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兩位，不是經濟學家！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中國的金融行業，特別是證券公司，喜歡搞一個職位，那就是首席經濟學家。
結果是一堆出身證券分析、學MBA的技術人員，堂而皇之成爲了所謂的經濟學家。任澤平這種對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居然不斷地在各家公司當什麼首席經濟學家。
最近有兩位很火，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和民間普通水平的吐槽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只不過引用了大量的數據，然後加上了不少的”金句“。
有些吐槽，我們可能聽起來很爽。
但這不是經濟學家的作爲。
經濟學是科學，面對現實的經濟問題，經濟學家需要拿出的是因果，他需要說明的是什麼因，導致了什麼果。
但這些在兩位的演講中，都看不到，他們不過都是在對現象的描述。
現象在經濟學家看來，叫作歷史，而經濟學叫作理論。
只有正確的理論，才能解讀歷史。
一個經濟學家是不是合格，首先是其理論水平是否合理，如果連基本的理論都沒有掌握，不管其在多麼豪華的會議上的演講，都不能叫經濟學演講。
證券公司的所謂”經濟學家“的角度，與真正的經濟學家又完全不同，因爲他們有服務對象，有客戶，他們的演講，往往針對的中產階級這一身份。
因此，他們更多的地站在中產階級這一身份來吐槽，來分析，來展望。
什麼中產階級的負債表崩了呀，這些與經濟學有什麼關係？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手段與目的關係的科學，如果以一個社會的繁榮、財富增長爲目標，那麼，什麼樣的手段是能夠達成這一目標的。
所有的手段，最終離不開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土地、人力、資本。這三個要素，是研究經濟發展或經濟衰退的核心因素。
但這兩位長篇大論的演講中，沒有對這些基本的生產要素進行分析。
他們甚至不清楚，所謂的經濟發展，其實沒有那麼多華麗複雜的辭藻，不過是生產量的增加。
經濟學要解釋的是，爲什麼有些地方明明有土地，有無數的民衆，但總生產量卻很少，爲什麼有些地方明明地方很小，人員不多，但生產量卻那麼高？
唯GDP論，是唯生產量論，從理論上來說，是沒有錯的，只不過GDP這個指標是錯誤的，比如，資本品（中間品）的生產，就沒有納入到GDP當中。同時，這個指標也是不必要的，因爲所有的經濟指標，都不過是政府幹預經濟的依據。
因此，大量引用各種經濟數據，對於解釋經濟因果這件事，沒有什麼意義。
要解釋經濟因果，還是需要回到具體的個人，哪些因素、事件，導致人的行動出現了與生產增長相悖的行爲，或導致了普遍性的錯誤投資。
比如，管制就是一種限制生產和交易的法律手段，他對某一種生產交易行爲作出行政性的規範或完全禁止生產，這就必然導致人們減少生產和交易。
某一個生產要素，不允許投入某一種生產，這就是對最基本的經濟發展要素的管制，比如，農村土地。這種管制就將減少投資生產行爲，導致有些本可以有利可圖的生產行爲，不會出現。
比如，印鈔就是一種欺詐行爲，他本質上是發行了假鈔，讓市場上持有貨幣的人的購買力貶值了、受損了，財富發生了轉移，同時新增的貨幣還帶來虛假繁榮，最終導致商業週期。
只有宣傳正確的經濟學理論的人，才能叫經濟學家，因爲他在不斷地向人們傳播正確的因果關係。
吐槽，不能解決問題。因爲當不能找到正確的經濟因果成因時，大部分吐槽不過是將經濟領向另一個錯誤的方向。
投資界的大部分人，都在用吐槽來期望一次大放水，不管是房市、還是股市。
大多數這種吐槽背後，都隱藏着這一動機，就如任澤平所說，用放水來刺激吧，來挽救中產的財富值吧。
很長時間以來，投資圈的所謂知識分子、精英們，沒少進行這種呼籲。
這些”經濟學家“所做的預測，也大多不靠譜。
因爲，一個地區的未來經濟前景，不過是無數人在觀念驅動下行動的結果。
在他們的預測中，看不到具體的觀念，看不到對這一地區民衆觀念的分析，而觀念就是對現實問題因果的解釋。
若主流觀念認爲大基建是發展經濟的好手段，那未來就必然是大基建開路。
若主流觀念認爲農村土地產權改革，能帶來繁榮，那土地這一生產要素就將進一步釋放，成爲經濟的動能。
很可惜，很久沒有看到，那些有條件站在聚光燈下的真正的經濟學家們談論這些了。
幾年前，張維迎和林毅夫的辯論，那屬於經濟學家們的爭論，其主題就是產業政策是否是經濟發展的正確手段。
現在這些證券公司的”經濟學家“，既不懂經濟學，也沒有傳播過什麼正確的觀念，最壞的如任澤平這種，反而天天在鼓吹要印鈔救經濟。
兩位的發言及其後果，這事不討論，這與經濟學沒有什麼關係，也很敏感，我就不評論了，號還要呢。
但今天的中國，的的確確需要真正的經濟學家站在臺前來講理論，不同觀點的經濟學家們也需要公開辯論。
理論，就是觀念的來源，有什麼樣的理論，就會傳播什麼樣的觀念，最終就會有什麼樣的經濟發展路徑，也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繁榮或衰退。
券商們把這個職位改了吧，叫首席分析師吧，否則無數民衆們都會產生誤解，認爲這些人就是什麼經濟學家。
其實大多數這樣的人，從他們的發言就知道，連一本正經的經濟學理論專著都沒有看過，裡面大量的各種論述，完全是錯誤的歸因。
不少人總是以爲，只要是批評現狀，就是所謂良心學者，錯了。郎鹹平是靠批評國企改革發家的，秦暉是靠批評血汗工廠聲名鵲起的，司馬南是靠批評國有資產流失上位的。
批評，只不過是迎合了輿論情緒。
真正的經濟學家，批評或讚美，並不重要。需要的是傳播正確的理論，也即，達成繁榮的正確手段到底是什麼？
而當下的中國，最需要一些經濟學家來幹一件事，那就是分析：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哪些是讓經濟發展的因，哪些不是？
幫助大多數中國人搞清這個問題，纔是經濟學家要乾的大事。
不清楚因果，就會犯錯誤。而當下的不少錯誤，正是對改革開放四十年歸因不準確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