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抗日反蔣」的目的──抗日反蔣到擁蔣抗日之2（蔣世安）

圖爲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由陝返京，邵力子、楊虎城到機場送行（圖／中時檔案庫資料照）

「抗日反蔣」方針是否來自〈八一宣言〉，或與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相符合，史家曾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爲此一宣言，實際是向國民黨呼籲「共同救國」；其中對於國民黨及蔣氏雖仍然詆譭，只是「表面文章」。

有的認爲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等公開發表該宣言，在促使國內反蔣勢力的聯合，並使動搖力量改變對蔣的態度，以便掀起大規模的反蔣運動。據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進一步明確地指出了「抗日反蔣」的策略主張。該宣言於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國報》正式發表。同時刊出由王明等起草的〈中國人民之曙光〉的社論，宣稱「要救國必須抗日，要抗日必須討蔣，要抗日討蔣必須有全國反蔣力量的大團結」。

也有的認爲〈八一宣言〉發表時，以王明爲首的中共代表團，都在設想方法，沖淡其反蔣色彩。刊登〈八一宣言〉的《救國報》，不僅在〈中國人民之曙光〉的社論中，取消了反蔣口號，而且專門發表了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啓事〉，斥責有人「散佈有一種用中共中央所發表之宣言，宣佈蔣介石死刑」，說「這完全是敵人僞造的文件」。

以上各說，頗有令人困惑之感，以下則就實際情況來進行了解。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一行率領約4000人的紅軍，「長征」到達陝北，與稍早到達陝北的紅軍徐海東部會合，編爲第一方面軍，兵力合約萬餘人。中共中央總部旋設瓦窯堡。奉派回國負責向中共中央傳遞共產國際「七大」決策和〈八一宣言〉的張浩（林育英），約於這年11月18日左右由莫斯科到達陝北蘇區。

在張浩到達陝北之前，中共中央所發出的文件，實已充滿強烈的「抗日反蔣」詞句，例如中共中央在10月間的〈爲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中標題之一，即有「統一戰線是抗日反蔣的總的策略」。又如11月13日頒佈的文件，要全中國的民衆們來擁護和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反蔣」戰爭。

以上所指的「抗日反蔣」，顯爲1933年及1934年的有關「反蔣」文件而來，與〈八一宣言〉或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似無關係。至於張浩到陝北以後，中共所作出的重要決策，仍與〈八一宣言〉有別，特別以「反蔣」爲中心。其在這年12月25日「瓦窯堡會議」所制訂的「策略路線」中，更把日本和蔣介石列爲「當前主要的敵人」，並認爲這兩者是「全國人民的公敵」。

中共中央的態度，顯然仍不脫離「左」的積習。蘇聯史家認爲中共中央決議中，「還存在一些嚴重錯誤」；「妨礙了建立廣泛的反對日本帝國的共同戰線」。

中共之熱衷於「抗日反蔣」，當然有其實際需求。套用中共的話說；「削弱蔣賊的勢力，以增進革命的力量。」就是「要利用一切反蔣力量，即是軍閥國民黨內部的一切反蔣力量，我們都必須儘量利用。」根據中共的評估：「在中國現在條件之下，每一個真正嚴重的反日武裝運動，早遲不免轉變爲反蔣武裝鬥爭（例如第十九路軍的行動）。同時，每一個大的反蔣武裝行動，也有可能變成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公開戰爭（如吉鴻昌、方振武、馮玉祥等在北方行動）。因此，我們的黨，不應當對反蔣派別的反蔣軍事行動，採取旁觀態度，而應當盡力企圖把這些反蔣軍事行動，轉變成爲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強盜和本國賣國賊底一般民族解放鬥爭之某種組成部分。」這是中共要結合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來共同反蔣。

在中共與地方實力派早期關係的發展中，已累積有成功的經驗。其發現實力派對紅軍的態度，除了普遍的「養敵自重」外，更逐漸出現了「化敵爲友」的傾向。例如1934年秋，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爲了保存實力，不願與紅軍兩敗俱傷，使蔣坐收漁利，採取了「外打內通」、「明打暗和」的方針，與紅軍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協議。使紅軍得以突圍成功。隨着蔣之「安內攘外」政策的進展，對地方實力派的威脅也越來越大，促使彼等將尋找同盟者的目光，由黨內轉向黨外。

在此傾向下，西北兩大實力派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便很順利地與中共「化敵爲友」，形成一個西北大聯合的局面。

（作者爲文史工作者）

【未完待續，蔣世安專欄每週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