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六一兒童節 醫界憂：出生率連年下滑 產科寒冬近在眼前
大陸六一兒童節，醫界憂：出生率連年下滑，產科寒冬近在眼前。（中新社）
今天是大陸六一兒童節。據界面新聞報導，中國大陸出生人口數量正在逐年快速下滑，一些基層產科機構業務量已然驟減或是直接關停，而更多頭部的、民營的、高端的婦產機構在「寒冬」之下也在想方設法提供更多服務。同時，分娩羣體中二胎、三胎比例增大，高齡孕產婦出現，複雜妊娠情況增多，對產科的發展實則提出了更高要求。
生孩子的人在變少，那醫院裡的產科又怎麼樣了？對於產科接診量變化，報導引述上海春田醫管創始人段濤描述：「原來全國每年的出生人口數量最多是2000多萬，後來降到1000多萬，開放生育之後最多的時候也回升到1400-1500萬，現在連1000萬都不到了。我們前些年最多的時候，年分娩量是接近3.4萬，現在分娩量大概是年2.5萬，少了近1萬。」
和段濤一樣，不少婦產科從業者都有類似的感受。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當下，大城市的產科已經從曾經的「一牀難求」到「資源沒那麼稀缺」，「從前是問加牀，現在是問單間」；而在小城市，「縣城的下滑已經很明顯，我的接觸感受是下降了一半以上還不止」，「醫療機構普遍下滑10-20％或者更多」。
在這樣描述的背後，「產科寒冬」似乎在悄然到來。而除了分娩量在下滑、產牀在等待啼哭之外，分娩羣體中二胎、三胎比例增大，高齡孕產婦出現，複雜妊娠情況增多，都構成了產科艱難的現狀。於是，產科一面頂着規模收縮下的經營壓力，一面要持續扛起安全生產的大旗，生存之弦進一步拉緊。
基層率先「入冬」，三甲亦受波及2月28日，大陸國家統計局發佈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其中顯示，2022年年末，大陸全國人口14.1175億人，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自然增長率爲-0.60‰。
這是1950年以來，大陸國內年出生人口數量首次跌破1000萬。並且，大陸國內的新生人口數量連年下降已是持續了6年的事實。自2016年達到1786萬之後，大陸國內幾乎是每年少生200萬。2022年更是僅有2016的50％左右，近乎「腰斬」。
於是，出生人口的來源地產科直接受影響，而基層醫院則是率先感受到了寒意。浙江地區某婦產科醫院分管產科業務的管理人員在接受界面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縣城的分娩量下滑已經很明顯，從我接觸幾個分娩單位來看是下降了一半以上還不止」。他介紹，在浙江地區內，已經存在地區一年只有500-1000個分娩量的情況；但在以往，同樣是該地區，一年內出生人口就超過2000人。
不過，他也表示，這樣的影響目前還主要集中在縣區級。其所在單位是區域級別的中心婦產醫院，當前分娩量還是比較大，「數量和前年比沒有下滑，還是有很多產婦會專門跑來大醫院生」。
在大陸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存在顯著的醫療水平差異，產科自然也在這個體系之中。而在長期形成的「要去大醫院」觀念引導下，產科寒冬當前的狀態爲：基層「先寒」、三級暫收「漁利」。當然，這是在經濟條件較爲發達的地區。
南通瑞慈幸元會婦產醫院副院長祁國羣向界面新聞記者介紹，現下孕產婦的主流人羣是90後、95後，優生優育觀念強，有條件都會選擇頭部醫院生孩子，「都想在好一點的地方生」；而除了90後、95後，二胎三胎中，高齡產婦，有孕期合併症、併發症的產婦也在變多，也會希望在大醫院生，「覺得大醫院醫生經驗豐富一點，更安全」。
前述浙江地區產科業務管理人員分析，造成縣區級醫院和三級醫院當前出現不同變化的原因還在於政策的引導。他表示，目前各級醫院都有績效考覈，全國公立醫院、三甲醫院都要參與「國考」，政策上促進了高級別醫院加強建設，內生動力增強，「由於三級醫院的競爭力本來就強，現在更強了，就有更多的孕婦願意在三級醫院生，這個還表現在醫生羣體的服務態度上，積極性及能動性更高，比如從前孕婦要來生孩子會說可能沒牀位，現在說你來就可以。」
這些其實都解釋爲何在總量變少的情況下，基層最先受影響。而「先寒基層」的另一原因也在於，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的職能也在慢慢轉化。
若是從醫療機構的級別分層來看，祁國羣認爲，當前國內的很多基層醫療機構，像一級醫療機構，原來大多也是助產機構，但現在已經慢慢萎縮，不再接生，整體而言，一級醫療機構已經不再具備助產能力，二級醫療機構的助產能力也在逐步減少，反之三級醫療機構獲得了二級、一級醫療機構的分娩量。
也是基於三級暫處於紅利之中，大陸各省市三級醫院還加強了建設。以南通市爲例，祁國羣介紹，當前南通大學附屬醫院（通大附院）、南通市第一人民醫院、婦幼保健院等，都建了新院，產科牀位在擴建，產科人員在增加、產科服務在加強，所以不難推測，除了浙江、江蘇地區，國內其他省市頭部醫院的產科業務量目前仍然相對穩定。
就一級、二級、三級醫院的變化，另一名江蘇泰州地區的民營婦產醫院管理人員表示，目前，一級醫院基本承擔建卡及初期產檢功能，不直接生產，而對於其所處的二級醫院而言，根據「五色管理」，二級醫院無法收治「橙色」及以上風險的產婦，整體來說，當前三級醫院受影響較小，二級醫院受影響居中，一級醫院受影響最大。
不過，不論是哪一層級的醫療工作者，其實都感受到了寒意。前述受訪人員也多認爲，即使是三級醫院，整體來看下滑的趨勢也是存在的，並且是從全面開放二胎政策開始就出現的，「只有在部分二胎到全面二胎之間的那段時間，分娩量快速起來過，後來就是往下走了」，「前兩年，很多產科醫生忙抗疫去了，所以大家感受還不強烈，這會又因爲剛陽過不敢懷孕，所以一下子空了，但產科業務的變化早就開始了，從前是問會不會睡走廊，現在是問有沒有單間」。
還是以南通爲例，祁國羣進一步介紹，2022年南通市區8家助產機構分娩量同比下降11.2％，其中部分醫院分娩量同比下降幅度接近20％，「肯定是有下降，但還不至於那麼恐怖，不是斷崖式的下降」，她表示。
而在泰州，上述民營婦產醫院管理人員也介紹，和大陸國內的出生人口及出生率一致，泰州整體分娩量也在下降，在2022年出生人口只有1.6萬左右，較2017年整體分娩量下降近30％。
之所以2016年、2017年會在頭部醫院產科管理者們的感受中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爲自2016年1月1日起，大陸國內正式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當年的年出生人口數量達到1786萬，較2015年的1655萬人增長明顯。但是，在2017年-2021年，「全面二孩」的紅利並沒有如預期中出現。這一時期，大陸國內的年出生人口數量爲1723萬、1523萬、1465萬、1200萬、1062萬，呈現逐年穩定遞減的態勢。
前述人員認爲，產科目前業務量下降除了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規模在下降外，其他原因中，主要是當代年輕人婚育觀念顯著變化。目前90後、00後婚育主體，絕大部分成長和工作在城鎮，受教育年限更長，面臨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並且，現代年輕人不良的生活習慣、身體素質下降等原因增加了不婚及不孕可能性，進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此外，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住房、教育、就業等多重因素影響下，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這讓許多年輕人在生育問題上猶豫不決、望而卻步。
當然，三甲大醫院也許不會像基層那般直接「關門大吉」，但即使是頭部的婦產科醫院，其經營環境也在發生變化。例如，和二十幾年前相比，醫院周邊不再出現類似於「保靈孕寶」的巨型廣告牌，母親懷抱嬰孩的雕塑不在了，其後佇立起來的是門診、急診和普通病房。
在醫院內部，開展了越來越多創收更高效的新型婦科業務，需要更高投入的外科、微創等業務比重也在增加，一些資深的醫師開始坐診婦女保健業務或是直接選擇向下發展，護士們開始向其他病房、院區以及門診流動。基層團隊的交流學習項目中，分娩、新生兒護理不再是優先級。
當產科在醫療機構內部被邊緣化的同時，一些月子中心的護理師、醫師開始出現有專業產科從業資質的人員。更有月子中心直接開到了婦產機構的臨近單元，在向孕產婦介紹機構優勢時表示，「自己樓下就是婦產醫院，有問題會有醫生上來查房」。
這些都顯示着，一部分產科資源已經在市場的調節下向外轉移。而存在嚮往轉移的資源，就必然有承接的機構。其中，也包括一些高端私立機構。
上海嘉會醫療婦產科行政副主任陸萌在接受界面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長三角範圍內，高端私立醫療機構已經開始對病人產生虹吸作用，「從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只要經濟條件允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高端私立機構分娩」，這對嘉會而言，是一種發展機遇。
「嘉會目前還沒有出現明顯的分娩量下滑，」，陸萌介紹，嘉會醫療（指上海嘉會國際醫院）是在2017年10月投入運營的，累計成立5年多。產科開張4年出頭，在這4年中，產科的業務量提升速度非常快，從最開始每月分娩十幾人，到2022年，高峰月分娩量達到130-140，「變化可能在於，未來的增長速度不會那麼快了，但目前分娩量還是穩定的。」
不過，陸萌也承認，就其瞭解，在大陸國內新生人口數量下滑明顯，基層的產科確實出現了業務量下滑的情況，同時，嘉會產科如果沒有開設在上海，未必能實現如此良好的發展成效。
如果說，頭部的婦產科當前仍然躲在強者恆強之中受影響較小，那部分高端的私立機構就是依靠相對獨立的體系和強有力的財富支撐處於避風港之內。但無論如何，影響是存在的。
段濤在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分析，原來大陸全國每年的出生人口數量最多是2000多萬，後來降到1000多萬，開放生育之後最多的時候也回升到1400-1500萬，現在連1000萬都不到了，「我們前些年最多的時候，年分娩量是接近3.4萬，現在分娩量大概是年2.5萬，少了近1萬。」這樣的局勢下，肯定是受了不小影響的。
根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鑑，2017-2021年大陸國內婦產（科）醫院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2021年，大陸國內婦產（科）醫院數量爲793個，相較2017年增加了20個。但是，在2018-2020年，大陸國內婦產（科）醫院數量爲807、809、807個。這也意味，2021年的數據，較此前三年均是下滑的。也就是，2021年中，大陸國內實則存在婦產科醫院的停業。
更直觀的變化在於，2017-2021年，大陸國內婦產科牀位數及佔全國醫院牀位數比重整體呈下滑走勢。在大陸國內的醫療體系內，「牀位」是相當關鍵的指標。一家機構牀位的多少，一個科室牀位的多少，和該機構與該科室的專業強弱、經營收益、行業影響力直接相關。
但就在這一指標中，2021年，大陸國內婦產科牀位數爲44.29萬張，同比下滑3.4％，較2017年減少了2.21萬張。2021年，大陸國內婦產科牀位數佔全國醫院牀位數比重爲5.98％，相較2017年下滑了1.62個百分點。
從大陸國內婦產（科）醫院門診服務情況來看，2017-2021年，國內婦產（科）醫院診療人次數和門急診人次數呈波動下滑趨勢。並且，2020年，國內婦產（科）醫院診療人次數和門急診人次數迎來最低值，分別爲3738.86、3663.44萬人次。2021年，國內婦產（科）醫院診療人次數和門急診人次數呈現小幅度上漲，分別爲4058.52、3971.52萬人次，但相較2017年分別減少了367、352萬人次。這些都體現了產科的收入在下滑。
此外，在大陸醫師人數增長的趨勢中，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從2017年的7人次下降到2021年的5.8人次。而由於婦產（科）醫生的工作量普遍在下滑，也意味着其收入的變化。
在這一系列的數據背後，業務收縮、機構關門、人員失業也都是存在的。針對這一現象，當前已有媒體做了報道。
2月初，行業媒體丁香園曾發文提到，河北省某民營醫院今年1月分娩量大約60多例，2月初統計的時發現當月預產期的人比上個月還要少；作爲對比，該院自2018年以後，月分娩量在100例的規模。行業媒體八點健聞也曾在2022年2月有過類似報導。其文中講述，在2016年還是「最能生」的山東，在2019年後出現多家三級醫院縮減產科病房情況，其中有的縮減三分之一，有的直接砍半；另有業內知名醫院的產科病區由6個減到3個，產科醫護收入跌到十年前的水平。
對於產科分娩量縮減後醫生、護士如何處置的問題，前述浙江地區產科業務管理人員認爲，在人員問題上，護士相對容易轉崗，如果其他科室缺人手的話，可以安排去其他科室，但婦產科醫生顯然不能去別的科室上班，選擇就侷限在婦科和產科之間的「內部流通」，所以有一些產科醫生可能去做婦科，但是，「基層醫院本身婦科量就不多，也不缺」。
而除了婦科、產科之外，他表示，醫生還可以去母嬰保健科、不孕不育科一類，當然也有一些醫生選擇離開原來的工作單位去社區醫院做全科保健，但離開醫院之後的難處就在於「到社區醫院容易，反向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這也表示了當前的醫療體系下，大陸醫務工作者轉崗並不容易。設備方面，祁國羣表示，分娩更多的要求在於醫務人員的醫療技術及服務質量要求，對醫療設備沒有像其他專科那麼高，除了一些新生兒的設備，其他設備還可用於別的科室的，不會有大型設備閒置；如果是剖宮產的手術室，也可以做其他專科手術等，是通用的。
而與關注醫生護士怎麼轉崗、設備怎麼處置相比，產婦去哪裡生、怎麼保證生產安全是更需要關注的問題。
前述浙江地區產科業務管理人員認爲，國家至少要保證每一個區域都有一個相對大型的分娩中心，「統計好區域的分娩量，按照交通順暢條件下的達到時間做規劃，把一些小的分娩機構集中合併起來，生得少就直接合並掉」；當前在小機構生孩子風險在於，如果是按照地區年分娩量1000來算，單日的分娩量就是2-3例，這樣的個位數水平對於產婦來說「太不安全」，因爲「生得越少越容易出事，突發事件都沒有應對力量」。
對於這一觀點，段濤也表示認同。其表示，生得越來越少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生得少，科室收入就少，建設投入就少，醫生培養成長的機會就少，分娩時風險就會增加。
由此，要化解產科當前的障礙，實際還是要找增長。但困難在於，生育意願降低之下，增長要從何處來。
當前，各地的婦產科醫院都在努力。其中，民營和高端的方案展示了一種可能性，核心爲提供更多服務。具體思路是，一方面，延長產科的服務範圍，「包圓」從產前到產後；二是，針對當前生產人羣的實際情況，加強生育期的風險預警；三是；更新產科的關注重心，從關注疾病上升到關注人。
據浙江地區產科業務管理人員介紹，傳統意義上，產科的業務主要可以分成三方面：一是正常生理的，即主要就是開展妊娠管理、孕期管理直至分娩，包括自然分娩和剖宮產；二是病理妊娠，也是產科需要特別關注的，比如在妊娠過程中會有的併發症、合併症，大多數情況是母體這方面，比如前置胎盤；三是，與胎兒相關的業務，比如胎兒異常。基於這樣的業務模式，「縣級的業務主要就是正常分娩，生得少了這類少得更多」，這也是寒冬首先發生在底層發生的重要原因。
「當前的產科是僞產科，遠超出分娩這一件事」，祁國羣表示，這是因爲，隨着二胎、三胎的增多，高齡產婦，有合併症、併發症風險的人羣也在增多，「專業上的難度比過去大得多，這需要醫生在亞專科和特色專業上面有一些專長」。
要解決高齡孕產婦的情況，幾乎是所有產科管理者都着重提及的。一方面，在公衆的通俗認知裡，「大小平安」是懷孕生產的底線；而在國內政策層面，孕產婦死亡率、嬰兒死亡率是紅線，是所有產科始終緊繃的那根弦。
依據《高齡婦女妊娠前、妊娠期及分娩期管理專家共識（2019版）》（下稱《專家共識》），國家衛生監管部門預測在2017-2020年，高齡孕產婦每年將達到300萬例以上，約爲往年的1.3倍。同時，300萬之上的高齡孕產婦也幾乎佔據孕產羣體總量的三成以上。衆所周知，高齡孕產婦的生育風險高於適齡孕產婦。
由此，基於風險管理的原則，各大婦產機構實則都比從前更加註重對孕婦的產前診斷以及孕期跟蹤。這其中，對象不僅僅是孕產婦，也涉及了胎兒。前述浙江地區產科業務管理人員介紹，當前由於「困難妊娠」增多，比如一些有不孕不育問題家庭的懷孕；或是，高齡孕產婦，都更容易出現胎兒問題，並且，現在大衆的保胎意識也變強了，「問的都是能不能治療，能不能治好，治療後會不會有後遺症」，這些都對胎兒醫學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祁國羣也介紹，2023年度，該院還擬成立中西醫結合的養胎中心，同時包含養胎門診和養胎病房。她解釋，高齡產婦是更容易出現早期流產、中期死胎、晚期早產的，以及，隨着試管嬰兒的普及，雙胎、三胎甚至多胎在增加，對於產婦和胎兒來說，要平安度過10個月孕期不那麼容易，所以需要養胎中心這樣的專門部門來「保駕護航」。
同時，南通瑞慈幸元會婦產醫院還進行了產科服務的前移，該院申請到了開發區指定的婚孕檢機構，開展婚孕檢查等優生優育保障服務，在產後服務方面打造了月子中心。當然，這也是爲了吸引備孕人羣、孕產婦，同時整合自身綜合三級醫院的醫療資源。2022年，瑞慈產科的分娩量同比上升26.2％。此外，該院在2022年9月新啓用了獨棟的婦產樓。該院當前同時擁有婦科、產科、計劃生育、婚孕檢、月子、產康、醫學美容、綜合國際部等科室。
前述江蘇泰州地區的婦產醫院管理人員表示，在人口下滑背景下，醫院都會拉長服務鏈條、升級服務，不僅是改善醫院生育環境，還要圍繞生育前後需求增加服務項目，提供一條龍式服務；其中有月子中心擴建，產後康復項目延伸，還有小兒眼視光建設、中醫特色診療以及婦幼健康相關護理的上門服務等，同時強化不孕不育及優生優育科室建設，爭取輔助生殖相關資質。
此外，他認爲，就產科的發展方式而言，與綜合醫院培育產科相比，產科專科發展的優勢在於專科的醫生及醫療設備配備會更有針對性，產程各環節銜接也更爲流暢，孕產婦的個性化需求也較容易得到滿足；而在綜合醫院培育產科，對孕婦妊娠合併症、危急併發症的救治能力會更強，這兩種方式都是有必要的。
陸萌也提到了多學科的重要性。她表示，嘉會能得到迅速發展的另一原因就在於其背靠綜合性醫院，由於高齡產婦增多、孕期合併症頻發，針對孕期血糖問題、心肺功能障礙，以及免疫疾病的和其他複雜問題，其實都更需要多學科合作。
此外，陸萌還提及，高端私立在保障孕產婦醫療需求基礎上，會更多地施以對人的關懷，例如，舒緩心理壓力，支持孕期保健需求，引導情緒排解等。同時，這部分羣體也更注重美好孕產體驗的羣體。這些都要求高端私立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截至目前，嘉會產科累計開設四年，已有生產第三胎的案例。
陸萌認爲，從全國範圍來看，國內醫務人員佔比並不高，孕產方面的醫務力量和孕產保健力量也依舊不足；同時，區域之間發展極不平衡。生育率的下降，不會首先導致醫療從業人員縮減，而會由市場推動進行結構調整：在中心城區做精品，提供更細緻化的服務；在邊遠地區提高診療技術，落實基本的醫療關照和保障。
當前，產科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也不僅僅是人口變化問題，也是醫療體系的問題。段濤在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表示，在任何一個綜合性醫院裡面，產科從來都不是主旋律，本來就處在少點多點無所謂的地位；當前關閉產科的醫院，其心態也很好理解，既然入不敷出，關了就關了，關了風險還小。
這樣的心態背後，是產科在投入和產出方面的不平衡。「你養這麼些人，產房還得一天24小時都開着的，哪怕一天只生1-2個孩子，你還得養着產科醫生，助產士，新生兒科醫生，新生兒科護士，還得養NICU（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真的不划算，風險又大又不划算，就順手關了」，段濤解釋。
段濤認爲，現階段是隻有一些小型的、基層的醫療機構在關閉產科，其他醫院承接這部分流量即可，對行業影響不大。而綜合性醫院下降一點產科業務量也不是個大問題，不過，對以產科爲主的婦幼保健院、婦兒醫院影響估計不小，未來預計產科專科不僅會減少，生存也會越來越難。
段濤表示，產科艱難背後的問題還是收費，「中國產科的收費是按照接生婆的價格在收，公立醫院順產一個幾百塊，成本就覆蓋不了，它不是不能做諸如產後康復等利潤空間大的業務，是它做了也沒法收費，因爲公立醫院要收費就得有收費標準和收費代碼。私立可以自主定價，也有人願意支付，生一個孩子幾萬塊錢，商業模式就能運行」。
當前，公立和私立生孩子的總價格大概在10倍差距。據浙江省今年2月新發布的醫療服務價格列表，在臨牀診療類中，單胎順產接生的價格是900元／次，雙胎接生是1210元；剖宮產術是1488元／次，剖宮產術（兩胎及以上）是2232元／次，二次剖宮產術（含腹部疤痕剔除術）是2228元／次，剖宮產術後再次妊娠陰道分娩是2900元／次。前述項目不包括藥物使用以及住院收費等。
另據社交媒體在今年初公開的和睦家順產套餐，費用爲5.9萬元，剖宮產套餐價格爲8.8萬元。這些套餐中的服務同時覆蓋了產檢、住院、護理等環節，並對母親和嬰兒常見的藥品及化驗做了詳細解釋。套餐同時顯示，複雜分娩須另收費1萬元。複雜分娩的情況包括：臀位分娩、前置胎盤、任何需要緊急處理的母嬰併發症等。
段濤認爲，收費不解決實則就沒辦法，「收費收不起來，再怎麼做都是虧本，結局就是幹活的人養不活自己，醫院也沒法運行。」
對於這一問題，祁國羣也有感觸。她表示，「作爲醫院管理者，我也在想，如何在這一塊萎縮的蛋糕裡求生存」，現實條件下，產科的效益很難跟其他科室相提並論，而分娩量減少會進一步影響到醫護人員的績效獎金，因此對產科的考覈方式可能需要重新定位。當前，南通瑞慈幸元會婦產醫院的做法是，醫院在績效考覈上予以產科醫護人員有傾向性的考覈，以此調動產科醫護人員的工作動力和激情。
除了產科收費問題，醫務人員疲於奔命的狀態也被揭示。當前，即使國家層面的宏觀數據已經展示了「寒意」，但頭部醫院的工作狀態依舊火熱。而在中國醫師協會2017年12月發佈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中，三級醫院醫師的平均每週工作51.05小時，二級醫院醫師平均每週工作51.13 小時，一級醫院醫師的平均每週工作時間是48.24小時。
段濤認爲，產科目前工作量減少的狀態是一種迴歸常態，以前忙成那樣極度病態，「病人都加牀睡走廊，醫生忙到一天門診看100多個，現在一上午看30-40個就覺得少了，但其實還是很忙。」
這或許也能解釋，爲何在國內每年出生人口減少200萬，有幼兒園開始閉園的狀況下，一些醫院還是忙得焦頭爛額。而在這種持續忙碌的背後，也體現了醫療發展的模式問題。在追求量的過程中，個體精神高度緊張，醫患關係劍拔弩張難談信任，槓桿壓到產科，加劇了生育焦慮。因此，在這個問題上，除了需要社會層面的關注引導，還需要改變和升級醫療服務。
陸萌認爲，全球範圍內，生育率降低趨勢不可逆，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口基數還是較大；在產科曾經的發展中，是一個圖量的發展，但醫療的發展最終還是要走向質發展；產科的特殊性在於，懷孕分娩不是病，是一種生理現象，有與醫療相關的部分，但更多是與人相關。當前，出生人口下滑，迫使產科思考轉型。而在更大的範圍內，醫療也需要轉型，「我們如何從更關注疾病向更關注人去突破，產科是否可以是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