不易出貴子。這裡的好不容易，可能有好多因素決定。比如，我們從寒門來到北京生活卻沒有房子，在北京買房，沒有三五百萬恐怕連口都難張。我所謂寒門出貴子難、不容易，可能就在這裡頭。
《開聊》：“小鎮做題家”和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們，起跑線差距是顯而易見的，出身寒門的年輕人要怎麼破局呢？
潘亂：大家的起跑線確實不同，但今天這個社會我覺得更加多元了。舉一個例子來說，譬如大家都在火車站排隊買票，一隊可能排了30米，突然開了個新窗口，這個時候大家怎麼辦呢？排在最前面的人不可能跑到新窗口去，排在最後邊的人直接跑到新窗口去，最尷尬的是那些排在中間的人，他們到底怎麼選？
你今天去公衆號、短視頻、直播間裡看一看，這一些跑出來的主播們、這些up主們，他們的平均學歷絕對不會超過初中。我想提這個點，在於我們今天社會對於成功的評價太單一了，就認爲誰賺了更多的錢誰就成功。但你看這些網紅主播們，他們自於小鎮甚至農村，沒有一個好學歷，可能連高考這一道門都沒有參與過，但賺了知識精英幾輩子都不可能賺到的錢。
所以說，當你抓到一把爛牌的時候，你可以看一看，這個社會是不是有更多不同的選擇。你就不要走進優勝劣汰的循環裡去了，大家所有人都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你再進去，何苦呢？你就只能成爲那個燃料。你要找的是適合你的牌局，設置自己不同的起跑線，找到你的興趣，並且長時間地投入，到最後厚積薄發。
《開聊》：十多年前，如果說“高考是普通人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大多數人還會表示贊同，而現在越來越多人對這一點保持懷疑。加上現在出臺的“雙減”政策，以及大力發展素質教育，是不是在告訴我們，讀書不再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
王旭明：高考改變了我們很多人的命運，高考也使“小鎮做題家”成爲可能，高考也是目前教育相對來說最公平的大面積選拔人才的唯一手段等等。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高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說選拔人才的單一，比如考試方法和內容的機械、枯燥等等，它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這些年來，一方面，我們在不斷深化高考改革，從內容到招生錄取方法，其實高考的改革一直在進行着。另外一方面，我們確實在不斷地拓寬人才選拔和使用渠道，努力地使高考由一座獨木橋變成選拔人才的立交橋，但獨木橋變成立交橋的過程中，走得相當難。
大家知道，我們已經連續幾年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今年國家也是下了很大的狠心，把高等職業教育升爲本科。我覺得，如果把職業教育這條道路拓寬了，比如說什麼主播、電競選手，還有各種各樣的人才，都有認定的方式和渠道，我想我們不單獨走高考這條路，不只有高考能改變命運，在中國只要人盡其才，都可以改變命運。那樣一天，我相信會來到。
四、明星考編是“原罪”嗎？
《開聊》：明星和普通人競爭一個編制，是否真的公平？普通人到底在生什麼氣？
潘亂：關於明星考編這個事情，我專門找人請教了一下。首先，我們要看明星考編考的是什麼編，這個事件他考的是國家話劇院，那是一個他們專業對口的事情。首先，國家話劇院需要這種年輕的演員，年輕的藝人也需要加入這種所謂的藝術殿堂去深化、進修，這其實是一個雙向的奔赴，就是說國家話劇院其實屬於明星的選拔機制，它其實跟普通人的晉升機制是不一樣的。如果真的看國家話劇院裡面，像李雪健、廖凡、張豐毅、孫紅雷，各種明星其實都在裡面。明星可以考編，明星跟國家話劇院是屬於互相需要、互相的雙向認可。
但對於今天這個問題，大家暴露出來的不滿，其實是在於這些明星他們不好好讀書，但卻掙了幾千萬，這是一個明顯明星收益過高的問題。你看大家辯駁中反覆出現的“208萬”，意思就是說，明星他一天能夠掙208萬，還跟我來搶編制這個事情。在這個事情裡面，大家其實是對於今天分配的不滿，對於程序正義的不滿，說到底是網友在反對不公、反對特權，只能說社會情緒到這了。
王旭明：我對這個問題有三點想法。第一個，就是無論是不是明星，他也是個人，任何一個人對自己生活，包括職業、對象、家庭、未來等等，他的選擇我們都應該給予尊重。這是他個體的權利，他的人權，我們應該表示尊重。
第二個，我倒是和和各位的想法不是很一樣，我的想法是，既然這位演員他已經明確表示，沒有任何違規現象，可以憑良心發誓是符合規矩的。國家話劇院也證實他是符合規矩的、符合程序的。那麼，爲什麼他要放棄這樣一個機會？因爲畏於人言，所以選擇退出了這樣的一次選拔，我個人感覺是非常遺憾的。我覺得他應該繼續，已經證明了公平，沒有任何的違規，那就要堅持自己，而不是畏於人言。
第三個，無論演員也好，明星也好，以及很多的大學生、研究生都想當公務員、想進體制內，這個潮流我認爲不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社會在進步，是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個現象。特別是藝術人才，他更應該擺脫桎梏，嚮往自由，創作作品。這個自由不僅僅是心靈的自由，首先得跳出框框，什麼叫框框？體制內就是框框。如果你連這個框框都不敢跳出，何談自由？你的創作等等又從何談起？因此我想說，未來改革方向一定是越來越多的人嚮往體制外，不當公務員，不走體制內，在體制外更廣闊的天地展現自我。
《開聊》：內卷的盡頭是考編，明星的盡頭也是考編，爲什麼現在會出現這種現象？大家似乎都急切的在尋找一種穩定感、安全感？
王旭明：現在爲什麼這麼多人嚮往體制內？我給的答案是，大家對未來、對自身失去了某種自信。我們說一個不好聽的話，叫“好死不如賴活着”，反正我在體制內，我上班不上班，我表現好還是不好，我也有基本保障，就這樣一輩子算了，他是這種心態。
這種心態我認爲是非常要命的，體制內必須深化改革，讓混吃等“死”的人及早離開體制，不能讓他形成只要進了體制就進了“保險箱”的概念。你想要“賴活”，就得給你推出去，到哪都得好好活着。因爲一旦這樣的心態成爲社會主流，大學生都想當公務員，明星都想進體制內，所有人都想進國企，這就壞了，我們社會的活力就沒有了。
《開聊》：“小鎮做題家”這個話題在當下之所以熱度很高，可能還涉及到了一個就業難的大背景，包括許單單總上半年還出了職場規劃書《臨界點》，就現在的大壞境對年輕人的職業發展或規劃，有哪些建議嗎？
許單單：如果只看今年，此時此刻是一個非常態，今年年初到現在，從我們數據來看，上半年基本上主動跳槽的人極少，往年一般一個公司正常三四月份的流通率是有15%-20%的。但是今年主動的流動率，我做了一輪簡單的非正式調研，結果是連5%都不到，甚至可能只有百分之二、三。它是一個非正常狀態，我相信一年後的世界也不是現在這樣。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如果年輕一點的人，還是可以努力地去追求一點機會，比如說去大廠見世面，或者去一些朝陽產業，能跟這個產業共同發展。對於30歲以下的人，還是要有些追求去闖一闖的。何必爲了各種恐懼呆那不動呢？
但如果你是30歲以上，的確是要好好做一下規劃，因爲在30歲到33歲之間，如果缺少一些規劃，就會導致到三十六、七歲的時候有點尷尬。如果你的能力模型和一個二十八、九歲的人是差不多，這個時候就有點麻煩，下一步的職業發展可能會遇到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