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殺死」陳凱歌，張藝謀「廢了」張藝謀
國慶檔結束了，但餘波猶在。
最顯眼的兩道水紋，來自張藝謀和陳凱歌。
30年前，兩人前後腳拍出《霸王別姬》和《活着》，到現在，這兩部電影也是華語電影史上無比耀眼的兩座豐碑。
30年後的今天，兩者同臺打擂，只能讓觀衆看個熱鬧。
張藝謀的《堅若磐石》積壓四年，票房過十億，陳凱歌的《志願軍》稍差，但也有六億，不出意外，兩部片加起來還能再有六七億的票房。
但與高票房不相稱的，是乏善可陳的口碑。
《志願軍》豆瓣評分7.1，《堅如磐石》的評分甚至低到了6.3，一度與《前任4》這種流水線愛情片持平。
誰能想到，田羽生竟然票房碾壓陳凱歌，口碑逼停張藝謀？
看了張藝謀和陳凱歌最近幾年的片子，我總是會想一個問題——
不知道今時今日的兩人，還能不能憶起彼時的自己？
奼紫嫣紅開遍
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所在的朱辛莊還很偏僻，用北電老教授、《大紅燈籠高高掛》編劇倪震的話說，是“一片望不見盡頭的飼料地伸延過去，接上了鄰近村莊的大田作物”。
陳凱歌形容，他們這批人，是“被朱辛莊春花秋月浸潤過的一羣頑童，爲藝術着迷的一夥癡情人。”
那時，同學們被按照家庭背景劃分成三個世界。
第一世界，是高幹子弟，有着許多常人沒有的機會；第二世界，是藝術世家子弟，藝術前途一片光明；第三世界，則是平民子弟。
按照這樣的標準，張藝謀無疑屬於第三世界。
年輕時的張藝謀
而在改革開放之前，張藝謀可能要算是第四世界了，原因只有一個：祖上成分不好。
中學畢業後，張藝謀在陝西乾縣插隊三年，春種秋耕，夏收冬藏，閒下來還要去做水利，幾十個人擠着，住一孔窯。
1971年開始，張藝謀在咸陽的一個棉紡廠當工人，就這，還是革委會議了再議才答應的。
在廠裡，張藝謀幹的基本都是純體力活，比如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進車間，讓女工人們紡紗、織布。
但他也可以說是最不被看好的那種工人，一到開黨員大會、團員大會的時候，他與別人的差距更是明顯。
套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張藝謀是整個車間幹活賣力卻沒資格參加大會的唯一的人。
工作之餘，張藝謀賣血買了一臺“海鷗”牌相機，相機套子是沒領證的妻子肖華做的，外面是勞動布，裡面裹着棉花，很好看。
後來，張藝謀成了專業的攝影師，但很長一段時間裡，沒用過比這臺“海鷗”還好的相機，陳凱歌說張藝謀覺得“海鷗”不錯。
因爲拍照片時，“相機的好壞不是最重要的”。
1973年，二十出頭的張藝謀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人，都是他的工友，在他的指導下，擺出各種神態和動作。
這張照片名叫《還我自由》。張藝謀說：“我就是想要自由。”
高考恢復以後，張藝謀把自己的攝影作品做成了一個影集，給北電的招生導師看，希望得到一個北電攝影系的報名機會。
但26歲的他，超過了22歲的招生標準，屢屢被拒之門外，去北京廣播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前身）攝影專業，也遭到了同樣的拒絕。
幾經輾轉，張藝謀託親友找到畫家黃永玉和時任北電副院長的黃印鹹，將自己的作品集和一封《求學信》遞到了時任文化部部長黃鎮的手裡。
“他的作品很有水平，應加緊培養，可以作爲特殊問題，叫進修生或其他適當名義，允他入學深造，”黃鎮隨即作出瞭如上批示。
繼而又說人才難得，“（如果）讀四年年齡大了，兩年也可以嘛”。
這也是爲什麼，在陳凱歌的口中，張藝謀是“勉強上了學”。
知道結果後的張藝謀說，成爲一名大學生，是他想都沒想過的事。
1978年入學前，張藝謀跟肖華領了結婚證。
他不知道自己具體的身份是進修生、旁聽生還是正式生，也不敢細問，怕把這事也攪黃了。
果然，入學後有人貼出大字報，說學院存在破格錄取的走後門現象，他看到後愈發謹小慎微。
兩年期將滿時，校領導約張藝謀談話。
張藝謀後來回憶說，當時覺得繼續留校學習是沒指望了，想着“只要給我個大專文憑我就走”。
還跟田壯壯等人訴苦說，“哥們兒這一走，可能就回不來了”。
但經由文化部同意，校領導給予張藝謀的答案是，允許他像正式的本科生那樣，在攝影系再學兩年。
與歷經曲折的張藝謀截然不同的是，陳凱歌的父親陳懷皚是北影廠的導演，妥妥的第二世界。
年輕時的陳凱歌
也正是因爲陳老爺子的存在，許多人一直謠傳《霸王別姬》其實不是陳凱歌拍的。
恢復高考之初，陳凱歌報考的是北大中文系，但到了考場才發現，即使是中文系也不只看文筆還考數理化，於是，他退而求其次，選擇了北電。
但要論家世，他們的同學田壯壯堪稱第二世界的頂級，父親田方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首任廠長，母親於藍是飾演過江姐的著名演員，後來是兒童電影製片廠的首任廠長。
筆試時，頗有家學淵源的田壯壯僅用半個小時就答完了考卷，監考老師問他爲什麼不再檢查檢查，他說沒什麼好檢查的。
交完考卷，田壯壯也沒走，而是等着他的發小陳凱歌。
最終，幾人都進入了北京電影學院，不過田壯壯、陳凱歌在導演系，張藝謀在攝影系。
張藝謀之前對電影無甚瞭解，入學典禮時看到外國影片，大爲震驚，在宿舍拉着同學一起討論。
不知道他彼時的震驚，與今日已經拍了幾十年電影的他，在短視頻宣傳裡的震驚是否相同。
對電影知識的缺失，“走後門”入校的經歷，一度讓張藝謀有些自卑，同學們組織的舞會上也從來沒有他的身影。
好在他踏實、肯學，缺少電影的相關知識就去看書，沒書就手抄筆記，一抄就是幾十萬字。
兩年下來，張藝謀的成績還不錯，多少贏得了同學的尊重，還當上了學生會副主席。
與張藝謀的沉默寡言不同，陳凱歌在大學裡很是意氣風發。
教授倪震說，相比於紅色貴族，陳凱歌是被邊緣化的，但他的文學修養，尤其是古文素養，使得他很有心氣，覺得自己是幹大事的人，“憑什麼就比你們低”。
在北電，陳凱歌打籃球、參加舞會，還跟北島、舒婷一道擴散《今天》在文化圈子裡的影響力，北島寫的創刊詞，就是陳凱歌貼在北電的。
在玉淵潭公園的詩歌朗誦會上，陳凱歌慷慨激昂地朗誦食指的《魚兒三部曲》。
上臺前，北島跟他說，“你可想明白了啊，好幾百人在底下聽”。
二十多年後，他的愛好仍然沒變，甚至想把詩朗誦給上千萬人、上億人聽。
比如選拔2008年奧運會開閉幕式總導演時，他同樣慷慨激昂，朗誦了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儘管系別不同，但張藝謀和陳凱歌也有交集。
在球場上，兩人做過對手；張藝謀的手抄筆記，有二十多本參考書目是陳凱歌列給他的；剛入學時，張藝謀因爲看到外國電影激動，陳凱歌路過看到，只淡淡地說了句“劉姥姥進大觀園了”。
後來在攝影展上看到過張藝謀四幅一組的作品，陳凱歌心中暗暗覺得“此人不是等閒之輩”，等後來在學校遇見，一番交談，更覺他“志向極高”。
張藝謀的沉默寡言也好，陳凱歌的意氣風發也罷，北島在《波蘭來客》中寫下的一句話，都意外地貼切他們當時的狀態。
“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
賞心樂事
1982年，張建亞、田壯壯、張藝謀等人，在雲南搗鼓出了畢業短片《紅象》。
年輕時的張藝謀
後來拍出《大宅門》的導演郭寶昌一看就驚了。
那語氣，像是看到莫言作品的餘華：“我操，看到那畫面我就傻了，中國他媽的要出大師了！”
同年，幾人畢業。
田壯壯留在了父親生前擔任廠長的北京電影製片廠，陳凱歌去了田壯壯母親於藍當廠長的兒童電影製片廠。
田壯壯曾求母親讓張藝謀也留在北京，畢竟兒童電影製片廠是初創，要個北電的攝影系畢業生很合理，但最終，張藝謀被分配到了廣西電影製片廠。
次年，已是三十出頭的張藝謀受廣西廠廠長韋必達賞識，終於迎來了第一個掌鏡的機會——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
在需要論資排輩的國影廠，這支平均年齡不過27歲的攝製組，是全國第一個青年攝製組。
開完大會，幾人爲表決心，剃了光頭，去外地拍攝時，還被警察誤認爲是流氓給抓了進去。
小半年後，運用了不對稱構圖等技巧的《一個和八個》，正式拍攝、剪輯完成，這部電影，也被譽爲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之作。
但送到文化部審查時，正碰上文藝界大批“人性論”，《一個和八個》成了靶子，被稱作是“精神污染”。
同年11月底的會議上，廠長韋必達發佈了不同意見，他認爲這幾個年輕人有事業心，而且敢於創新，應該關心、愛護，“如有錯誤應由廠領導來負責，由廠長來承擔”。
但直到一年後，在社會上很多叫好的聲音壓力下，它才最終獲得通過。
也是在這段開會期間，韋必達聽說了陳凱歌，說是導演系的高材生，很有水平，韋必達花四倍工資，把陳凱歌借調到了廣西。
見面時，陳凱歌交給了韋必達一個劇本，也就是後來的《孩子王》。
韋必達一看，覺得《孩子王》好是好，但“太過沉重，不宜投產”，畢竟《一個和八個》投了42萬，因爲沒能通過審查，還沒收回成本呢。
此時，文學部推薦了兩個本子，其中一個便是《黃土地》，幾人商討之後，決定籌拍這部片，陳凱歌當導演，張藝謀當攝影。
韋必達說：“那時候他們並不對物質條件過多地挑剔，而是渴望能夠有一個做事情的機會。”
拍《黃土地》，最適合的地方莫過於黃土高原，幾人兜兜轉轉，來到了陝西。
但車子壞了，帶的錢也不多，只好去投奔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廠長吳天明。
畢業時張藝謀一心想分配到西影廠，畢竟這是他的老家，但西影廠沒接收，只好去了廣西廠。
吳天明此時剛剛就任西影廠廠長，大刀闊斧的免職了好幾個大齡幹部，要讓他們給年輕人退位讓賢，早聽說過張藝謀等年輕人的名號，也算是雙向奔赴。
採風結束後，《黃土地》的拍攝一度陷入停滯，直到郭寶昌支招兒，陳凱歌把他們一路上的經歷向領導一通演說，據說把整屋子的人都說哭了，才得以繼續拍攝。
1984年7月，《黃土地》被送到文化部進行審查，但遭到部分電影局領導的無端指責，韋必達繼續衝上一線論證，但結果是不歡而散。
同年底，韋必達沒能繼續擔任廣西廠廠長。
次年，《一個和八個》《孩子王》兩部影片贏得了文藝界的廣泛認可，幾個年輕人也一鳴驚人。
多年後，山西的一個小鎮青年看到了《黃土地》，剛看十分鐘就開始流淚，看完以後直接傻掉了，非常喜歡陳凱歌和張藝謀的他，發誓一定要當導演。
考了三次後，終於考進北電，他的名字，叫賈樟柯。
《黃土地》被炮轟前後，在北電進修過的黃建新，在吳天明的支持下拍出了《黑炮事件》，顧長衛得到了廠裡分配的房子，張藝謀、路遙的老婆，被安排進廠裡當資料編輯。
得知韋必達調任後，吳天明開始大挖牆角，被廣西廠新廠長一通罵，他也無所謂，繼續邀請張藝謀參演自己的新片《老井》。
張藝謀並未學過表演，但他當過許多年的農民和工人。
用陳凱歌的話說，他是“一個弧線微微向下彎曲的鼻子，兩條自鼻翼直奔嘴角溝線，加上一雙深沉的眼睛”，活脫脫一個秦國人。
張藝謀的手已經很粗糙，但與當了幾十年農民的手還是有差距，他每天拿着土放在手裡來回搓，只爲擁有更真實的感覺。
爲了演好《老井》裡孫旺泉井下被埋時奄奄一息的感覺，張藝謀三天沒有吃飯。
1986年，《老井》成了金雞獎與百花獎的最大贏家，張藝謀還在東京國際電影節得了影帝。
一番合作下來，吳天明對張藝謀更是賞識，乃至讓他當了導演，去拍他想拍的《紅高粱》。
廠裡有人不服氣，陳凱歌、張軍釗他們好歹是北電導演系畢業，張藝謀他一個攝影師，憑什麼啊？
但吳天明說：“這樣一個拿命拼的人，我有什麼不放心？”
還有老員工找到吳天明，一進門就跪下，說廠長，他一輩子都沒當過導演，眼看就要退休了，能不能讓他拍一部。
吳天明知道他屬於爛泥扶不上牆的那種，也給他跪下了，說你一輩子都沒拍，也不差這幾年，還是把機會讓給年輕人吧。
兩人對視了一會兒，老員工起身離開了，再也沒提拍片的事。
“做一個導演，肩上的責任重大。一部電影的投資，幾十萬元，可以裝備一座中型醫院，國家現在還這麼窮的時候，這真是很大的一筆錢啊！你拍一次電影，成功還是失敗，事關重大！期望各位牢記。”
這是北電78級導演系主任教員汪歲寒老師，在第一堂課上，對28位學生的告誡。張藝謀沒當堂聽過這話，但他做到了。
在高密鄉，張藝謀種了一大片高粱地，心中琢磨拍攝時該如何用。
他跟姜文、莫言一起光着膀子拍照，每個人臉上都散發着青春的光芒。
從左至右：鞏俐、莫言、姜文、張藝謀
來年，《紅高粱》在金雞獎和百花獎都得了最佳故事片，還在柏林國際電影節擒了金熊獎盃。
1987年，陳凱歌拍出了自己心心念唸的《孩子王》，但因爲與中影的紛爭，在中國電影展展出的時候遇到了問題，它不屬於正式參展的影片。
許多外賓強烈要求要看，吳天明讓宣傳發行處在北影廠租了一個放映室，但貼海報時被人攔住了。吳天明怕跟人起衝突，讓處長拿着相機，看誰敢動手就拍照，最終，衝突沒有擴大。
《孩子王》賣到了十四個國家，還得到了戛納金棕櫚獎的提名。
陳凱歌說：“我這一輩子都不做對不起吳天明的事。”
《紅高粱》之後，張藝謀以一年一部片的速度，推出了《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多部影片，得過奧斯卡提名，也斬過威尼斯銀獅獎。
得獎後，精力旺盛的張藝謀曾拉着蘆葦，徹夜討論影片的缺點，看哪裡還能更好。
最終，兩人討論出三十多條缺點。
時間流逝，籌拍過多部影片的張藝謀與陳凱歌，分別迎來了自己的創作最巔峰，《活着》與《霸王別姬》。
而連接這兩部影片的，是同一個人——編劇蘆葦。
良辰美景
80年代時，蘆葦還在西影廠當美工。
周曉文籌拍《最後的瘋狂》，蘆葦看到劇本，樂了。
就這？這也太爛了，我隨便寫寫都比這強。
蘆葦隨即寫了一稿，西影廠和周曉文也真敢用，隨即，《最後的瘋狂》成爲當年票房冠軍，還得了金雞獎驚險片特別獎。
隔兩年，蘆葦又跟周曉文合作，寫出了《瘋狂的代價》，在金雞獎上得到多項提名，還給《雙旗鎮刀客》寫了劇本大綱，但最後並未署名。
1992年，看過蘆葦作品的陳凱歌，主動找到他：“中國電影過去塑造的任務都是概念，可你寫的人物卻都很生動，你有沒有興趣給我們編一個有關京劇的電影？”
蘆葦和陳凱歌
其實，陳凱歌本來不想拍這部《霸王別姬》，但《邊走邊唱》虧大發了，只好接受制片人徐楓的建議，畢竟除了她，沒人肯給如此大的投資了。
那年，蘆葦45歲，他從小就看聽河北梆子、秦腔等各種戲，一聽就很是興奮。
看完李碧華的原著後，兩人就着《霸王別姬》聊了起來，蘆葦說這是個二流小說。
陳凱歌說：“你評價比我還高，我認爲它是三流小說。”
蘆葦已經看過《邊走邊唱》，覺得很悶，太講求詩意，許多觀衆看不懂，問陳凱歌敢不敢用情節劇的方式拍《霸王別姬》。
陳凱歌讓他去跟父親陳懷愷聊了聊，陳父覺得蘆葦說的很有道理，問陳凱歌的意見，他同意了，對蘆葦說“只要你寫出好的劇本，我就拍”。
陳凱歌和父親
蘆葦也有要求：“劇本你一個字也不能碰。”
陳凱歌笑着說：“我巴不得啊。”
所以，在《霸王別姬》裡，兩人的合作方式是蘆葦寫出劇本，陳凱歌按場次標出上、中、下三等，上等直接拍，下等蘆葦繼續改。
蘆葦一共寫了九十九場戲，陳凱歌只拿掉了兩場。
這是蘆葦所有劇本中唯一一個完全照着劇本拍的。
演員上，陳凱歌本想用尊龍演程蝶衣，但劇組有人覺得張國榮更合適，投票表決之下，果然張國榮勝出。
但他們想用張國榮，對方答不答應還是個事。
陳凱歌跑到香港，在文華酒店咖啡廳跟張國榮講了《霸王別姬》的故事，聽完後，張國榮起身跟陳凱歌握手：“謝謝你給我講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拍批鬥戲時，張國榮的臉上太乾淨了，得弄亂些，於是讓助理親親臉，把妝弄花，助理沒敢，滿腦子都是戲的陳凱歌，把他抱過來就親，沒一點猶豫。
有香港劇組來《霸王別姬》劇組挖人，給執行導演開出十多倍的高價，請他去當導演。
他把這事告訴了陳凱歌，陳凱歌用滿是京味兒的口音答道：“那片子咱們還能拍嗎？咱這什麼片啊？咱這奔戛納啊。”
兩人對視一眼，哈哈大笑，而後繼續投入到了拍攝之中。
拍完後，蘆葦把張藝謀叫過來，問他如何看待《霸王別姬》，張藝謀說這是學好萊塢學得最像的片子。
在藝術至上的年代，推崇商業的好萊塢無疑是個貶義詞，陳凱歌和蘆葦都被張藝謀氣得夠嗆。
第46屆戛納電影節上，滿心奔着戛納去的陳凱歌終於心想事成——《霸王別姬》成功將金棕櫚獎收入囊中。
用《霸王別姬》裡的臺詞來說，陳凱歌這是成了“人前顯貴”的“角兒”了，誰見了不得尊稱一句“電影大師”啊？
以後喊導演都不用帶名字，直接喊“陳導”，除了陳凱歌，沒旁人了。
另一邊，張藝謀看中了餘華的小說《河邊的錯誤》，找他去買版權。
談了十多天，一稿基本出來了。
但餘華說手上有本小說，寫了七萬字，覺得寫得很好，問張藝謀要不要拍這部，張藝謀接過，讀畢，當即決定買下這部還未完成的小說版權，並先拍它。
它叫《活着》。
請演員時，張藝謀屬意的男主角是葛優，但對方覺得這是文藝片，片酬肯定特少，沒答應。
後來母親聽說了，把葛優罵了一頓，張藝謀也給葛優出了他想要的片酬，雙方纔開始合作。
蘆葦說，第五代有兩個致命的問題，第一個是不會講故事，第二個是不太懂表演，像《黃土地》《紅高粱》，即使有原著打底，但經由改編後仍然是風格化敘事，不以故事見長，這也是蘆葦不讓陳凱歌碰劇本的原因。
《活着》也不例外，張藝謀並未參與劇本的實際創作。
至多，和蘆葦、鞏俐、葛優等人一起聊，一起討論怎麼拍、怎麼演更合適。
《活着》是散點結構，沒有一箇中心故事，在技巧上非常難，但他們一起努力，拍出了最好的《活着》。
在北京看完試映的餘華，對電影卻不太滿意。
他覺得電影裡解放後的部分對小說的改動太大，勸張藝謀換個名字，別叫《活着》。
張藝謀死活沒同意，仍然延續原名。
而後，《活着》在戛納獲得評委會大獎，葛優還成了華人中的第一位戛納影帝。
《活着》在歐洲許多國家都大火，有影展請不到張藝謀，就請餘華代替他跟影迷見面，餘華那時就很幽默，笑着說是因爲張藝謀太貴，而自己是個“便宜貨”。
看完二十多次後，餘華終於喜歡上了《活着》，覺得這是部好電影。
畢竟小說跟電影屬於不同的藝術形式，而張藝謀比他大了十歲，對某些歷史的印象，兩人一個是近乎成年人的視角，一個是孩子的視角，自然有所不同。
《霸王別姬》和《活着》的錄音師陶經說，這個階段的陳凱歌和張藝謀，都是創作狀態最好的時候，即對世界擁有一顆無畏的童心。
在兩部影片問世前後，張藝謀與妻子肖華離婚，先跟鞏俐談起了戀愛，後來娶了陳婷；陳凱歌則別了洪晃，娶了崇拜他的陳紅。
陳凱歌和蘆葦在什剎海時，陳凱歌經常請他喝極其便宜的老北京豆汁兒，而後暢談天下，兩人像一個戰壕裡的戰友。
得金棕櫚獎第二年，蘆葦到北京，陳凱歌對他也很好，派戴着白手套的女司機，開着加長版凱迪拉克來接他。
蘆葦認爲陳凱歌變了，對方說話的那個口氣、語境，以大師自居的姿態，一下就把和他人的距離拉開了。
他說：“我很幸運，跟張藝謀、陳凱歌合作的時候，正是他們處於藝術上最純潔的階段，那時候我墜入幻境，覺得我們終於起步了。可我沒想到，那竟是我們這一代的終點。”
奈何天
在張藝謀和陳凱歌高歌猛進時，田壯壯卻陷入了低谷。
《九月》放完，拍出《邊城》《駱駝祥子》的第三代導演凌子風說“我實在看不懂”；《獵場扎撒》放完，文化部某領導問田壯壯“這電影給誰看”；《盜馬賊》放完，《北京文化》副主編李陀問田壯壯“你能告訴我這片子是說的什麼嗎”。
後來，田壯壯說這是給二十一世紀的觀衆看的。
1993年，田壯壯執導的《藍風箏》成爲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電影，但在參賽前未經批准。
同年，張元執導的《北京雜種》在東京國際電影節和荷蘭鹿特丹電影節展出，但與中國電影代表團發生衝突。
1994年3月，有關部門發出《關於不得支持、協助張元等人拍攝影視片及後期加工的通知》，田壯壯、王小帥等人均被處罰，被罰的人共有7位，人稱“七君子”。
此時，《活着》已經剪輯完成，但審查時有一些否定意見，張藝謀想繼續拍片，不想成爲君子的一員，決定不去戛納參賽。
但製片方沒答應張藝謀的請求，把片子送去了戛納，他們對影片很自信，覺得一定能得獎，還把演員葛優和鞏俐請到了現場。
張藝謀覺得自己去不合適，便沒去，戛納給他留了一張椅子，上面寫着“導演張藝謀”。
幾年後，山西小鎮青年賈樟柯畢業，拍出了山西汾陽一個“慣偷”的故事，片名叫《小武》。
他沒送審，而是直接去參加了各大電影節，片子在各國的版權收入都不錯，年輕的賈樟柯銀行卡里多出來五百萬。
《小武》贏得了許多獎項，《出租車司機》《好傢伙》的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尤其喜歡這片。
1999年1月13號，29歲的賈樟柯被電影局領導約去談話，那時他剛畢業不久，沒怎麼進過國家機關的門檻，心裡直打鼓。
後來，他在《賈想》裡詳細記錄了那天發生的事情。
“突然從門裡流水般漫出七八個中年人，其中一人臉熟，我立馬側身靠牆定睛觀看，原來是某第五代大師。看他和一儒雅官員稱兄道弟，勾肩搭背，一旁衆人附和……這讓我迷茫，原本想象中神仙般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師，在官府衙邸竟也如此遊刃有餘，一如自家門前。”
那位領導，賈樟柯稱他爲“老趙”，老趙對他很客氣，說要出去一會兒，讓他在辦公室隨意點。
賈樟柯發現辦公桌前有一個文件，上面似乎有他的名字，於是像盜書的蔣幹，把它拿起來翻閱。
上面是《大成報》關於電影《小武》的報道，正文邊有幾行手寫的小報告：請局領導關注此事，不能讓這樣的電影，影響我國正常的對外文化交流。
打小報告者署名“xx”，正是剛纔那位第五代大師的文學策劃。
不久，老趙進屋，先問了問賈樟柯，是否知道了爲何請你來，賈樟柯答過，老趙拿出一文件宣判：從今天起，停止賈樟柯拍攝影視劇的權利。
言罷，又嘆了口氣。“我們也不想處理你，可是你的同行、你的前輩，人家告你啊。”
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2年，內地院線進行市場化改革，2003年，CEPA協議出臺，陳可辛、徐克、周星馳等大批香港導演北上，進入內地拍片。
爲了響應大勢，打響國產電影的氣勢，張藝謀和陳凱歌仿照李安的成功，相繼推出了自己的古裝鉅製。
前者的《英雄》，2002年上映，請來李連杰、梁朝偉、張曼玉、陳道明、甄子丹，在內地賣了2.5億，是當年票房的1/4。在全球賣了1.84億美元，換算成人民幣，是14億票房。
後者的《無極》，2005年上映，演員陣容橫跨中、日、韓三國，有張東健、張柏芝、真田廣之、謝霆鋒等多位大咖，結果全球票房不到4000萬美元。
賺錢也好，失利也罷，迎接他們的都是批評。
賈樟柯肯定《英雄》的商業成就，但在影片質量上，認爲《英雄》“透露出的精神實質很落後”。
陳凱歌的《無極》更慘，直接被惡搞視頻《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搶過了風頭，那段時間，每每提到它，陳凱歌都會明顯激動，他直接將視頻製作者告上了法庭，說“人不能無恥到這樣的地步”。
中國加入WTO之後，可以進入內地的好萊塢大片變多，基於市場壓力等因素，許多事情有了轉機。
廣電部門給王小帥打電話，說可以聊聊，王小帥、婁燁等知名的禁片導演聚在賈樟柯的辦公室裡，起草了一個倡議書，希望能解禁他們的電影，並進行電影分級制度。
2003年底，領導們決定既往不咎，解禁了他們之前的部分電影，但認爲電影分級的事，還得再等等看，並對這些導演說：“今天我們給你們解禁，但你們要明白，你們馬上就會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
2006年，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上映，賈樟柯故意將《三峽好人》與其放到了同一天上映。
接受記者採訪時，賈樟柯滿是憤懣。
“我就想看看，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年代，有誰還關心好人。”
最終，《滿城盡帶黃金甲》票房2.91億，豆瓣評分5.9，《三峽好人》票房30.8萬，豆瓣評分8.4。
與張藝謀合作過多次的製片人張偉平，對賈樟柯的大放厥詞很是不屑。“他那片子不就拿一金獅嗎？我們又不是沒拿過，都是我們拿剩下的。”
張藝謀則認爲賈樟柯“還是有怨氣”，認爲《三峽好人》票房失利與他無關，“他（賈樟柯）的失敗不是因爲我們的存在”。
相比於張藝謀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陳凱歌算不上出色，《趙氏孤兒》《荊軻刺親王》等許多影片譭譽參半，他說：“我想拍的題材都通不過，我不是沒試過。《霸王別姬》以後，怎麼說呢，是盯着我了……那你說你能夠怎麼辦呢？”
《霸王別姬》和《活着》之後，蘆葦的許多作品都沒能成。
跟陳可辛合作，改編《哈金》，講文革期間一個小人物如何被命運捉弄，陳可辛看了劇本，非常滿意。
但這片沒能立項。
蘆葦以自己因跳“貼面舞”被判成流氓的經歷，寫了個劇本《九夏》，請來葛優、葛存壯、謝園等人出演。
但開拍前得知當年的監獄題材電影全部不能拍。
跨過現實主義，蘆葦直奔歷史題材。
跟張紀中合作的大型電視劇《李自成》，已經寫了二十集。
但“大環境出了問題”，項目只好下馬。
後來，他幫吳宇森寫過一稿《赤壁》，但吳導一直想要“和平”。
蘆葦說這片子的主題絕對不可能是“和平”，於是不歡而散。
2006年，蘆葦跟王全安合作的《圖雅的婚事》擒了柏林金熊獎，但到了《白鹿原》，寫了幾年的劇本沒被採用。
2012年，王全安將《白鹿原》拍成了《田小娥傳》，次年，他在馬爾代夫跟田小娥的飾演者張雨綺補辦了婚禮。
時間來到2018年，中國導演協會年度表彰大會上，主持人讓導演系代表上前發言。
李雪健、張國立等演員，張藝謀、田壯壯等導演都站在臺上。
張國立下意識喊出了張藝謀的名字，張藝謀擺擺手，言下之意是不該我去。
幾乎與此同時，一旁的張建亞跨越幾個身位，直接將田壯壯推了出去。
1982年拍畢業短片時，張建亞是跟張藝謀、田壯壯合作的，後來身爲導演的他拍出了《貞觀之治》和《三毛從軍記》，但他還是說：“出了朱辛莊，我他媽只服田壯壯。”
田壯壯被推出來，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說道：“其實我們就是起承轉合的一代，但我們在這個社會裡，見到了人，見到了天，見到了地，知道什麼叫愛，什麼叫責任，什麼叫給予，我們後來把這些都放到我們的電影裡了，用自己的命來做電影，我想這可能就是我們這代人的一種態度吧。”
第一排從左至右：陳凱歌、田壯壯、張藝謀
最近幾年，張藝謀和陳凱歌都拍了許多電影。
前者有《影》《滿江紅》《狙擊手》《堅如磐石》等影片，幾乎一年一部，類型繁多。
後者則紮根主旋律，《我和我的祖國》之《白晝流星》、《長津湖》系列、國慶檔的《志願軍》，未來還有《志願軍2》和《志願軍3》。
《長津湖》成爲內地影史上最賣座的影片，《滿江紅》力壓《流浪地球2》，成爲今年春節檔票房冠軍。
但在口碑上，卻與兩人三十年前所拍的電影相去甚遠。
在B站等年輕化的平臺上，張藝謀開始變得抽象。
因爲多次啓用劉浩存這位年輕演員，因爲最近的多部影片舞臺化，熱衷於反轉，不落地，因爲《滿江紅》沒能完成的“一鏡到底”，他的一句“是不是很大膽”成爲鬼畜來源，動輒上百萬播放量。
陳凱歌在拍電影之餘，上綜藝當了導師，指導年輕演員演戲，調侃郭敬明的審美，帶着兒子陳飛宇一起拍戲，一句“阿瑟請坐”被網友笑了好多年。
在寫給廣西廠老廠長韋必達的信裡，張藝謀曾這樣說。
“也許，我們將來可能成爲藝術大師，名人，但我們永遠記得當我們年輕時，我們是怎樣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攙扶我們……我們記着您無私無畏地支持保護我們，我們記着那些所有的事。”
在《少年凱歌》裡，陳凱歌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當人們成年以後，他們是誰和他們想是誰，區別越來越小，由於社會，更由於自己。一代人隨風而去，難忘的終於是跳下囚車時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蕩。真的叛逆，因爲真的年輕。”
從兩人作品與觀衆見面的頻率來看，有許多事是確信無疑的。
比如他們的創作慾望還很強，記憶力還很好，也很年輕。
但是，他們真的還年輕嗎？
張藝謀，陳凱歌，請回答。
參考資料：《十三邀》 騰訊新聞
陳凱歌 「霸王」面壁 人物
陳凱歌：記秦國人——張藝謀
《陳凱歌和他的80年代》 三聯生活週刊
《電影編劇的秘密》蘆葦 王天兵
編劇蘆葦——中國電影界呈現出的現象很矛盾
《賈想1996-2008》賈樟柯
《少年凱歌》陳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