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陳凱歌｜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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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
許多時候，陳凱歌難逃“真情”二字。
儘管榮譽與評說早已是圍繞他許久的東西，也並不構成他對於創作本身的判斷標準。但在爲新作《志願軍：存亡之戰》宣傳的路演現場，陳凱歌仍舊一次次地被觀衆的表達打動。他認爲其中難能可貴的部分是在漆黑的空間中，畫面中的人物衝破銀幕與觀衆建立了一個真實的場域，而溝通彼此的正是人與人之間真摯而普遍存在的情感。
“我把觀衆所獲得的感受稱爲物質力量，正是這個力量衝擊着人，雖然這個衝擊的過程是通過虛幻的東西實現的——電影就是透過眼前一張銀幕所看到的故事，卻是具有物質的衝擊力的。這種力量或許在影片結束後的一兩天甚至更長的時間中都令人念念不忘，但是慢慢地，又會回到隱藏的狀態。所以我總是覺得，最珍貴的東西不常現身，這種難得的真摯與共鳴是最觸動我的。”陳凱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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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的十九年後，陳凱歌也穿上了一身戎裝，在遠離家鄉的西南邊陲親歷過對抗與生死。自此，一些人便長久地停留在了少年的記憶深處。
有兩兄弟，是陳凱歌的戰友，他們的妹妹則是後方醫院的一名護士。一次對抗結束後，原本同在一處的三人丟了一個，妹妹尋遍了附近所有的戰損烈士和傷員，還是沒能找到自己的大哥。如此鮮活的個體並未被原封不動地搬上銀幕，卻深深地影響着陳凱歌的創作，包括吃山果子的小戰士、李曉（張子楓飾）對父親不離不棄的追尋，以及孫醒（陳飛宇飾）呈現出的戰爭應激症所引起的失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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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演現場面對觀衆的一瞬間所能感受到的東西是騙不了人的。這一次感受到不同的一點是，我能夠確信有某種東西觸動了他們，這種觸動不是說作爲創作者有多麼了不起，而是你所講的這個故事本身，這其中的人物與觀衆之間產生了共鳴。”
真誠
近身肉搏意味着同歸於盡，它在精神上的震懾力遠遠大於戰鬥結果本身。《志願軍：存亡之戰》選取了諸多這樣的場景，它的拍攝難度在於沒有絕對的標準。
“視覺上不能出任何問題，不然觀衆一看就特別假。包括近身肉搏，兩個人在地上的翻滾，攝影機要跟着配合，那麼與此同時演員的情緒是否到位？這場戲的鏡頭數量是非常多的，而且至多隻能是兩臺機器同時拍一個鏡頭。所以我在拍攝戰壕中這場戲的時候情緒上是亢奮又焦慮的，怕拍不下來。因爲觀衆所看到的鏡頭或許已經是第五，六條了，演員此時已經是極其疲憊的，那些喘息都真實的，甚至有的演員指甲都掀掉了。”
儘可能如實地還原歷史場景是拍攝的初心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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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歌說：“信仰是不需要反覆說的，它像是長在血肉裡的東西，所以我自己在拍的時候也總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東西。我覺得這實際上是在一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裡我們所聽到的一個迴響。”他曾坦誠“志願軍”三部曲是自己從影以來拍攝過的最龐大和複雜的作品。相較集中於一場戰役或取自部分史實的戰爭題材作品，“志願軍”三部曲涵蓋的是持續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全貌，梳理過程之繁雜，使得陳凱歌與主創團隊在文本創作階段便已然經歷了數場研討。
單就《志願軍：存亡之戰》一部而言，攝製團隊最多時超過3000人，炸點間有超過2000名羣衆演員同時奔跑，目之所及，形同回到了真實的戰場上。在幕後的紀錄片中有人感嘆，已經很久沒有身臨這樣的拍攝場景了。更不要說這超過二十萬平方米的“戰場”是製作團隊在河北天漠硬生生再造出來的。
迴響
對陳凱歌而言，每一個人物都必須經歷鍛造的過程，意味着不僅要考慮自身的質感，更要思考是否能夠與除自身之外的人物嚴絲合縫地扣在一起，例如之前鮮少出現在戰爭題材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吳本正（朱亞文飾）。
吳本正雖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投筆從戎，也並未服務於戲劇效果而在戰場上一瞬驍勇，他所呈現出的是一片赤誠——在國破家亡之時選擇去歐洲學習軍工，抱着有朝一日能報效祖國的願望。陳凱歌說：“所以我們也用很輕的筆觸說出了他的太太是1937年死於南京的，所以他心中是有國恨家仇的人。我認爲吳本正這個人物，最終在他身上所體現出的是——他受到了這些跟他完全不沾邊的戰士們的影響，他會把這些戰士視作自己的親人，被他們直截了當的質樸擊中，所以到了戰場上他跟這些人一樣不怕死，一定要到前面去，去看看這些戰士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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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凱歌看來，這部作品中難得的是演員們的表演狀態在不斷地變化。令他印象深刻的還有飾演李默尹的演員辛柏青。他回憶道：“他演得很收斂。他從第一部看似老好人，一點感覺不到他是軍官的形象，慢慢到了第二部中，他的眼神一下就不同了。特別是他在188師駐地去看李想的那個眼神，如若從純粹專業的角度評判，能演到那樣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爲他把很多已知和未知的因素組合起來進而投入到表演中，他知道他的兒子不一定回得來，所以他的眼神之蒼涼，而且他到最後都不知道李想到底怎麼樣了。辛柏青老師所傳達的東西很豐富，手段很節制，是高級的表演。”
“電影是我的一面鏡子，它與我血肉融合，如果非要把它拎出來說的話，我覺得自己始終仰慕或者想要去描寫有夢想的人，我自己也想做一個有夢想的人。不管是大夢想還是小夢想，個人的夢想還是推而廣之社會的夢想，那是另外一件事，我覺得這個東西或許是我作品中永恆的母題——個人與崇高的接觸，是使得個人能夠真正成爲人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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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男士》對話陳凱歌
時裝男士：您曾提到在“志願軍”三部曲的創作中包含着“野心”，具體是什麼？
陳凱歌：它指的是創作野心，我本人已經過了有野心的歲數了。因爲坦率來說，能把這樣一部戲拍出來是不容易的。這部電影是一個立此存照的東西，我覺得它放在這兒，就會有自身存在的價值。
時裝男士：至今您還能夠從創作中源源不斷獲得的是什麼？
陳凱歌：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一個星體。大一點的人是顆恆星，其他的有人做了行星，有人則是衛星。有時候我這麼說的時候別人總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比方拿行星舉例，一個人的內心資源就好比是行星的熱核反應，當一個人的內心還在熊熊燃燒的時候，一件事就能夠一直做下去。相反，一旦這個資源燃盡了，人就坍塌了，沒有力量也沒鬥志。所以從拍攝“志願軍”三部曲來看，不管從體能還是精神上各個方面，我都覺得自己還行，沒到該“躺平”的時候，但又知道總有那麼一個時間點會告訴你，差不多了，但目前沒有，那就接着拍點兒吧。
時裝男士：有青年創作者跟您談起過他們的困惑嗎？
陳凱歌：不會。我覺得由創作自由這樣一個理念所引發出的都是個人化的選擇，不同的創作者選擇拍攝不同的題材和故事，沒有對錯。與此同時，或許也應該考慮到其他的層次與方向的東西，我認爲電影是要有接續的，意思是今年就要考慮後年要拍的東西了。我覺得任何困境的形成都不是一兩天的，所有改變也需要很長的時間。
時裝男士：您之前提到的，藏在作品中所謂的“母題”，您希望被觀衆看到或感知到嗎？
陳凱歌：我覺得應該希望吧。至少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把它藏得很深過，我自己覺得其實電影不是分享，是共享。電影於我是一塊虔誠之地，我對它是帶有某種程度的仰望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