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後退 轉左靠右
（新華社）
1917年俄國革命，列寧率領，影響深遠，4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列寧本人只在位7年，跟隨他的史達林和毛澤東都在位大約30年。繼隨者之中，鄧小平和普丁各領20年。
普丁主政俄國，但已經不是共產黨員。中共現由習近平主政，重新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民族主義，而引起西方疑慮，並以史、毛的繼承人自居，意味着中共不但「轉左」且構成「系統性挑戰」。習轉左，究竟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堅持、反腐脫貧的必要，還是在進退之間尋索政策的合法性基礎？看起來未必不兼而有之。很顯然，習爲了要達成使命，便必須向鄧、普的任期長度靠近。他的任期因此也成爲變數，牽動中國前途。
以上是近百年的一個背景。目前舉世關切中共的轉左成因？往何處去？但凡成因，要綜合考慮，可是針對問題，必須認識到中國徘徊於「中等收入陷阱」有大約10年。至於往何處去，既要觀察中共後續的政策目標，也必須留意習將來的「靠右」潛力。
中共轉左，一部分系政治驅動，更深層的原因是經濟結構和制度因素。2013年習上任之初，經濟政策與改革軌道並沒有左轉跡象，他所採取的宏觀調控和對外（含對美）投資政策都具備開放性，對外直接投資額從2013年的700億美元，劇增到2016年的2000億美元。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也可爲佐證。可中國GDP增長率自2011年已縮小爲個位數，從2012年開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漸次明確：資本的邊際收益逐年遞減，工業化所能夠帶來的增長動能消失，產能過剩，因此而投資活動脫實向虛，宏觀政策失靈。
這是大陸40年未有的危機和嚴重警訊，但外界一般還只注意到總量的眩惑。於是2014年11月習近平對外談話，正視「中等收入陷阱」，並且具體指出跨越陷阱的方略是「行穩致遠」，關鍵是在「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自此中共政策從市場向政府轉移，2016年開始實施的第13個「五年計劃」，於是更加重視平衡與可持續發展。「後退」的目的似乎正是爲了「前進」。
中共承諾在2021建黨百年要達到「脫貧」與建成「小康社會」，其實本質上是針對「突破中等收入」做另一種方式的表述。跨越陷阱，初步要靠提升城鎮人口收入、促進公平、擴大內需、增加就業，它同時必須豐富產業結構和鼓勵創新。從中等收入步入並持續保持在高收入國家之林，它最後更必須要杜絕貪腐和健全中產階級。
目前中國估計，如果在未來幾年GDP保持每年5%的增長，到2025年，人均GDP達到1.35萬美元以上，中國將跟隨「四小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美國有這樣的看法，認爲中國必須在3年內做好改革、達成突破，否則後果堪虞，各種問題都會相繼引爆。
至於跨越之後的下一步目標，中共已具體表述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那麼它的前提是什麼？必須是一個法治的、內需暢旺、對外開放的社會。很顯然，習必須在經歷這一波的「轉左」之後，隨即奠定基礎準備「靠右」，要做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保障產權、引進科技、活化競爭，讓民間與市場能量持續充沛，否則如何能夠順利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