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故鄉】沈珮君／那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下）——澎湖山東流亡學生血淚奮鬥史

1995年單德興(左三)首次返鄉，與父親(右五)、母親(右六)及親人於祖父母墳前致祭，悲不可抑。（圖／單德興提供）

好好讀書

張敏之、王培五兒孫都在美國落地生根了。幺女張鑫的孫子取名時，她兒子想把外祖母「培五」的「培」字放在孩子的中間名（middle name），想了很久，取「培」諧音譯成Pearl，珍珠。不可能有更好的英譯了。

眼淚變珍珠，這似乎是一個過度美化的童話，而竟然真的發生。張敏之的子女個個學業、事業有成。張彤將自己上櫃的半導體公司「泰安」賣給神通集團後，2008年出任英特爾上海分公司總經理，2011年退休。他們多次回到爸爸老家，完成他奉獻教育的心願，在煙臺二中設獎學金，並以受難者補償金捐獻一棟「張敏之教學樓」，請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題字，因爲那也是丁媽媽的母校。

令人感慨的是，煙臺鄉親有人激憤地對他們說：「張敏之、鄒鑑是我們煙臺『最大的敵人』。」因爲他們把煙臺最優秀的青年都帶到臺灣了。而這樣的張敏之、鄒鑑卻命喪臺灣槍下。

「我爸是兩岸的敵人，很悲哀。」張彤苦笑。

公視記者呂培苓曾把張家的故事寫成《一甲子的未亡人》，有很細緻的訪談，根據學生的回憶，張敏之「既嚴謹又開明」，教育理念很民主，但是，對「好好讀書」這事沒得商量，「有頑固不可動搖的執着」。

「好好讀書」，也是我訪問到的山東流亡學生子女回想父母家教時，必然會提到的。這些流亡學生對於「讀書」這件事，與張校長一樣有「頑固不可動搖的執着」。這種執着來自他們各自父母的殷殷叮嚀，也是他們在流亡人生中一路不敢自棄的原因，而「一定要讀書」的自覺，也傳給了他們在臺灣出生的子女。

單德興(右)2024年春天與張彤會面，談兩人父母在澎湖的經歷。（圖／沈珮君攝影）

單德興，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生長在南投中寮鄉，父母是山東嶧縣人，是那羣流亡學生中罕見的夫妻檔，他們在南投教書，從青春到白髮，備受當地人敬愛。單德興對童年記憶很深刻的是，家裡月底常常窮到必須跟雜貨店賒帳，但是，父母平時仍不吝給兒女買東方出版社和國語書店的注音版兒童名著，這在當時是很奢侈的支出。他們三兄妹自小都喜歡讀書，後來統統是博士。單德興兒子也是美國麻州大學學士、交大碩士。

讀書是家風。單媽媽孫萍兩、三歲就在父親教導下認字，她到老都愛看書。單爸爸單汶在澎湖被迫入伍，民國48年在國防部「木蘭計劃」下，山東流亡學生可退伍復學，單汶才以中士退役，進了員林實中，三十三歲念高三，服役十年所得只有兩套衣服、一頂蚊帳、一牀被子、退伍金五百元。學校吃住都不理想，每到吃飯，坐在風沙飛揚的泥土地上，六人圍吃一盆大鍋菜，但老師熱情，同學刻苦，總算可以讀書了。

單汶、孫萍在小學任教之後，仍未忘記進修，五十多歲時一邊教書，一邊利用暑假繼續讀書，雙雙自臺中師專畢業。孫萍退休前，獲得資深優良教師八德獎章，八十歲病逝。2019年單家在臺灣的第四代誕生，單汶跟兒子欣慰地說：「從山東到臺灣，我們兩個流亡學生，沒有白活。」單汶今年九十八歲，很可能是澎湖山東流亡學生在世最高齡者。

1998年，陳芸娟(左)在父親陳永昌鼓勵下，獲得師大歷史碩士。（圖／陳芸娟提供）

在國立苗栗農工任教的陳芸娟也是在父親鼓勵、支持下，從高職、二專、大學，拿到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題目是《山東流亡學生（1945-1962）》，她是第一個拿山東流亡學生當學術論文的人，她父親陳永昌就是當年的學生。芸娟出生時，父親已四十歲，前面雖已生了一個兒子，但陳永昌特別疼愛這個寶貝女兒，芸娟也極力討他歡心：「我喜歡讀書、教書，都是因爲我爸。」爸爸在苗栗山區教書，買不起兒童書，暑假時把學校的百科全書借回家給孩子讀。陳爸爸在頭屋鄉明德國小教導主任任內退休。

陳媽媽小他十九歲，他極疼愛年輕妻子，但兩人仍常常吵架，因爲窮。當時老師部分酬勞是以「米」代替，但不夠吃，爸爸沒辦法借到米，媽媽從早餐店張羅到一些燒餅掰成小塊煮成糊糊一大鍋，含淚告訴他們三兄妹：「我一定會讓你們吃飽」。陳媽媽希望女兒去當美髮學徒，「洗一個頭可賺三十元」，但陳芸娟想念大學，想念歷史系，陳爸爸很高興，滿口答應：「只要你想念書，念什麼都好」，他四處借錢也要讓她讀書。

陳芸娟嫁給鄰居男孩，婆家與孃家僅一牆之隔，她早上還沒起牀就可以聽到爸爸在隔壁廚房燒水的聲音。即使如此近，她出嫁時，纔跟着「帶路雞」走了幾步，回頭一看，爸爸已在門旁哭成淚人。她從小就常看到爸爸哭，「我爸爸哭時很怪，他會拍大腿，先笑，然後才哭。」爸爸看平劇《四郎探母》會哭，難過、高興都會哭。他有一肚子淚。

她從小就覺得爸爸好苦，但一頭霧水，爸爸常跟她講在大陸流浪的故事，「我那時好小，連『大陸』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

父親哭得讓她最心碎的一次，是他輾轉得知在大陸的老孃去世，他嚴肅地準備三牲，寫上牌位，跪在地上放聲號啕：「娘——」痛徹肺腑。他們家頂樓有設祖宗牌位，陳永昌晚年時，有一次站在頂樓跟女兒說想跳下去，陳芸娟事後回想：「他應該有憂鬱症，但我們那時不懂。」

陳永昌去世時，陳芸娟不在身邊。2017年7月13日，她應國家人權館、澎湖文化局之邀，到澎湖演講，說她爸爸的七一三故事，講着講着忽然喉頭堵住了，開始哽咽，正在此刻，她從臺上看着臺下的先生接了一個手機電話，用嘴型告訴她：「爸爸走了。」陳永昌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心愛的女兒魂靈合體，讓自己的生命故事在澎湖七一三這個傷心日、這個傷心地打上句點。

一生「小心翼翼」

陳永昌一生「小心翼翼」，每一次的分別，都生怕是永別。他第一次回老家，唯恐不能再回臺灣，還交代了遺言。可笑嗎？當初他離開老家，以爲只是出門幾天，誰知就是永訣。他每件事情都做到無微不至，「他很怕一件事、一句話不對，就會被什麼單位『找到』。」陳芸娟去度蜜月，爸爸再三叮囑要把結婚證書帶在身上，「你們孤男寡女，小心警察會抓」。

即使他們不是在七一三事件、一二一一慘案中直接受害的當事人，但陰影一直如影隨形。現在與兒子住在龍潭「渴望村」的張天信，也是山東嶧縣人，兒子在半導體產業服務，也很會讀書，已取得美國與交大碩士，正在臺大攻讀第三個碩士學位。七一三事件，張天信在現場，看到李樹民被刺傷、唐克忠被拖離現場時，血自褲管流到沙地。那些血和恐懼很難從心中抹去。

當時他只有十四歲，也去當兵，他又瘦又矮，槍比他還高，最小尺寸的軍服也無法穿，軍方只能發給他一頂軍帽，「我是全連唯一沒穿軍服的人」。張天信太小了，在軍中充滿挫折，爬樹、跳馬、吊單槓，他統統不會，「班長說我是個廢人」，當兵對他打擊很大，「我覺得人生到此沒希望了」。但他一直記得「我出來是要讀書的」，他靠收聽中廣自修英文，考上了財務學校，1970年少校退伍，1974年經過特考進了財政部，後來在支付處科長任內退休。

九十歲的他一臉頑強，很決絕地說：「我全部靠自己，我不靠任何人。」他幾乎不跟孩子談這段過去，他兒子直到七一三紀念碑立了，從新聞得知國家人權館辦的座談、展覽，從網路爬梳，才比較瞭解父親當年經歷過什麼事。

張天信自七一三事件後，似乎不想再與那件事、那些人有牽扯，他從不去山東同鄉會，也沒有回過老家。但是，直到現在，他深夜還會到孫子房間去，「我要看看他們還在不在」。當年就是有同學一覺醒來，旁邊的人不見了，這是多深層的害怕，七十多年揮之不去。

這些山東流亡學生，幾乎都不跟孩子提澎湖那段往事，唯恐把他們也牽連進去。但是，他們聚在一起就會談，小聲談，有時候談着談着就哭了。

政大新聞系副教授方念萱、知名主播方念華是姊妹，她們的外祖父是當年山東省府秘書長楊展雲，曾營救張敏之未成，後來積極參與平反。他是山東第一所流亡學校「湖北中學」的校長，後來繼苑覺非之後接任員林實中校長。方念萱的媽媽楊澍跟山東流亡學生朱炎、張玉法、陶英惠是員林實中同學，方念萱從小就對他們名字耳熟能詳，「我媽媽每次開同學會回來，都會說朱炎又哭了。」朱炎曾任臺大文學院院長，他不是跟那羣山東流亡學生一起到澎湖的，他是青島即將淪陷時，朱媽媽含淚要孩子各自逃命，他惶惶流浪到岸邊，乞求一個軍官帶他上了最後撤退的「裕東輪」到臺灣。他十三歲，沒有槍桿高，後來也去念了澎防部子弟學校、員林實中。每次參加同學會，想到亂世流離的日子，想媽媽，醉後的朱炎總是哭得很傷心。

這羣師生「學校家庭化，老師父兄化，學生子弟化」，親如家人，苑覺非曾身爲澎防部子弟學校負責人、員林實中創校校長，替學生擔任主婚人兩百多次，家裡永遠有一大袋麪粉，隨時包餃子給學生吃，客廳也經常有學生打地鋪。他的兒子、前臺大哲學系系主任苑舉正曾經覺得他爸爸是「幾千人的爸爸」，不是他一個人的爸爸。

單德興從小也看到很多「叔叔」在寒暑假進出、借宿他家，他們來時，爸媽就特別高興，他們大人常小聲講話，不讓孩子聽到。2019年國家人權館辦七一三事件七十週年特展時，單德興臺北、澎湖全程聽了五場座談與演講，才更瞭解那段父母噤聲的歷史。

他在父母身上看到七一三事件對他們的最大影響是「謹慎」，極謹慎。在兩岸還沒有開放交流前，父母都不敢跟老家聯絡。外祖父母過世二十年後，他媽媽才輾轉得知，悲痛地請假一天，閉門追思，寫下悔罪書燒給父母，身穿縞素百日，對自己過度謹慎而沒有跟父母及時聯絡，痛心疾首。可憐父母直到去世都不知道他們是否活着。

陳芸娟謹慎的爸爸雖然也不敢跟老家聯絡，但曾請人偷偷帶了一張照片回去，一個字也不敢寫，他父母去世前至少知道兒子在臺灣還活着。

心中有一個「塊壘」，不斷涌出來

朱炎一直極度想念他那挽着柳條籃乞討的老孃，後來千方百計透過美國親人，經過香港，輾轉把他夢魂牽縈的山東老孃接到臺灣，老孃快走到他的臺大宿舍時，他快樂地一把背起她，一路跑一路狂呼：「娘回來了，娘回來了」。重享天倫一年，老孃就過世了。

楊展雲到臺灣時，只帶了較小的孩子，長子、長女都留在大陸，後來費盡工夫，一家人總算在美國洛杉磯團聚。本來應是個歡樂時刻，但楊展雲知道兒子加入了共產黨，怒不可遏，要他跪下。方念萱回憶這一段往事時，仍感心痛：「我有一陣子對外公很不諒解，因爲我大舅很可憐。在那個亂世，大舅受了很多苦，他被下放到新疆，也曾入獄，舅媽爲了給他看孩子，在監獄外面把孩子舉起來給他透過鐵窗看一眼。」多麼悲傷。

楊展雲的母親在「大躍進」餓死，奄奄一息時仰問蒼天：「禰在哪？我連粥都吃不上」。方念萱感慨萬千：「這是國仇家恨。我外公和我爸爸至死都不願意回老家，不堪回首。」情到濃時方轉薄，誰的錯？誰有錯？

單德興祖母、外祖父母很可能也是餓死。他第一次陪父母回老家時，第一大事便是祭祖墳。四野蒼茫，墳在田中，沒有墓碑，沒有土冢，他跪在地上，旁邊燒着香和紙錢，隱隱覺得不遠之處的空中有魂靈，他止不住地流淚，親戚相勸，都沒辦法讓這個男兒停淚，「我覺得心中有一個『塊壘』，不斷涌出來」，直到那個堵在心頭的東西哭化了，他才終於止淚。單德興後來回想，一方面覺得不可解，一方面覺得「我在哭時，彷彿有祖先在旁與我同哭。」

皈依法鼓山的單德興溫厚篤實，性情淡定，但在臺大外文系同學替朱炎老師賀七十五歲壽時，他又一次失控。同學替朱老師精心挑選了一件防風防雨的GORE-TEX冬衣做生日禮物，單德興致詞時提到「我父母也是山東流亡學生」，淚涌不停，語塞良久，而經常爲此流淚的朱老師那天反而異常平靜。朱炎已經病弱，第二年冬病逝，僅七十六歲。他駕駛電動輪椅，後座搭載着朱師母，臺大一景再也看不到了。

淚史，歷史能不能不再有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