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人口流動趨勢不會逆轉 戶籍制度改革不能再猶豫
隨着各地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公佈，人口增長的城市贏家已出現，深圳過去十年間人口增長超過700萬人。分析人士多認爲，落戶門檻放寬較早是深圳“引人”成功的一大因素。早在2016年，深圳就頒發新政，將人才引進遷戶門檻放至大專文化水平，隨後各地爭先放寬落戶門檻。
5月26日，深圳發改委發佈《深圳市戶籍遷入若干規定（徵求意見稿）》。這份文件顯示，深圳將整體提高落戶門檻，例如，將覈准類學歷型人才的底線要求調整爲全日制本科，同時對夫妻投靠入戶、老人隨遷入戶也提高了要求。對此，官方表示調整規定是爲了“使人口服務管理水平與城市發展相適應”。
許多大城市過去十年的人口增長達到百萬量級，並且七普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仍大幅增長、城鎮化率仍在提高，一些中西部省會城市的人口增量超過全省人口增量，人口進一步向大城市集聚的趨勢仍持續。
當2016年以來搶人大戰的最終贏家開始提高戶籍門檻，這不由讓人思考：城市“引人”之後應該如何“容人”？在勞動力市場得以充實的同時，城市是否做好了公共服務供給的準備？對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
人口流動趨勢不會減緩和逆轉
《21世紀》：七普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達3.76億，超出此前2億多人的預測，這意味着什麼趨勢？
陸銘：七普數據中，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3.9％，比之前估計的60%高出約3-4個百分點，是非常大的提升。讓人更吃驚的是人口流動數據。此前預估流動人口規模大概在2.7~2.8億人，而七普數據較此多出約一個億，達3.76億，與2010年相比增長達70%。其中，跨省流動有1.2億人，約佔1/3。
現在很多人有一種想法：勞動流動是短期的，當下有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未來產業升級後城市就不需要這些人口了，言下之意是戶籍制度改革沒有那麼緊迫。這種想法完全沒有理論基礎和事實依據。
隨着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城市產業越升級，越會在生產、生活兩個環節帶來勞動力需求。產業升級會帶來輔助崗位的需求，如環衛、保安。生活方面也有大量消費性服務業的崗位需求，如家政、餐館服務員等。
我們不能再一廂情願地認爲產業升級後，外來流動人口就會減少，這完全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我認爲今天應該拋棄幻想，七普數據再次證明了人口流動的趨勢不會減緩，也不會逆轉。很多相關政策不能再猶豫，要做好準備，包括推進超大特大城市戶籍制度改革、讓更多留守兒童隨父母進城接受教育等。
《21世紀》：城市人口增長後，有聲音擔心公共服務資源“不夠用”、增加城市治理負擔，城市如何應對相關挑戰？
陸銘：這完全是思維定勢，只是從需求上看到人口增長帶來更多公共服務的需求，但沒有看到供給上人口增長也帶來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稅收的增加，進而公共資源增加，城市可以又去增加公共服務投入。
同時，公共服務也有很強的規模經濟效應。一部分由人口增長帶來的公共服務需求，可以被它的規模經濟效應消化。簡單舉個例子：假設一個教室可以坐40個學生，如果室內再增加2個學生其實是很小的變化。但算筆賬後可發現這相當於增加了5%（的供給）。除了教室，還有很多公共文體基礎設施都有很強的規模經濟效應。
《21世紀》：應該如何理解深圳此次戶籍政策調整？
陸銘：國家層面的改革有幾點是非常清楚的，其中之一是關於深化生產要素市場的改革，2020年4月“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要推動特大和超大城市進行積分落戶的改革，確保居住年限和社保繳納年限在積分落戶當中佔有主要的權重，相應地（雖然沒有直說）就要降低教育水平在積分落戶中佔的權重。
另一方面，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從這個角度，城市按照常住人口來配置公共服務是改革的大勢所趨，也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平等、公正等理念吻合。
隨着人口快速增長，城市的確面臨公共服務短缺的問題。目前，公共服務的建設在方向上明確了要增加供給，但在技術上，例如城市預留用地等方面還有短板，深圳也面臨教育用地預留不足，由於這些問題，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那麼，通過提高落戶門檻適當緩解矛盾，我認爲可以理解，但不認爲是長期趨勢。
《21世紀》：深圳此舉對其它人口大幅增長的城市有什麼啓示？
陸銘：我認爲要提醒其它大城市，如果要既順應國家戶籍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又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大城市建設，就應儘早注意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特別是在城市用地方面，儘早預留適應未來人口增長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空間。
如果這類問題已出現，我認爲應該解放思想，首先從資金來源上鼓勵各種資金包括民間資金等共同投入到公共服務中。另外，在一些標準方面可以靈活處理，比如能否允許一些閒置的商業用地轉化爲公共服務用地？
據我所知，目前一些方面的管制還比較嚴格。但我想，如果因爲管制嚴格導致當下城市很難去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特別是教育），從而影響到外來人口的市民化進程以及大城市的引領作用，這怎麼辦？只有在管理上更加靈活、思想上更加解放、多渠道增加供給，才能化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