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九二共識」構建者的肺腑之言（邱進益）

「辜汪會談」。（右起）石齊平、辜振甫、邱進益、李慶平。（中時攝影組攝）

●無心栽柳柳成蔭──我涉入兩岸事物的源頭

兩岸關係自1987年11月2日臺灣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後，始有大幅度的開展。當規畫探親之際，時約在1987年4月間，我正擔任外交部新聞文化司司長兼外交部發言人。突奉時任副總統李登輝之命，就開放探親一事，草擬具體操作方案說帖。（以後始知蔣經國就開放探親一事，囑李負責督辦。

我因在外交部禮賓司司長任內於1984～85兩年，先後陪同李出國訪問3次，計時49天，相處融洽，頗獲李賞識與器重）。猶記得我的說帖要點有：（1）爲不與臺北所持之「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自相矛盾，故此次開放探親，以「人道主義」立場出發，較能自圓其說。（2）此事不宜由政府出面辦理，應由民間之「紅十字會」負責，以求名實相符。（3）即刻着手改組沉寂已久的紅十字會，以因應新情勢需要，建議由陳長文律師主其事（其後「紅會」改組，由徐亨出任理事長，陳長文爲秘書長）。（4）由於多數老兵無出國經驗，故宜在中轉機場一香港啓德機場，設置專人服務中心提供中轉服務（當時兩岸無直航，後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負責設置）。（5）開放探親之後，兩岸關係可能迅速轉變而衍生許多問題。中央政府宜有機構統籌處理因應（以後在行政院成立了「港澳地區工作會報」，由副院長施啓揚爲召集人）。上述幾點均被採納。這是我涉入兩岸事務的開端。

●成了李登輝兩岸政策的左右手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世，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臺灣面臨鉅變，政局動盪，有所謂「主流」與「非主流」之爭。

經過一番角力，李登輝終於出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成爲臺灣實質上的領導人。於是，他開始展露拳腳，不僅全面掌控人事，進而更主導內外政策。尤其爲了對付「非主流派」指其心存「臺獨」的攻訐，他更要掌握大陸政策的主導權。但他亦不知如何着手，居然想到把我從遙遠的駐史瓦濟蘭大使任內調回臺北，出任他的左右手一總統府副秘書長一職（我1987年7月才上任，1988年10月即奉命遷調）。他當時交代的任務，即如何繼續開展兩岸關係及拓展臺灣的國際空間。我於1988年11月5日就任後，爲集思廣益，腦力激盪，建議成立核心的「六人小組」，研議諸事，爲其接納。「六人小組」成員爲宋楚瑜（中國國民黨秘書長）、邱進益（總統府副秘書長）、施啓揚（行政院副院長）、馬英九（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董世芳（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宋心濂（國家安全局局長）。經過多次集會商議，我們決定分橫縱兩個主軸開展兩岸關係。

橫的軸面，首先是釐定兩岸定位。其後即由李登輝宣佈自1991年5月1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廢止《臨時條款》，不再視大陸當局爲叛亂團體，而相互定位爲實質統治大陸與臺灣之「政治團體」。即「北京當局」與「臺北當局」，並提出「一國兩體」、「一國兩區」的論述，刻意規避主權，國家與政府等政治符號及內涵，以便兩岸在今後來往中，各有臺階可下，並相互探索最後解決途徑。其後由立法院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範兩岸人民在交往中的權利與義務。再其後，又在總統府內成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中，通過《國家統一綱領》，規畫統一的進程階段與目標。這是既顧法理，又顧事實的安排，讓兩岸關係由此而可順利展開。

縱的軸面。我們規畫了3個層次對大陸的工作架構，最上層爲「國家統一委員會」，由各政黨、民意機構、政府單位及各界代表性人物共30人組成，決定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中間層次爲大陸政策的決策與執行機構，即後來的「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由於「三不政策」仍存在；故凡有關大陸事務的交涉，則授權委託一個白手套的民間機構，即後來成立的「財團法人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由於國統會的成員均是各界有名望的代表人士，並不做具體方案研究，乃又成立與國統會平行的「研究委員會」，初期由12人組成，其成員爲丘宏達（美國馬利蘭大學國際法教授）、宋心濂（國家安全局局長）、沈君山（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邱進益（總統府副秘書長）、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高希均（經濟學家）、高英茂（美國布朗大學教授）、曾永賢（國統會研究組組長及共黨問題專家）、馬英九（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黃正華（農業專家）、鄭心雄（中國國民黨陸工會主任）、蕭天贊（法務部部長），並由我擔任研究委員會的召集人及國統會執行秘書（國統會不設秘書長）與國統會發言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2月23日國統會第3次委員會中通過的《國家統一網領》就是由第一屆研究委員們奮力3個月餘，才研擬出一個具有畫時代意義的和平的國家統一方案。

由於橫縱兩個軸面的規畫與實施，對於以前雜亂無章的對陸工作，就可以整裝大步出發了。緊接着，1991年4月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率團訪問北京，當時大陸國臺辦常務副主任唐樹備即提出兩岸往來的所謂「五原則」其中重中之重的即是「一箇中國的原則」是兩岸往來的基石；至此，「一箇中國原則」的問題，就正式浮上臺面，臺灣方面亟待面對與解決。

●正面面對「一箇中國原則」的挑戰與迴應

大陸方面，長久以來對「一中原則」的定義，就是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如此一來，既扼殺了臺灣的國際空間，更使臺北政府失去其賴以執政的基礎與合法地位。面對兩岸即將展開的會談，茲事體大，故海基會層轉陸委會至國統會請示討論解決。國統會乃交研究委員會研議。我們多次集會，廣徵各界民意，做成「關於『一箇中國』的涵義」解釋文，提交國統會於1992年8月1日第八次委員會議中通過並正式公佈，作爲我們對「一中原則」的具體迴應，解釋文的具體文字，爲構成未來所謂「九二共識」的主要元素，故有重讀的必要，特錄之如下：

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箇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爲「一箇中國」即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爲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爲「一箇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爲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爲中國之一部分。

二、民國38年（公元1949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爲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三、中華民國政府爲求民族之發展、國家之富強與人民之福祉，已訂定《國家統一綱領》，積極謀取共識，開展統一步伐；深盼大陸當局，亦能實事求是，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爲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箇中國而貢獻智慧與力量。

特別要說明的是，上述「臺灣固爲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爲中國之一部分。」是我在國統會研究委員會議中特別要求要加上去的，其意在凸顯兩岸各是中國的組成部分，是對等的，兩者合一，始爲完整的中國。此一提法，大陸方面並無任何反應，但8年之後（即公元2000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大陸對臺工作小組副組長錢其琛提出有關「一中原則」的新詮釋，即：「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大陸與臺灣同屬一箇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可分割」這一修正，去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句，並將臺灣自「中國的一部分」變成爲與大陸同爲中國的一部分（即同屬一箇中國）。這是一個非常的明顯的改變，即並不排斥，臺灣方面有其統治的政府或者政治實體，只強調對臺灣的主權部分，而不涉其治權。自此兩岸關係自有許多操作空間，馬英九執政8年中的實踐，可得證明。

●兩岸達成「九二共識」的原始方案文字──出自我與馬英九之手

1992年10月28日到30日，兩岸兩會在香港舉行會談，討論文書查證等事務性問題，雙方各提出了五項表述「一箇中國原則」的方案，但互不接受。

於是，臺北方面率團的海基會法律處長許惠佑又轉向臺北請示，此時臺北方面的最高指揮中心一即涵蓋黨政高層領導的「大陸工作策畫小組」；立即緊急集會因應。在此必須補述：自從我們整個鋪陳對陸工作以來，就預知以後會有頻繁的決策要做，於是在我的建議下組成跨黨政的「大陸工作策畫小組」；其成員爲：召集人宋楚瑜（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副召集人兩位；一是施啓揚（行政院副院長）、一是邱進益（總統府副秘書長），其他成員爲黃昆輝、馬英九、高孔廉、葉金鳳（即陸委會主委及3位副主委）、辜振甫（海基會董事長）、宋心濂（國家安全局長）、鄭心雄（中國國民黨陸工會主任兼秘書），凡攸關兩岸事務之重大政策。均先提交此一小組討論並決定後，依程序報呈總統（兼執政黨黨主席），與行政院長。當時我們在討論中又決定提出我方的第六、七、八3個案，並由我與馬英九兩人共同擬就具體文字，具體文字如下：

（第六案）鑑於中國暫時處於分裂之狀態，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由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爲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

（第七案）海峽兩岸文書查證問題，是兩岸中國人間的事務。

（第八案）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箇中國的原則，但對一箇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鑑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爲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

此時，海協會代表團對此未作迴應並逕自返回大陸。直至11月16日海協會突以傳真函至致海基會，其內容之原文爲：「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以口頭方式各自表述一箇中國的原則及表述內容（按即我方所提修正版第八案，亦即上述，我與馬英九所草擬的文字）」，」現將我會擬作口頭表述的要點函告貴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箇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箇中國』的政治涵義」。由此構成了兩岸兩會對於「一箇中國」問題的共識。

此一傳真函，除了同意與接受我方所提的第八案外，最重要的附加重點是「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箇中國』的政治涵義」，這就是所謂的「求同存異，擱置爭議」，這纔是我認爲「九二共識」的真正精髓。

由於擱置爭議，始有1993年4月27～29日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而我隨後則又匆匆奉命於1993年3月12日下放海基會出任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籌辦及陪同辜振甫董事長赴星會談。那次會談共正式簽訂了四項協議，爲兩岸領導人所肯定，各界並喻爲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談。就我而言，總算不辱使命，「辜汪會談」標誌着兩岸從此從「對抗」正式進入到「和解」的新時代。

●一位垂暮老人的幾句肺腑之言

作爲「九二共識」的構建者之一，如今見到「九二共識」被臺灣各方面凌遲到如此地步，真是痛心疾首。回望「九二共識」，我認爲至少它維持了兩岸30年的和平發展，倘能繼續堅持，相信兩岸必能共同攜手走向美好未來。

我長期關注兩岸和平發展與中國未來，如今雖已進入垂暮之年，但仍願對大陸方面的決策者提供幾句肺腑之言：

（1）武統乃中華民族的悲劇與浩劫，絕不可出此；

（2）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統一不必要是必備的條件或構成元素；

（3）欲求心靈契合，必先爭取臺灣民心，當從速與臺灣各政黨建立溝通渠道，特別是──執政的民進黨（不管在朝在野，民進黨終究是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

（4）過分強調結果論（如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而忽略過程論，是大陸對臺政策的最大敗筆；

（5）應積極思考如何加快步伐，促成兩岸整合與融合的具體政策，如先求終止敵對，建立軍事互信，建立共同市場，走歐盟路子，採兩德經驗；

（6）延續併發揚「馬習會」的精神大開大闔，接受「一國兩府」存在的現實，從此出發與臺灣平等協商、互助合作、徐圖統一。

（作者爲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