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需要一場「覺醒年代」
前些時間參加了一場關於臺灣新冠疫情的兩岸線上論壇，一位大陸的與會者提到一件臺灣的往事。日據時期臺灣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李應章醫師，因爲領導「二林蔗農組合」向日本殖民統治者抗爭，成爲當局的眼中釘，只能在1931年離開臺灣到大陸，邊行醫邊參加革命運動。
光復後闊別家鄉16年的李應章，在鄉親們的唸叨呼喚下，終於回到臺灣。當時，他踏上家園故土的第一步，即臺北松山機場。75年之後，臺北松山機場則在「臺美友好」的吶喊下，迎接美國C-17軍機與3名參議員，捎來75萬劑疫苗「及時雨」訊息，而蔡英文在場站着向坐着的美國議員們「致上最深的謝意」。
臺灣歷史與當代的兩幕場景，宛如一部魔幻寫實主義作品，既現實，也諷刺。新冠疫情催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臺灣比全世界滯後近1年半的時間，才進入到了後疫情時代的新舊秩序板塊碰撞。然而，當中國大陸兩款疫苗先後通過世衛組織的認證，我們的官員答以「不必假好心」，築起一道對立高牆；另一邊則以彎腰行禮的姿態，乞懇前殖民與新殖民上國使者的「甘霖」。
臺灣的精神與情感結構的變化，放進歷史的脈絡來看，脫離不了中國歷史道路的足跡。今天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對於大陸疫苗的拒斥與不信任，並不是來自於科學的結果，而是來自於歷史「近親憎惡」的悲劇。殖民地的臺灣人，憤怒於殖民者的「清國奴」罵聲，從而有了諸如蔣渭水所言「臺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的自我面貌求索。
「中國到底是誰」的探問，在歷史上從來都不是與臺灣無關，反而有着來自臺灣，或是受臺灣問題激生而出的摸索與回答。在中國分殊的現代化追求路徑之中，殖民地下的臺灣，被殖民者「脫亞入歐」帶向了迥異於大陸母體的道路，走向了以西方歷史與哲學標定出來的「勝利者」三觀。特別是戰後臺灣旋即進入了冷戰與內戰的雙重製約，臺灣更是浮沉於以附庸性爲本質的主體性幻想，從而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架勢，對「失敗」與「落後」的中國，投以蔑視與鄙夷的眼光。
臺灣可以在中美博弈賽局中，把命運豪賭在美國和西方世界身上，但絕不可能置身事外。就算想袖手旁觀，歷史和現實也會要求臺灣給出答案。大陸學者文揚的名著《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在此際出版了繁體版，正好爲受疫情紛擾而浮躁喧囂的臺灣，提供了重新思索的重要媒介與素材。《天下中華》的精彩之處，在於作者試圖超克「西方中心論」的理論雄心，深刻地挑戰了西方式唯我獨尊的文明與歷史詮釋，推翻文明必有「高下優勢」和「非此即彼」的「鬥爭哲學」，將中華文明的位置，放回世界歷史的正軌與常軌。
在當代臺派的論述中，「臺灣非中國論」，始終佔據着主流位置和道德高地，甚至出現了「臺語」不等於閩南語、農曆新年不等於中國新年、向南島語族「尋親」等等離奇卻又大行其道的認知。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在疫情的無情衝擊下，便宛如臺灣政府「超前部署」的大內宣般，一一破功。在生死關頭，臺灣人對死亡的應對、對家庭的態度、對社會羣體關係的錨定，以及種種積極的自救，更是盡顯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延續在這座海島上的底色。
文揚先生在《天下中華》最後部分提到文明的維新，中國給出的方案，是揉雜了傳統底蘊「公天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事實上，這個中國理念，在近代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運動中，始終沒有被遺忘和放棄過。臺灣在疫情面前既然喊出了「Taiwan can help」與「同島一命」，那麼更應回答孫中山曾經發出的質問：究竟要做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東方王道的干城？我們要打破疫苗民族主義的壁壘，還是要成爲美國霸權刀俎上的魚肉？
臺灣亟需要一場「覺醒年代」。此時展讀文揚先生的《天下中華》，很有助於我們在歷史認識與歷史正義上的「回軌」。
（作者爲時評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