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駐日公使發了封電報，導致密碼被破譯，甲午戰爭失敗與此有關

鴉片戰爭後，隨着國門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各種新事物也紛至沓來，可是滿清權貴們對西方新科技卻是萬般抵制。攝影術被認爲攝取了人的魂魄，鐵路被指責驚擾了祖宗的安寧，比較而言，電報技術在洋務派的大力鼓吹和國際形勢的逼迫下，發展得相對順利一些。

1837年，美國人莫爾斯發明了電報，從此人類進入了電信時代。因其前所未有的迅捷和便利，很快就得到推廣應用，在軍事領域更是備受重視，克里米亞戰爭成了首次用電報指揮和傳遞信息的戰爭。

1871年，電報在中國出現了，上海作爲當時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總是最先接受新鮮事物，因此也最早“觸電”，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上海開辦了電報業務。然而當時這一項目的建設並不合法，它違反了清政府不得登陸的規定，是秘密從海上將海纜引入，沿着長江和黃浦江敷設到上海市內的。但由於這個項目的背後是英國和俄羅斯，清朝政府知道了也無可奈何。

電報技術進入中國後，雖然洋務派大力呼籲朝廷儘快發展電報事業，可是思想陳舊僵化的清政府對此並不感興趣。

然而形勢比人強，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當消息用八百里加急傳到紫禁城時，已是一個月後了，這件事引起了朝廷震動。洋務派領袖李鴻章抓住這個契機，委託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直隸總督衙門和天津機器局之間敷設了16公里電報線。1877年，隨着電文在天津直隸總督衙門與天津機器局之間的成功傳送，中國正式進入了電報時代，收發電報的“行轅正午一刻”也被載入史冊。1879年，“津衙線”又被延長60公里，達到大沽炮臺，得到了“號令各營頃刻響應”的神奇效果，京畿防務能力得以大幅提升。

緊接着，中俄因伊利事件爆發危機，洋務派再次利用這次危機推動電報建設，全長3075公里的津滬電報線工程得以在1881年4月開工。這條當年世界級的線路僅用8個就完工了，而且僅花費白銀18萬兩，約合人民幣3500萬左右，每公里不過耗銀115兩。在貪腐橫行、效率低下的清末，這不啻是一個奇蹟，具體負責這個項目施工和管理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可謂居功至偉，不愧爲洋務重臣和晚清改革家。

此後，全國主要線路的鋪設相繼展開，到1885年，津、滬、蘇、浙、閩、粵之間的電報線全部貫通，並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

電報線路的開通，很快顯示出了巨大的戰略價值。在1882年的朝鮮“壬午兵變”和1884年的“甲申政變”中，李鴻章通過電報迅速瞭解朝鮮局勢，使朝廷得以快速決策，派兵入朝，控制了那裡的局面，沒有讓日本的侵略圖謀得逞。而這一切“實賴電報通靈之力”。

雖然電報通訊的快捷便利顯而易見，可是電報線路的入京，卻遇到了巨大阻力。朝中那些頑固的王公大臣認爲，電報之所以能瞬間傳遞信息，是利用了死人的靈魂，而且電線會破壞風水，如果進了京，會影響大清朝的龍脈。結果津滬線二期工程只能從天津到達通州，北京和通州之間的電報再用馬匹傳遞。當時唐胥鐵路因“機車直駛，震動東陵，且噴出黑煙，有傷禾稼”的理由，被禁止使用機車，改用驢拖着火車走。於是“馬送電報”與“驢拉火車”形成了當時的奇葩景觀。

直到1884年朝鮮和越南分別受到日本和法國威脅，形勢緊張，李鴻章再次利用危機，乘機提出電報入京建議。他說：“神京爲中外所歸向，發號施令，其于軍國要務裨益實多。”

在危機壓力下，電報入京方案終於得到實施，並於入京後，分設“內局”和“外局”。“內局”專供政府使用，而“外局”由官商合用，這樣，電報這個新技術，在中國一開始就實現了政府與民間的共享，這一舉動，在當時封建專制的清朝，無疑是革命性的。

到了1898年，隨着全國電報線路的開通，爲提高政務效率，清政府正式下令：“嗣後明降諭旨，均著由電報局。”這也是戊戌變法中的一條改革措施，從那時起，清政府開始使用電報來傳達皇帝的聖旨，這在中國歷史上可謂開天闢地之舉。

由於發電報價格昂貴，是按字論價的，所以電報的使用受到嚴格限制，朝廷曾三令五申，公務電報務必簡略，非緊急公務，不許隨意發電。因此當時的電報都是惜字如金，極盡簡約。中法戰爭期間，李鴻章於1885年6月18給總理衙門發了一封電報，全文是“密羅豐祿本日戌正電報基隆失陷鴻巧亥正”。開頭的“密”是表示機密，接着說羅豐祿今天8點來電，報告基隆失陷，最後“鴻巧亥正”，四字中的鴻是李鴻章，巧是18日，亥正是晚10點。李鴻章在電報中彙報基隆陷落這一重大事件，只用了區區十八個字，當時電報用字之極簡，可見一斑。

這封電報的用詞除了簡約，其行文在如今看來也十分怪異，然而在當時卻是通行的格式。

原來開通電報以後，爲了在報文中節省用字，清朝推行了一種新的記錄日期辦法，即用韻目代替日期。就是從《韻目表》中挑選代替日期的韻目，總共有31個，分別代表31天。前面15天用的是韻目上平聲的全部，後面是韻目上聲的10個，再接下來是韻目去聲的5個，最後—個在《韻目表》查不到的是“世”，代表31日。這種方法在電信領域一直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前後使用了70餘年，舊時政府官員的筆記都經常以韻目代替日期。今天爲我們所熟知的長沙“馬日事變”，汪精衛的“豔電”等就是“韻目代日”的記日法。

和人類發明的其他新技術總是于軍事領域優先受到重視一樣，電報技術也是首先在戰爭中得到應用。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朝失敗的原因很多，但戰前電報被日本破譯，是一個關鍵因素。

最早的電報編碼是電報的發明人莫爾斯編制的，通過電流斷續的不同組合，分別代表不同字母。由於漢字結構複雜，無法直接用電碼來表示。因此，當時中國採用以四個阿拉伯數字代表一個漢字的編碼方法，由於常用的漢字是一萬個，所以用10的4次方來表示，因此簡稱“四碼電報”。1873年，法國漢學家威基傑參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選了常用漢字6800多個，編成了第一部漢字電碼本，名爲《電報新書》，後由晚清改革家鄭觀應將其改編成爲《中國電報新編》。

做爲中國電報事業的先行者，鄭觀應非常重視電報的安全保密問題，他提出了制定電報通訊保密的技術措施和組織措施的建議，奠定了中國電報保密制度建設的基礎。技術上，他主張採用“約定暗號”的加密通訊方式；組織上，他建議嚴格保密工作紀律，對電報局員工軍進行軍事化管理，主張對泄密瀆職行爲以軍法約束。

然而，由於電報技術出現不久，人們雖然已經有了保密意識，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保密辦法還遠未完善。更主要的是清政府組織渙散，保密不力，因此有許多漏洞可能被對方利用，在甲午戰爭中，日本人就成功利用了這些漏洞。

日本很早就注重對華情報工作，對中國政府和軍隊之間往來電報的破譯也一直在進行。他們派一個叫吳大五郎的日籍華裔專家從事破譯工作。由於吳大五郎對漢語、日語都很精通，因此具有語言上的先天優勢，於是他被派往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擔任見習翻譯，從事情報蒐集工作。

通過一段時間的情報工作，吳大五郎瞭解到了中國採用阿拉伯數字代表漢字的編碼方式，但不知道編碼規律和約定密碼。

1886年8月，北洋艦隊訪問日本長崎時，清軍水兵與當地警察發生流血衝突。騷亂髮生後，北洋艦隊與清政府之間的電報往來密集。吳大五郎乘機郎偵聽截獲中方電報，並參照康熙字典，對電報密碼進行破譯。這一期間的偵聽工作雖然沒能完全破譯中國方面的電報，卻也取得了重要進展，獲得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對清軍的編碼特點有所掌握，爲下一步完全破譯創造了條件。

甲午開戰前一個月，日本爲徹底破解中國電報編碼，精心設了一個圈套。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給清廷駐日公使汪鳳藻遞交了一份用漢語書寫的字數很多的政府照會，內容是日本要和清政府斷交。因事關重大，汪鳳藻不敢怠慢，立即用電報向總理衙門轉發這份照會的全文。由於當時日本電報線路還不完善，中國駐日公使館內既沒有電報線路，也沒有發報機，所以只能到東京的電報局去發報。電報發出後日本方面立即從電報局得到了這封電報的全部編碼。由於這份精心設計的照會故意涉及許多常用漢字，日本電信課長佐藤愛麿憑着以往的破譯經驗，再結合吳大五郎獲得的情報，兩相比對後，終於全面掌握了中國方面的電報編碼和加密規律，從而對清政府的動向和清軍的部署計劃瞭如指掌。

1894年7月，清政府僱傭英國商船高升號往朝鮮牙山運輸士兵和軍火輜重，1894年7月23日，該船在廣乙和濟遠兩艦互送下，從天津塘沽出發駛往朝鮮牙山。日本通過偵聽電報，事先截獲了這一情報，便派軍艦預先設伏。1894年7月25日，清朝艦隊在豐島附近海域，遭到日本海軍攔截。廣乙號被擊沉，濟號在逃跑途中擱淺，高升號上的清軍士兵在日方的武力威脅下，寧死不屈，以步槍與日艦大炮對射，結果被擊沉，船上千餘名清軍士兵和大量裝備給養一起葬身海底。

清政府在雙方尚未宣戰的情況下，就遭到沉重打擊，開戰後更是步步受制，最後輸掉了戰爭，中國從此淪爲半殖民地。

更可悲的是，在戰後媾和談判中，清朝仍沒有意識到電碼已經失密，繼續使用舊電碼本，導致日本掌握了清朝的談判底牌，擴大了中國的損失。

從電報進入中國，及其在歷次危機中艱難發展的過程，可見清政府是何等地封閉和落後。而從落入日本圈套，導致電碼被敵方破譯的後果來看，又可見清朝官員是何等地無能和愚昧。雖然中國的有識之士早就意識到電訊安全的重要性，並建議制定相應措施。但在當時腐朽沒落的政治環境下根本無法得到健全和實施。清朝的官員腐敗墮落，散漫鬆弛，對敵人的意圖缺乏起碼的警戒；他們外無以禦敵，內無以保民，渾渾噩噩，毫無進取精神。同樣引入西方先進的電報技術，日本有破解對方機密的勇氣和能力，滿清卻無保護己方秘密的意識和辦法，遑論以電報戰攻擊對方的設想。

甲午戰爭過去一百多年了，那種痛徹心扉的深刻屈辱，中國人是永遠不能忘卻也不敢忘卻的。今天，世界已經進入信息時代，當今的信息戰遠比當年的電報戰來得殘酷而複雜，而中國更是面臨着強大對手的遏制和打壓。當然，這也更能激發中國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孟子說：“國無外敵者，恆亡。”國不自強，必有外辱。在強敵虎視眈眈的嚴酷的國際環境中，只有加強制度建設，嚴懲腐敗官員，提升內部凝聚力，才能保證中國在崛起之路上，不再重演歷史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