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儒家面臨荊軻刺孔子與頌秦王的兩重衝擊

本站財經12月16日訊 以“重建改革生態”爲主題的2015本站經濟學家年會今日舉行，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傳統的繼承與現代性”上表示，儒家的地位一直受到兩種東西衝擊，儒家的困境就是在荊軻刺孔子的假激進和荊軻頌秦王的假保守中變得很尷尬。“假如這個荊軻如果能夠刺秦王就不需要去刺孔子，而且他更不需要去頌秦王。在面對秦治的背景下，如果我們彷彿在這兩者中間振盪，儒家就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

秦暉解釋稱，儒家的地位一直受到兩種東西的衝擊，第一種東西，就是很多人非議儒家是荊軻刺孔子。就是對中國現實政治中的那些最邪惡的東西，持一種迴避態度，就是說后王我惹不起我就去惹先王，荊軻不敢刺秦王就去刺孔子，但是第二個原因，就是一些自以爲是標榜爲孔子信徒的人，走上了另外一條，叫做荊軻頌秦王的道路。這個現象從漢初就開始了，漢初就有一個專門拍馬屁的人叔孫通，被後來的儒家罵的很厲害，朱熹就說他根本就不是儒家，說這個人是搞了一些皮毛，總而言之說這個人根本就是糟蹋了儒家。

以下爲文字實錄：

秦暉：剛纔丁教授古今中外的傳統都講了一通，我當然是氣局比較小，就講中國吧，大家一講到中國傳統就容易談到儒家，在座的秋風先生現在也是儒家的弘揚者，我就談一談儒家在傳統時代、在現代它經歷的一些事。儒家其實早在漢代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時候就討論過，儒家到底誰建立的？是周公建立的呢，還是孔子建立的呢？大家知道儒家建立一個學派顯然是孔子開始的，但是孔子自己說他什麼都沒有創造，他完全做的就是繼承，這就是所謂的述而不作，所謂的繼承、傳承，傳承的是什麼呢？傳承的是周公之道，因此某種意義上講，你說那一套是周公建立的也是對的。

實際上我覺得，所謂的儒家就是在原來西周時代或者說三代，大家知道儒家講的黃金時代就是三代，以後是一代不如一代，當然抨擊儒家的人說這叫復辟倒退，讚揚儒家的人說這叫做社會批判精神，不管是社會批判精神還是復辟倒退，都是講儒家不滿現實。儒家從它產生的第一天開始，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滿現實，這個不滿現實你可以說它是經過人心不古，是一種倒退的，但是你可以說反映知識分子社會批判地責任或者說是良心。但是不管怎麼說，如果有人告訴你儒家就是一味的只說“今上萬歲，萬萬歲”，肯定不是儒家的，儒家就是敵人。

那個時候爲什麼孔子說他傳承的是周公之道，但是在周公那個時代並沒有入學呢？道理很簡單，周公時代那一套以家族、以血緣共同體爲本位，用我的話講小共同體本位的那一套價值觀，和社會結構是契合的，因此大家都習以爲常，在大家都習以爲常的時候就沒有人需要特別去捍衛它。可是到了春秋戰國之際，我們把它稱之爲叫周秦之變的世紀，這一套就開始被受到嚴重的衝擊。講的簡單一點，就是原來那個時期人們都生活在一種類似家庭的氛圍中，這個氛圍是也上下之別的，但是這個上下它的權利和責任是結合的，也就是說講的最簡單一點，就是子弟，子弟要尊重家長，但是家長也會愛護子弟。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不需要制度制約，人的親情就可以做到這一點。除了人的親情以外，在熟人和親人社會可以直接進行人際交往的那個羣體中，即使不考慮親情，我們也知道熟人羣體、親人羣體有兩個重要的特徵，一個就是信息對稱，一個就是重複博弈，這兩點也就保證了不需要什麼制度安排他們也可以做到權責對應，講的簡單一點就是上有慈父下有孝子。

這裡有人說西方文明是不相信人性的，所以他們強調製度的制約，而中國人是相信性善的，所以他們就不太講制度的制約。其實我覺得這是不對的，我曾經給學生講過，我說在倫理道德這些東西能夠起作用的範圍內，其實西方也不太強調製度的制約，最簡單的一個道理就是，即使像今天民主法治那麼發達的西方，也沒有人主張，假如這個共同體小到了比如說一個家庭，假如這個共同體小到了一個家庭，也沒有人提出父親應該是民主選舉的，也沒有人提出對夫權應該實行三權分立。道理很簡單，這個人際關係那麼密切的條件下，你用不着這個東西，虎毒不食子嘛，我們都知道，但是到了周秦之際，這個社會開始瀰漫起一種軍國主義的氛圍，就是幾個國家都要打仗，打仗就要集中資源，就不允許有小共同體本位了，然後各個國家就開始強調集權，強調集權就在小共同體內部挑唆那些離心傾向。

我們可以說這個時期的中國出現所謂的周秦之變，而周秦之變導致所謂的百家爭鳴，毛澤東說的不錯，在這個時期主要構成的對立就是兩家，也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維護周治的，法家是要搞秦治的，從周治到秦治，如果用儒家說法就是叫做從王道成了霸道，用我的說法其實很簡單，就是從長者的政治，就是在一個家庭裡頭，像父親和兒子一樣的，從長者政治變成了強者政治，也就是誰的拳頭硬誰說了算。這個時期當然就是造成了禮崩樂壞，但是禮崩樂壞最後的結果呢？最後的結果應該說強者戰勝了長者。所謂的秦治其實在儒家看來當然就是霸道戰勝了王道，因此在以後的這段時間，中國社會一方面有這個秦治本身建立起來的傳統，剛纔丁學良先生講了，這個傳統都是複雜的，法家建立的這套強權政治的傳統，這裡我要講這個傳統的確對中國人民影響很大，而且這個傳統它的深層次的東西往往和我們現在經常講的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我們經常講中國人有忠君的傳統，似乎大家好像都不言自明，中國人都是忠君的，其實哪裡是這樣，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國人之所以服從皇上，按照韓非的說法很簡單，第一，皇上可以給我高官厚祿，我忠君，我服從他可以有好處。第二，皇上可以殺了我全家，我不服從他對我有壞處，講的簡單一點，皇上可以重賞我、也可以重罰我，他有很大的權力，我其實害怕的就是這個權力。因此一個皇上一旦他沒有權力，中國人是從來不把他當一回事的，這也就造成了中國這個土地上很難產生虛君這種東西。

有人經常遺憾，說辛亥革命要是沒有就好了，如果當時不把秦朝推翻，如果保留一個虛君，搞君主立憲，中國就可以少走很多彎路。我告訴大家，所有搞君主立憲的國家，在歷史上都曾經有一種，皇上沒有什麼權力，但是大家還很尊重他這樣的傳統，但是中國有這種傳統嗎？當然沒有的，你一個皇帝，不要說你沒有權力，你就是權力稍微削弱了一點，馬上就有身價生命之憂，所以曹操就講過嘛，他說射死無辜不知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君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輪流做如到我家。儒家到了秦治前夕，荀子他曾經有過一個重大的我們可以把他叫做創新，那就是把伐先王變成了伐后王，後來有人說先王是保守的、厚望是禁錮的，所以從伐先王變成伐后王，變成了一種改革的思想。其實大家想一想，這個話有道理嗎？憑什麼說先王就一定是保守、后王就一定是創新的呢？我們中國很多朝代裡頭提到險阻都是雄才大略的、後祖都是窩囊廢，憑什麼說后王就一定比先王好呢。其實先王、后王的區別在哪裡？大家想想就知道，所謂的后王不是指未來的王，所謂的后王就是指現在掌權的王，而先王是什麼呢？先王是堯舜禹、湯文武，這些人都死了，既賞不了、也罰不了，所謂伐先王無非就是遵守一種道德的原則，而伐后王是什麼呢？伐后王就是誰有權力我聽誰的。因此從伐先王到伐后王，實際上老師說忠君之道就已經沒有了，有的只是尊權之道，講的簡單一點，就是誰掌權我聽誰的。這個原則的確很有用，這裡我要講，的確我們不能持一種非黑即白的觀點。像法家的這套建構，對秦以來的兩千年作爲一個農業社會，能夠整合出那麼大的一個國家，建立一套中央集權的體制，這個體制最大的特點就是我們經常講的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這個大事當然既包括好事也包括壞事了，所以中國歷史上治起來非常治、亂起來非常亂，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從這一點上來講它的確是非常有用，但是也正因爲它的這個特點，強者戰勝了長者，道德上始終是存在着非常大的缺陷的，毛澤東說兩千年來一直存在着儒法之爭，漢武帝以後法家再沒有被秦治真正的挑戰。漢武帝說他獨尊儒術，在話語上也沒有人對儒家產生挑戰，但是這種說的是儒家、做的是法家的做法的確在社會中保持了非常大的張力，就是說對秦治的不滿一直在中國有根深蒂固的傳統的，這種傳統如果在諸子百家中找根源，可以說絕大部分都來自於儒家，或者說基本上來自儒家。因此毛澤東不喜歡儒家，很重要的就是儒家的這些東西阻礙着秦治的穩定。

我們到了晚清時代爲什麼西方那套東西會廣泛的被中國人接受呢，現在很多人說中國人晚清分了幾個階段，一開始是鴉片戰爭，西方的堅船利炮把我們打敗了，說他們的器物了得了，於是開始搞軍火工業，開始在器物上學習西方。但是有了洋槍洋炮還是打不贏，中法戰爭、中日戰爭都是在中國有了洋槍洋炮以後打的，甚至北洋艦隊打的，結果還是打不贏，很多人就說，中國的制度有問題，於是有了所謂的制度上的學西方，就像不管是戊戌的改良還是辛亥革命，都是要改變制度。後來已經建立了共和制，發現還不行，後來又有人說是中國人的心靈不行，於是又開始搞文化上的學習西方，或者國民行性的一種改造，這個說法我覺得是反映了部分的事實。講的簡單一點，實際是官方學習西方的過程，的確是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就會發現，其實一般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士大夫、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西方，對西方那套產生共鳴，並不是按照這個邏輯的，甚至是倒過來的，早在1844年大家知道，1844年只是鴉片戰爭剛剛過去，鴉片戰爭以後才4年，而且那個時候根本中國絕大部分人都沒有提堅船利炮的問題，中國也沒有興起搞洋槍洋炮的熱潮，但是早在那個時候很多人就對西方有所瞭解的人，很多人對西方的政治體制、國民價值觀表現了高度的人口。簡單講，西洋國政民風之美，1844年的徐繼畲和70年代第一代出使歐洲的郭嵩燾，他們最看中的就是這個東西，所謂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美在什麼地方呢？說實在的這些人當初也沒有很深的近代科學知識，但是他們從最直觀的角度就覺得，儒家講的仁義道德已經沒有了，不是指現在沒有，而是秦以後被法家的他套搞掉了，講的簡單一點就是禮崩樂壞。現在這些東西保留在哪裡呢？保留在西方，西方比我大清更仁義，主要指的是內政，當然和西方對其他國家的軍隊是兩個問題，西方人侵略我們、欺負我們，我們是要抵抗的，但是西方人至少對他們自己人，西方國家把他們的老百姓當人，而我們的國家，秦始皇以來的這個國家是不把老百姓當人的，一看大家就覺得仁義在那裡。因此很多人就知道，郭嵩燾，用今天話講，他是國學大師，寫過很多關於儒家的著作，他出國的時候已經58歲，以一個58歲的國學大使，其實並沒有什麼經過價值觀的轉換，並沒有出現脫胎換骨，但是他覺得到了西方樣樣都好，就好在用儒家的語言講，就好在仁義道德。這種所謂的仁義道德當然指的是他有一個針對的東西，針對的就是體制，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像郭嵩燾。

包括最極端的保守派，你聽他公開的語言，他是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郭嵩燾當時他在英國當大使的時候，朝廷給他派了一個副使，是專門監視他的，這個人說郭嵩燾崇洋媚外、說郭嵩燾老稱讚他們的東西，對我們的現實不太滿意。後來把這個副手的日記公佈了，後來一看他的日記裡面講的很多話比郭嵩燾有過之無不及。因此人們學習西方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所謂的民主共和是天下爲公，獲得三代餘焉，三代就是孔孟倡導的東西，在中國早已經沒有了。因此就可以理解，爲什麼中國後走向共和的道路，而沒有走君主立憲，有人說是因爲激進主義的原故，其實在我看恰恰與中國的傳統有關，中國的傳統其實是從來沒有忠君這麼一說。大家知道在西方各國，很多實行所謂封建制的國家，就是沒有中央集權的，國王的實際權力很少的，包括日本、包括英國都是這樣，他們所謂的王朝，那個皇帝的選員其實是一以貫之的，講的簡單一點，現在的英國女王他的血統可以追溯到1066年，從北歐跑到英國去開創了現在已經延續了將近一千年，當然日本幾本上沒有出現過一兩百年就異姓的現象。其實他們的這個國王經常是大權旁落的，但是大權旁落也沒有人跟他爭，我覺得爭的那些人是把這些國王不是當作權力，而是當作人來尊重的，也就是說你沒有權力我也不會把你殺了或者是覆巢無完卵，但是在中國的確沒有這個條件。民主共和之所以在中國人心目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很重要的就是當時人們認爲這叫天下爲公。在1844年的時候，徐繼畲對美國的評價要比對英國還要高，就很難說用堅船利炮來解釋，因爲大家知道，1844年的時候美國根本就不是一個強國，美國強大19世紀後期，而且沒有也沒有把中國打敗，鴉片戰爭是中國和英國打的，並不是中國和美國打的，按照徐繼畲講，華盛頓是天下爲公的人，是我們三代的彝。

實際上一直到戊戌時代，其實嚴格說學習西方和遵守儒家的傳統一直都沒有什麼矛盾，真正有了矛盾是在戊戌以後，戊戌以後造成了衝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當然和當時的民族危亡有關，但是很重要的也和日本的影響有關，因爲日本學習西方走的是一條中央集權道路，從原來明治維新的狀態變成了天皇集權的狀態，中國就想學日本，於是變成與諸侯林立的狀態對立。如果你這麼看當然就和儒家有矛盾，於是就發生了對立。

但是整個時期，其實儒家的地位我覺得一直受到兩種東西的衝擊，第一種東西，就是對中國現實政治中的那些最邪惡的東西，如果你持一種迴避態度，就是說后王我惹不起我就去惹先王，荊軻不敢刺秦王就去刺孔子，荊軻刺孔子是很多人對儒家非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第二個原因，就是一些自以爲是標榜爲孔子信徒的人，這裡我要講，這個現象從漢初就開始了，漢初就有一個專門拍馬屁的人，被後來的儒家罵的很厲害，朱熹就說他根本就不是儒家，說這個人是搞了一些皮毛，總而言之說這個人根本就是糟蹋了儒家。像這樣一些人他們又走上了另外一條，叫做荊軻頌秦王的道路，其實儒家的困境就是在荊軻刺孔子的假激進和荊軻頌秦王的假保守中給搞的很尷尬的。假如這個荊軻如果能夠刺秦王就不需要去刺孔子，而且他更不需要去頌秦王。在面對秦治的背景下，如果我們彷彿在這兩者中間振盪，儒家就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

到了現代我們怎麼看待這個傳統呢？當然剛纔已經講了，傳統是有很多成份的，這個成份如果轉換爲思想流派，也就是諸子百家其實都是我們傳統的一部分，在我們中國走向未來的過程中，所有的創新其實也可以在傳統中找到根源，其實有些東西也可以說在任何民族的傳統中其實都存在，比如有些人說自由，有些人說自由是來自西方的東西，中國人是不懂這個東西的，還有一些人說中國人是隻講道德不講權力的，或者說只講應該做什麼而不講可以做什麼的，其實這個說法我覺得都是不對的。其實老實說，就自由而言，不要說人，就是動物，它也是都是要自由的，區別僅僅在於所有的人，包括最極端的，像希特勒，他本人都是要自由的，區別僅僅在於，他允許不允許其他人自由而已，我們講的社會進步其實講的簡單一點就是要尊重他人的自由，這一點從古代到現代有很大的區別，至於說自己想要自由任何人都這樣，任何時代、任何民族都是這樣的。

尊重別人的自由就是所謂的權力，其實這個權力之爭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有人討論過，大家可能都知道，當時有一個叫做拔一毛以立天下而不爲，很多人都罵他，最重要的是孔子說，爲天下就應該拋頭露撒熱血，這場爭論後來人們分析，其實爭論的並不是拔一毛以立天下該不該爲的問題，其實爭論的是拔一毛的權力歸誰的問題，講的簡單一點就是我的一毛誰有權力拔，拔一毛以立天下不是不可以，甚至立天下拋頭露撒熱血都可以，但是這個權力在我，我願意，不能以我立天下爲理由拔你一毛，那是不行的。當時討論的就是我的一毛由誰作主的問題，只不過再後來才變成了另外的問題，因此我們現在看所有的這一切爭論其實在傳統中都可以找到根源，人類的社會發展中其實並沒有傳習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