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憲政改革的實踐──奉勸袁世凱別當拿破崙（十二）

汪榮寶答道：「鹹願公爲華盛頓，不願公爲拿破崙也。」袁世凱嘿然。

袁世凱乃近代歷史中的梟雄，他是清末的權臣，又是民國初期的權威。汪榮寶和袁世凱在清末時曾有所接觸，鼎革之際也曾合作，民國建立後隨着政局的變動，他與袁氏的關係也發生了從信任到杯葛的變化。

在袁世凱剛組建政府時，汪榮寶對其百倍信任，爲袁爭奪權力和穩固地位出謀畫策。這首先表現在他支持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事件上。袁世凱當選爲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提出須到南京就職的要求，再三電促袁南下，並派出以蔡元培爲首的代表團北上迎袁。袁世凱採用兩面策略，表面上答應，暗中卻策畫計謀。

反對革命支持穩定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蔡元培一行到達北京，袁世凱佈置了隆重的歡迎儀式，並派趙秉鈞、胡惟德、周自齊、王樹堂、顏惠慶、範源濂、蹇念益、汪榮寶等十三人爲招待員。汪榮寶列名招待員，可見他願意聽從袁世凱的派遣。在民初的其他政治活動中，汪榮寶也基本上與政府保持一致，如在北京參議院改組過程中，配合袁世凱排斥同盟會議員，防止革命派在參議院中佔據多數席位。二次革命爆發後，他明確表示自己的立場：反對革命，支持現任政府。

然而，隨着地位的穩固，袁世凱開始違背共和制的原則，不擇手段地打擊和限制民主。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舉國輿論譁然。袁在窘迫之中，爲掩人耳目，竟採用「移屍嫁禍」之計，謊稱在上海發現一秘函，內有宋教仁、孫中山、黎元洪、梁啓超、袁世凱、趙秉鈞、汪榮寶等皆犯有賣國之罪、特判處宋教仁以死刑、即時執行等語。袁世凱將汪榮寶、梁啓超等列爲陪客，想以此轉移國人視線，混淆視聽。在這件事上汪榮寶雖未明確表示自己的態度，但可以想見，當得知事實真相後必定有所感觸，促使他對自己一貫的態度進行反思，對袁政府重新評價。

如果說宋教仁案並未改變汪榮寶對袁世凱的信任，那麼袁世凱在國會制憲過程中，屢屢掣肘，處處設阻，強迫起草者按照他的意志制憲，最終促使了汪態度的轉變。一九一三年七月，國會組建憲法起草委員會着手擬定《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爲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憲法委員在憲法中強調了議會的地位，對總統權力進行一定的限制。袁世凱對此十分不滿，於十一月下令解散國民黨和國會，不承認憲法起草委員所擬的憲法。袁世凱的種種僭越法律的舉動讓汪榮寶逐漸動搖了對袁的信任，他決定與其保持距離。

此時國內的形勢異常複雜。革命派雖被袁世凱鎮壓下去，政局暫歸平靜，但袁氏攬權不止，並在各項政治活動均隱約顯露出復辟帝制的圖謀。汪榮寶保持着清醒地頭腦，預感到這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徵兆」。他深知自己無力掌控局勢，隨時有捲入政治漩渦中而難以脫身的危險，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採取權宜之舉，未雨綢繆，出國外任公使，遠離中央政治，避開國內將要出現的政治風潮。針對他外任公使的原因，其後人回憶道：「君（汪榮寶）窺其（袁世凱）意，終不肯守法度，建民治，因乞外任。」這也證明汪榮寶對袁世凱態度的轉變。

一九一四年三月，汪榮寶出任比利時公使。他揣度袁世凱的心思，在赴任前辭行時心情沉重地向袁進言，很委婉地說道：「總統制最大的缺點是事事要總統首當其衝，近日辦事，十有九難如人意，倘總統當國，則一切怨恨尤集於總統一身，九十九樣事辦好了，有一樣不好，亦會被咒罵。不如仍行總理制有個迴旋餘地。」袁世凱卻不以爲然，笑道：「不然，過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說的相反，我們不是一直行的是內閣制嗎？可是隻聽到討袁之聲，並未聽到討唐（唐紹儀）、討陸（陸徵祥）、討段（段祺瑞）、討熊（熊希齡）之音。」

汪榮寶誠摯地勸誡袁世凱，囑其實行責任內閣制，勿行總統制，萬一國民反對政府，還有總理可以作爲迴旋緩衝，總統所擔任的責任就相對減少，這仍是爲袁着想和考慮的。

袁氏權力圈邊緣人

總之，汪榮寶雖然在政治上依靠袁世凱，佩服袁在歷史關鍵時刻所具有的膽略，但對袁不擇手段打擊民主的做法極爲反對。他最終沒有成爲袁的幕僚，也未受到袁的寵信，因此不可能成爲袁政府中的要員，只能算袁氏政治權力圈中的邊緣化人物。

隨着袁世凱復闢活動的展開，汪榮寶對袁的態度發展了驟變，成爲帝制的反對者。袁世凱在解散國民黨和國會後，於一九一五年又重新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制憲，召時任比利時公使的汪榮寶回國參與。汪榮寶奉命回國，袁世凱想探知對稱帝的態度，遂召見談論中西政治，詢問西方各國對中國國體的意見，汪榮寶答道：「鹹願公爲華盛頓，不願公爲拿破崙也。」袁世凱嘿然。他親眼所見歐洲各國之民主和憲政政體，認定民主共和制乃世界大勢所趨，中國此時再退回去搞帝制是違背歷史潮流，儘管話語含蓄，並未直接指責帝制，但反對復辟帝制之意已很明顯。（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