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倒查30年”，在傳遞什麼信號？

最近，多家上市公司爆出追繳稅款的新聞——

事件一：

6月12日，博彙股份發佈停產公告，將採取各項節流措施，包括但不限於逐步安排員工放假、減薪、裁員等方式，努力維持日常經營活動。爲何要停產呢？主要原因是稅收追繳。3月29日，博彙股份曾發佈公告稱，近日，公司收到寧波某稅務所的通知，要求補繳稅款3.0億元，業績將由盈利轉爲大額虧損。

事件二：

6月13日，維維股份發佈公告稱，公司收到枝江市稅務局通知，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枝江酒業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應納稅費，合計約爲8500.29萬元。

這些公告，引發了“稅務倒查30年”的議論。過去30年，不少企業的財稅制度並不規範，稅務徵繳規則也時有變化，如果真的倒查30年，估計會有一大批企業老闆們寢食難安。

稅務局真的要翻查30年的舊賬嗎？

6月18日，針對“稅務倒查30年”的問題，國家稅務總局作出澄清迴應，表示稅務部門沒有組織開展全國性、行業性、集中性的稅務檢查，更沒有倒查20年、30年的安排。近期反映的有關查稅補稅，有的是對企業以前年度欠稅按程序進行催繳，有的是對企業存在的稅收政策適用風險按程序予以提示告知等。

一週後，2024年6月25日，審計署網站刊登《國務院關於202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對稅務部門批評如下：徵管不夠嚴格和制度漏洞造成稅款流失。審計署建議，要加大稅費徵管力度，完善部門數據共享，堵塞制度漏洞，做到應收盡收、顆粒歸倉，鞏固好財政收入恢復性增長態勢。

因此，在全國層面上，並不存在“稅務倒查30年”。但是，全國各地加大稅收徵管力度，這是事實。

這傳遞出什麼信號呢？

我們今天要談兩點：

第一，在經濟下行期，企業的實際稅率反而會上升。各地的實際稅率與地方財政情況有關。

第二，“稅務倒查30年”的新聞，反映出地方財政的深層危機。新一輪財稅改革正在籌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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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週期的實際稅率

大家都知道，法律條文是白紙黑字板上釘釘，但執法力度卻可以靈活變通。在稅收領域也是如此，法定稅率是固定，但是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的。

因此，企業面對的實際稅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政府的執法力度：

經濟繁榮之時，地方政府的槍口可以擡高一寸，對企業的避稅操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就導致企業的實際稅率偏低。

經濟下行之時，地方政府收入下降，就會加大稅收徵繳力度，應收盡收、顆粒歸倉，這就意味着企業的實際稅率上升。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很多企業本身就經營困難，又面臨稅收追繳，導致現金流“雪上加霜”。因此，像博彙股份這樣的企業，就“稅痛感”強烈，宣稱要停產、減薪、裁員，這無疑不利於穩就業、穩經濟。

也就是說，企業的實際稅率是順週期的，損不足而奉有餘，這明顯與中央的“強化宏觀政策逆週期和跨週期調節”政策基調相悖。

我們計算了上市公司的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就發現了兩個規律：

第一，總體來看，2013年以來，企業稅負在持續下降。

第二，2009-2013年、2021-2023年，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出現順週期的特徵：2012、2013年經濟增速下滑的同時，企業實際稅率卻在上升；2023年經濟低迷之時，企業實際稅率卻有所反彈，比2021年大約提高了1個百分點。

圖. 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與GDP增速

長期來看，提高稅收徵管能力沒毛病，是提高國家現代化治理能力的題中之義。

但是，短期來看，在這個寒意料峭的時刻，對已經步履蹣跚的企業提高實際稅率，有可能就會變成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繁榮的經濟，應該是合作共贏，而不是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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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財政的緊日子

另一個問題是，哪些地方的實際稅率相對高呢？

我們也計算了各個省市的實際稅率，發現在債務負擔較重的青海、甘肅、重慶、山西、河北等地，企業的實際稅率也是較高的。

註釋：企業實際稅率=企業實際繳納總稅款/企業增加值；企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折舊+勞動者報酬+生產稅淨額+ 營業盈餘。

對上圖中具體數據感興趣的同學，可以添加「香帥課代表」領取。

各地嚴查稅收徵管，根源還是在於地方財政“手頭緊”。

就以前面提到的寧波市爲例，衆所周知，這是一個經濟強市，2023年GDP超過1.6萬億，在全國所有城市中排名第12。

但看看這兩年的地方財政數據，實在是壓力山大。

2023年，稅收收入1464.7億元，增長5.9%，這個數字看起來很不錯，但拆細來看：

主要漲幅來自增值稅，2022年4月以來國家實施大規模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導致2022年基數低，2023年增長了28.2%。

反映企業利潤的企業所得稅下降20.5%。

反映居民收入的個人所得稅下降10.7%。

到了今年1-5月，這三大稅種收入還在進一步下滑，增值稅下降7.4%、企業所得稅下降4.9%、個人所得稅下降3.6%，導致寧波市稅收收入下降了5.8%。

同時，賣地收入下滑幅度更大，2023年，寧波市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824.4億元，下降25.8%。這個勢頭也止不住，今年1-5月，這筆賣地收入進一步下降15.4%。

什麼收入在增長呢？非稅收入。2023年，寧波市的非稅收入增長了7.9%，其中增長的大頭並非很多人講的罰沒收入，而是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同比增長了18%），比如出租、出售政府大樓，出讓公共交通線路經營權、 出讓採礦權等等。但是，很明顯，這筆錢是非常規、一次性財政收入，缺乏可持續性。

財政收入總體在下降，但地方政府卻面臨着剛性的財政支出。比如，地方公務員、教師的工資支出、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困難家庭的低保金，還有保障地方各級學校正常運營的教育支出，這些錢都沒法節省。今年1-5月，寧波的教育支出119.5億元，同比增長0.1%；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143.0億元，增長4.8%。

總結一下寧波過去兩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的一些趨勢：

基於企業和居民收入的稅收在下滑，基於房地產市場的賣地收入斷崖式下降。

財政收入增長主要依賴於非稅收入，缺乏持續性。

財政支出具有剛性，主要支出項目不變或微降。

這種情況絕不僅限於寧波，今年的全國財政狀況都在惡化：

1—5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96912億元，同比下降2.8%。尤其是青海、山西、廣西這些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財政收入下滑幅度高達10-20%。

怎麼辦呢？地方政府只能各出“奇招”，嚴查稅收就是其中之一。

我跟某“百強縣”政府內部人士聊天，發現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導致了很多次生災害——

該縣的經濟基礎並不差，有100萬常住人口，GDP有800多億，常年在“百強縣”榜單上排名50名左右，有7家上市公司，每年自己造血的財政收入60多億，上級再給50億的轉移支付。明面上的地方政府債務200億，但如果加上城投公司有息債務，總債務有大幾百億。

但是，城投公司的各種融資渠道利率偏高。因此，地方政府還債務利息之後，維持運營都變得捉襟見肘，縣城吃財政飯的人口有兩三萬，一年發工資的硬性支出就是二三十億，還有教育、醫療、公共安全、社會保障等硬性支出，這些賬一算，令人頭禿。

債務負擔泰山壓頂之下，地方政府的各種動作都開始扭曲變形——

想辦法讓本地企業多交點稅，這是最基本的操作。

還有拖欠供應商企業貨款，拖欠編外人員工資，要求公務員、教師集資借錢給工作單位等等。

最後，地方財政問題不是政府自己的問題，而是演變爲了營商環境惡化、公共服務縮水、民生保障下降等各領域的問題。

6月25日的審計署報告也披露了不少類似問題：

2021年至2023年8月，66個縣挪用了19.51億元的學生營養餐補助資金，用於償還地方債務和其他支出；在中央政府嚴防隱性債務風險的背景下，24個地區所屬國企通過金交所形成政府隱性債務逾120億元。

地方財政問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地方財政收入緊縮——被迫繼續舉債、嚴查稅收——企業營商環境惡化——地方稅源進一步收縮、債務壓力進一步加大。

新一輪財稅改革刻不容緩。

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權責長期處於不對等的狀態：中央政府財力佔比逐步提高，地方政府財力佔比相對下降，但但財政支出的事權則較多留在了地方，央地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問題持續加劇。

只有改變當前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不匹配的狀況，才能從根本上緩解地方財政危機，爲地方經濟減負。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提出“要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

對於稅收制度設計和徵收的變化的解讀，我會在線下課中詳細講解。如果你有興趣，歡迎727相約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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