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西洋月刊》：美國“扶貧”如何成爲一門大生意？

來源：環球時報

美國《大西洋月刊》6月1日文章，原題：貧困有限公司的崛起——美國“扶貧”如何成爲一門大生意？ 1964年，時任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宣佈“對貧困無條件開戰”，自此聯邦政府用於消除貧困的開支逐年增加。如今，美國每年要花費數千億美元用於幫扶貧困家庭，形式包括住房補貼、食品券、福利和減免稅收等。多年來，這些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恐怕沒人會認爲美國已經贏得了脫貧戰役。原因很簡單——大部分支出並沒有直接流向需要幫助的人，而是通過私人資本的中介企業層層轉手。

誰纔是“真正贏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積極推進政府職能的私有化，以期改善“官僚主義懶政”，實現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府服務。在政府扶貧計劃的推動下，一系列利潤豐厚、政治話語權強大、依託貧困人羣打造商業模式的產業應運而生。這些產業往往會利用其服務的貧困羣體。如今，承包商們運營着政府醫療援助項目，對受助人員進行工作培訓，並負責分發食品券。同時，政策的設計缺陷孕育了全新業態，即不再直接與政府簽訂合同，而是從窮人手中攫取利益。如果說脫貧戰中有真正的贏家，那一定是這些“貧困有限公司”。

在貧民區走上一遭，隨處可見稅務申報代辦的小廣告。2022年，低收入勞工的個稅退稅高達570億美元，貧民區的很多人都滿足退稅條件，這對稅務公司來說簡直是搖錢樹。申報服務收費高達數百美元，“優先退稅”還要額外收費。在華盛頓都會區，報稅費用爲400—1200美元不等，而2022年的平均退稅款僅爲2541美元。

報稅服務人員榨取的利潤，削弱了扶貧資源帶來的影響。在馬里蘭州，政府每支出20美元，就有1美元流向報稅人員的錢包。

“貧困公司”原罪是惰性

報稅僅僅是衆多寄生型商業模式的一種。一些房地產公司爲享受住房補貼的租戶管理房產，有些牙科診所專門爲享受醫療補助的貧困兒童提供服務。曾身陷“醫療補貼騙保”風波的醫療企業貝尼維斯稱，其有80%的客戶都在享受醫療補助。

代表政府直接提供服務的承包商同樣是這場遊戲的操盤手。1996年，美國政府廢止了福利服務外包的禁令，在時任總統克林頓簽署法案後的短短一個月，洛克希德·馬丁和安德森諮詢等巨頭紛紛入局，爭奪公益福利項目的鉅額合同。如今，一家名爲Maximus的大型承包商運營着整個得克薩斯州的福利系統。多年來，該公司受到包括醫保欺詐和泄露用戶數據在內的多起訴訟和調查。2023年，公司全年收入高達49億美元，利潤達10億美元，其CEO年薪達700萬美元。

承包商提供的崗位培訓服務以低效著稱。許多企業儘管表現平平，仍能躋身政府批准的“合格供應商”之列。

“貧困有限公司”的原罪正是惰性。這些企業會努力維護現有的政府工程，以持續獲得市場和合同。過去20年來，報稅企業花費了數百萬美元，阻止國稅局向低收入人羣提供免費報稅服務。諷刺的是，曾幾何時，決策者以爲私有化能阻止如今的惡意競爭行爲。

美國前總統里根在第二任期內成立政府私有化委員會，以推進醫院、監獄、公立學校等政府主要職能機構的私有化。私有化運動深受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公衆選擇理論”的影響。該理論認爲，政府同其他機構一樣受利益驅使，官僚竭力維護自身地位，缺乏競爭使其效率低下，違背公共利益。

私有化未能打破懶政局面

私有化沒有打破官僚懶政的局面，只是將問題從政府機關轉移到董事會。“公衆選擇理論”未能奏效最爲鮮明的案例，就是價值18億美元、多年來一直外包的青少年職業培訓項目。幾十年來的數據表明，該項目收效甚微。疫情前，該項目每年只能培養不到5萬名學生，意味着人均培訓成本高達3.4萬美元（由於疫情暫停，目前尚未完全恢復）。勞工部審計人員坦言，該項目“未能展示有效的培訓成果”。數據表明，培訓中心發生大量的安全事故，其中半數與毒品或暴力有關。而在崗位稀少的農村地區開辦昂貴的培訓項目，其合理性也受到大量質疑。

儘管如此，培訓項目的管理人員仍然把政府的鐵飯碗捧了幾十年。承包商的“生命力”來源於其逃避政府管理的能力，一旦簽訂合同，中標企業就壟斷了資源。當新的合同出現時，對手往往已經失去了競爭資格。

簡而言之，精簡政府的初衷，演變成了取其糟粕、去其精華的運動：錢包癟了、政府臃腫了、社會責任也不講了，貧困問題自然難以解決。(作者安妮·金，華澤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