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我有時候一閉眼，就會想起那段歷史，想起我的爸爸媽媽”
“我有時候一閉眼，就會想起那段歷史，想起我的爸爸媽媽。”謝桂英躺在養老院的牀上，半眯着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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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李照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陳荻雁
12月1日，90歲的劉民生起了個大早，換上一 身黑衣，在女兒的陪同下趕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當天，紀念館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家庭祭告活動，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倖存者後代和死難者遺屬代表，以及青少年代表來到現場。
被民間稱爲“哭牆”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名單牆，位於紀念館一角，牆上刻有10665個死難者姓名，劉民生的父親也在其中。他手持一枝白菊，站在“哭牆”前鞠躬、獻花，向父親與其他死難者表達哀思。
從2014年開始，劉民生幾乎每年都會到紀念館參加祭告活動。印象中，早些年祭告活動還見到不少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而今年，到場的倖存者只有3人，除了劉民生本人外，還有95歲的夏淑琴、96歲的艾玉英。
截至目前，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登記在冊的在世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僅剩32位，平均年齡超過94歲。
“只要身體允許，我們就要把歷史講下去。”劉民生說。
▲護工在爲謝桂英梳頭。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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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一閉眼，就會想起那段歷史”
今年9月26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謝桂英迎來了自己的100歲生日。幾年前，紀念館工作人員與社會愛心人士爲她慶生時，她很開心地說，自己的身體還算硬朗，“等着過百歲生日呢。”而真正到了百歲生日這天，謝桂英卻有種說不出的傷感，“我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她說。
衰老一寸寸地壓住了她。渾身骨頭疼，臥牀要稍微好受些，睡眠被疼痛分割得斷斷續續，胃口也時有時無。“之前在我們家住的時候，我們都用單獨的小電飯鍋給她把菜飯煮得爛爛的，不然咬不動。”長期照顧她的侄女謝學清說。考慮到下一代也年事已高，幾個月前，謝桂英從謝學清家中搬了出來，住進了一家養老院。
“我有時候一閉眼，就會想起那段歷史，想起我的爸爸媽媽。”謝桂英躺在養老院的牀上，半眯着眼說。
▲謝桂英。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1937年，13歲的謝桂英一家住在南京下關柵欄門3號，以種菜爲生。謝桂英排行老二，她上面有一個哥哥，下面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
1937年8月15日以後，日本軍機不時在南京上空投擲炸彈，警報頻繁。謝桂英的母親帶着幾個孩子逃到八卦洲，父親和叔叔則留在老家看家。
幾個月後，謝桂英和家人聽聞父親的死訊，趕回南京城裡。當時日軍已經入城，沿途景象讓謝桂英感到害怕，到處屍橫遍野，“我們路過原來金陵船廠那個位置，附近長江水都被染紅了。”回到家裡，謝桂英發現，父親已經被日軍殺害，死狀慘烈，“臉都被狗舔沒了。”
“我這裡還有個疤。”謝桂英指了指自己的額頭。她記得那年冬天，她帶着弟弟去挖野菜，碰上了日本兵。日本兵將弟弟重重摔在地上，拖着謝桂英的兩隻腳在菜地裡轉來轉去，她的頭磕碰到石頭上流了很多血。
那時候家裡沒有藥，母親用柴火灰按在她頭上止血，從此留了疤，而年幼的弟弟不治身亡。“我家被日本兵殺害了4個人，我爸爸，兩個舅舅，還有2歲的弟弟。”
儘管謝桂英曾多次講述這段往事，但有些細節直到近幾年才吐露。2021年中秋前夕，紀念館副館長去探望謝桂英時，她哭着說起第三次遭遇日本兵的暴行，有一次，她躲在牀下被日本兵發現，“日本兵看到我，把皮帶解開，我說‘洋先生，洋先生，我是小孩’，但他還是不饒我……”“可憐，我一星期不能吃飯，是母親用米湯餵我。”
“我母親這一輩子吃了很多苦。”謝桂英的兒子姜忠榮告訴新京報記者，時局混亂民不聊生的戰爭年代，謝桂英在16歲便早早結了婚，生了兩個孩子，但是丈夫幾年後就去世了，她只能投奔孃家兄弟，一邊做工，一邊拉扯兩個孩子長大，“我母親幹過很多活，學過裁縫，在服裝廠當過工人，飯店裡做過營業員，在鐵路上給人燒飯，還幹過街道工作。”
▲劉民生。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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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的疼痛是有記憶的”
劉民生挽起右腿的褲腿，腿肚子上有一條疤痕清晰可見，“這就是當時日本兵刺傷留下的。”
1937年，劉民生只有3歲，妹妹才幾個月大，日軍入侵之後，全家逃進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避難。
然而有一天，日軍藉口排查是否有中國軍人藏匿而強行闖進了難民收容所。所有難民被要求在操場集合，男性青壯年站成一排，婦女老人站成一排。劉民生說，當時母親抱着妹妹，父親抱着自己，“天太冷了，又在戶外，我就一直在哭鬧”，被吵到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在劉民生腿上刺了一刀。母親見狀，趕忙過來把劉民生抱到自己身邊。
由於年幼，很多往事是記事後母親告訴他的，但唯有刺刀刺傷腿的記憶片段，牢牢留在了劉民生的腦海裡，始終揮之不去，“那時候我還穿着開襠褲，後來傷口一直反覆發炎。”
▲劉民生右腿上的傷疤。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也是在那一天，劉民生失去了父親。劉民生說，日本兵抓走了很多青壯年男性，父親也在其中，後來父親就再也沒回來。
當時家人以爲父親只是被抓走做苦工雜活，劉民生後來聽說，那一批被卡車帶走的人都被送到下關中山碼頭殺害了。
父親去世後，家庭失去經濟來源陷入困窘。劉民生的家在集慶路，前門是一家牙刷廠，母親就在牙刷廠做工。劉民生對做牙刷的細節十分熟悉，“那時候的牙刷是用獸骨做柄開槽，用豬鬃毛一根一根手工穿進去再摺疊”，穿一把牙刷的報酬只有幾分錢，母親就這樣穿了一把又一把。
即使晝夜不停地勞作，母親微薄的收入仍難以維生。最後，母親帶着妹妹改嫁，劉民生留在爺爺身邊。劉民生的繼父是一位木匠，平時在城裡接一些零工，“那時候南京蕭條得不得了，經濟幾乎是崩潰了。”劉民生說，繼父能接到的活很少，過得十分清貧。
戰爭摧毀了一切。劉民生的祖上原本是做雲錦的，家裡還有織雲錦的設備，但是日軍入城後，再也沒有人做雲錦了，而劉民生本人的命運，也被戰爭徹底改變。
他被送去一家孤兒院。劉民生回憶，孤兒院條件很差，每天只有兩頓飯，幾乎吃不上大米，只有玉米粉等雜糧勉強果腹。衛生狀況也堪憂，臭蟲跳蚤到處都是。劉民生在孤兒院生活了3年，10歲生日那天，爺爺把他接回家過生日，他說什麼也不願意再回到孤兒院去了。
後來，一位遠房叔叔收養了他。劉民生跟着叔叔蕪湖南京兩頭跑做生意，沒多久鐵路被日軍破壞了，劉民生就留在蕪湖做學徒，幫忙經營一家小百貨店，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48年，纔回到南京。
▲業餘時間，劉民生喜歡種一些花草。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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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歷史講下去，
講給更多人聽
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後，謝桂英曾收到一個來自日本的包裹，上面用中文工整地寫着她的名字，寄件人是日本友人松岡環，她爲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們寄來了當時國內緊缺的口罩。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日本退休小學老師松岡環通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工作人員與謝桂英結識，從那時起，謝桂英開始公開講述這段戰爭中的家族慘劇。
2002年，謝桂英受邀參加日本友好市民團體“南京大屠殺60年全國聯絡會”在日本多個城市舉行的南京大屠殺證言會。臨出發前，兒子姜忠榮才接到她的電話，謝桂英說，自己要去日本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我曾經想過這輩子也不要踏上日本的土地。”謝桂英回憶，“那次日本之行，我一下飛機就看到了松岡環老師。她陪着我到一個個日本城市去演講，鼓勵我把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和我們的遭遇說給日本人聽。”
姜忠榮在國內媒體報道中看到母親那半個多月在日本不同城市的演講，他記得，母親回國後還帶回很多日本媒體報道的報紙。“我不僅要說給紀念館的人聽，還要說給所有中國人聽，說給所有日本人聽。”謝桂英說。
把歷史講下去，講給更多人聽，是倖存者們的共同心願。2022年8月15日，紀念館開展“南京永遠不會忘記”主題教育活動，首批共13名“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獲得認證，他們是倖存者的後代。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日漸年邁，越來越多的後代已經走向前臺。”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副會長王衛星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們將成爲傳承歷史記憶的“主力軍”。
劉民生的女兒也是第一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之一，在女兒很小的時候，劉民生就給女兒講述過這段歷史，當得知可以申請成爲歷史記憶傳承人的消息後，女兒第一時間就報了名。
倖存者們的後代通過各種方式記錄傳播這段歷史。2022年去世的百歲倖存者王恆晚年曾在外孫女的幫助下開通網絡賬號“王恆爺爺的故事”，講述自己經歷的戰爭；2022年去世的倖存者常志強的女兒常小梅寫作並出版了中、日、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常志強的生活史》，以細膩的筆觸還原了一個九歲戰爭孤兒的真實人生；2023年去世的倖存者葛道榮曾將他的親身遭遇整理成一本十幾萬字的冊子，取名爲《銘記歷史》，並作爲“傳家寶”分發給了子女，要求他們必須牢牢銘記；在世倖存者薛玉娟的外孫女任穎是南京市雨花臺區教師發展中心教研員，2014年，她參與編寫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讀本》小學版《血火記憶》，希望以這種方式踐行傳承歷史記憶的使命擔當。
今年10月11日，劉民生參與了爲第三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頒發證書，截至目前，共有32名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年齡最小的只有9歲。
“我希望子孫後代們，能永遠記住這段歷史，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劉民生說。
值班編輯 李加減 古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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