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齊邦媛:從巨流河到啞口海的百年漂泊

(原標題臺灣作家齊邦媛:從巨流河到啞口海的百年漂泊)

齊邦媛寄給記者照片

新華社臺北6月28日電(記者章利新 查文曄)80歲高齡時,臺灣作家齊邦媛決定,沿着記憶之河逆流而上,回到那個叫“巨流河”的出發地。5年伏案,一字一句,她寫成25萬字的《巨流河》,其中一半是抗戰流亡的家國悲歌,一半是來臺墾拓的踏實腳印。

“時間深邃難測,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繪時間真貌,簡直是悲壯之舉。”正是她晚年的“悲壯之舉”,爲兩岸留下一部“至情至性的家族記憶史”。《巨流河》自2009年起陸續在兩岸出版後,銷售達數十萬冊。被這部鉅作感動的讀者如今仍在飛速增長,“永遠的齊老師”也成爲他們心頭的牽掛。

如今,94歲的齊邦媛仍生活在原來的老人公寓,在原來的書桌上讀書寫作,忙着修訂舊作。見到記者,她拿出答問的提綱,上面密密麻麻寫着摘要,字跡工整有力。她說,上學時訓得兇,管得緊,現在還記得在重慶南開中學時,早上6點就起牀,重慶霧很大,看不清訓話的老師,但“要自強”“要爭氣”的話卻聽得真切。

齊邦媛近照。新華社記者章利新攝

人心的相通讓人驚訝”

談到寫《巨流河》的初衷,齊邦媛說:“下筆時完全沒有想到會在大陸出版,主要是爲了寫給身邊的臺灣學生、朋友看,因爲他們多數不瞭解這段歷史。臺灣像我這樣的老人已經沒幾個了,所以我必須要說出來。”

1930年,“九一八事件”前夕,齊邦媛離開東北來到南京;1937年,南京大屠殺發生前20天,她隨東北中山中學師生經蕪湖到漢口;1938年春,坐車加走路流亡到湖南長沙、廣西桂林、貴州懷遠,再進四川,最後在年底到達重慶,入讀南開中學。

“這條路是顛沛流離的逃亡之路,我終生難忘。”她說着就用筆在紙上畫出一條線路來,標出一個個重要的城市,心裡分明有一張清晰的中國地圖,心裡分明已經無數次重走這條逃亡路。

在她看來,臺灣讀者就是用老兵視角在讀《巨流河》,因爲臺灣大概有近一半的人和老兵有關,很多人是老兵後代。“我和老兵一樣,在歷史的大潮中,左一次沖刷,右一次沖刷,最後來到臺灣。”她說,臺灣讀者看完的反應是,來臺前原來你們經歷了這麼多苦難。

《巨流河》在大陸出版7年來,齊邦媛也非常關心大陸讀者的反應,經常請人從網上、電子郵箱裡把最新的評論、來信打印出來,細細閱讀。光最近兩年的打印件,她就拿出厚厚的一疊,上面留着各種圈閱的痕跡。

在她的書架上,還擺着這位大陸讀者寄來的禮物和玩具。“大陸讀者的反應,讓我驚訝於人心的相通,他們能感受到我的悲傷和惆悵。”齊邦媛說,有一位和她同齡的北京老太太,經常給她寫很長很長的信,說她雖然成長於紅色革命家庭,但她還是讀得淚流滿面,感慨不已。

齊邦媛寫作《巨流河》的書桌。新華社記者章利新攝

“只想用庶民眼光看歷史”

《巨流河》的前半部分故事涵蓋從“九一八事件”開始的整個抗戰史,雖然必須要面對大歷史,但齊邦媛始終堅持從個人經歷出發處理歷史題材,從一個戰亂中的小女子視角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知所做,很少在書中發表宏觀的評論。

“處理這段歷史,我就從自己的視角一條道走下來,就像當年流亡的東北學生一步一步走完那段流亡路一樣。和官方正史相比,我寫的是民間史、個人史和家族史,裡面有人有情,所以更能打動人,有更多的細節真實。”齊邦媛說,她的抗戰流亡之路,也是大家的流亡之路,所以個人的記載也必然有歷史的意義和價值。

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齊邦媛早有自己的體會和思考。她說,在臺大教書,她就有個強烈的體會,那時的中文系像個大家庭,很溫暖;外文系的人獨來獨往,很有個性;哲學系就是埋頭讀書;唯獨歷史系整天辯論鬥爭,三個人就有三種對歷史的看法。

“我從那時起就知道歷史很難寫,所以我在書中盡力去記錄,儘量不詮釋,沒有想過要就歷史對別人有所指點,有所教誨。”齊邦媛說,這是一種自覺的、有節制的敘述立場。

很多人爲書中她和張大飛的感情故事流淚嘆息,她只是淡然地說,這樣的故事在抗戰時期其實是很多的。“張大飛的同班同學後來寫信給我,說當年入學有100多人,後來只剩下幾個人,其中大部分都死於空戰。犧牲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把張大飛的故事寫下來,是齊邦媛紀念他和他們的唯一方式。“我只想用一個庶民的眼光,一個弱女子的眼光,去記錄那段大歷史,只想把評論留給讀者,留給未來。”

大學時代的齊邦媛。翻拍自《巨流河》

文學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

在齊邦媛的20多平米的老人公寓裡,從客廳到臥室都擺着書架,上面插滿了文學類書籍。門口的牆上掛着一幅三江匯流的照片。齊邦媛一一指出來說,這是岷江,這是青衣江,這是大渡河,當年武漢大學就在這三江匯流處。

“那時的武漢大學像一個世外桃源,雖在戰爭時期,但師生都很安定,有很多名師教我們讀最好的書,教我們讀書的能力、分辨書的能力。”齊邦媛說,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品味,這隻能在安靜的環境中慢慢養成。

在武大的名師中,朱光潛對齊邦媛影響最大。她至今記得,朱老師上課非常認真,還是個冷臉的人,給學生分數也算苛刻,但其實他是一個內斂害羞的人。在《巨流河》中,她記下了朱老師在課堂上講詩講到流淚、不讓學生掃掉落葉等動人細節,讓讀者感受到大學者的溫情。

當年正是聽從朱光潛的建議,她從哲學系改讀外文系。“聽了他的話,我確實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心有了安放。文學後來一直是我的 特效藥 ,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齊邦媛說。

每當有痛苦襲來時,齊邦媛就會習慣地背誦那些熟記的詩篇。比如,在戰爭年代,爲家國傷心的時候,她就會背雪萊的《世界!生命!時光!》,覺得這首詩是寫她自己的;有一次做完手術後在醫院裡痛得受不了,她就背誦華茲華斯的《我的靈魂陷入淺眠》……

“文學幫我戰勝痛苦,如果再選一次,我還是會選擇文學當自己的職業。”談到文學,已經滿頭銀髮的齊邦媛說自己還是會“人來瘋”。她還記得,小時候,她體弱多病,經常住院,在醫院裡認識了一位愛文學的張姐姐,在她那裡讀到林琴南等人的作品,那時已埋下文學的種子。

齊邦媛一家全家福。翻拍自《巨流河》

“《巨流河》是靈魂的返鄉之旅”

對齊邦媛來說,寫《巨流河》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就是爲了父親齊世英

齊世英晚年很傷感,覺得自己的一生奮鬥失敗了,連帶身邊的人都失敗了,自言“一生與草木同朽”,齊邦媛聽了很難過:“我寫《巨流河》就是不想讓我父親這一代的經歷 與草木同朽 。”

在書中,她這樣描述父親:自1925年隨郭鬆齡飲恨巨流河,至1987年埋骨臺灣,齊世英帶着妻子兒女,四海爲家,上無寸瓦,下無寸土,莊院祖墳俱已犁爲農田,我兄妹一生填寫籍貫遼寧鐵嶺,也只是紙上故鄉而已。

正是這個“紙上故鄉”,深深地牽動着齊家兩代人。“我的父母都葬在臺灣,來臺後再也未能回到故鄉,這是很傷心的。”齊邦媛還記得,在臺灣西北角淡水的那塊山坡地上,父親在母親的墳前,看着說:葬在這裡也好,這裡可以朝北臨太平洋遠眺東北。

齊邦媛回過東北三次,其中1993年第一次回到鐵嶺,2001年第三次回到瀋陽,爲復建的東北中山中學捐一個圖書館。那一次,她特地從瀋陽來到大連,連着兩天,一個人坐在海邊往南眺望臺灣,心裡盛滿近一個世紀的漂泊滋味。

“望着渤海流入黃海,再流進東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兩千多公里航行到臺灣。繞過全島到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下面數裡即是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據說風浪到此音滅聲消。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齊邦媛在《巨流河》的結尾處寫道。

“我和父親一樣,情繫故鄉,念念不忘。”齊邦媛說,遼寧的一家出版社正準備給她出一套《還鄉文集》。“雖然我的舊家園已經不在了,如果文集能在故鄉出版,也算是靈魂的一種還鄉,就像我寫《巨流河》一樣。”(完)

(原標題:臺灣作家齊邦媛:從巨流河到啞口海的百年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