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給大清的時間不多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湘軍大佬曾國藩患上了失眠症。他常常“四更成眠，五更復醒”，每次想到洋人縱橫中原，卻無以御之，便心生憂悸。

當時，曾國藩正率領湘軍在長江沿岸與太平天國作戰。和湖南老鄉胡林翼一樣，曾國藩親眼目睹了“洋船上下長江，幾如無日無天”的畫面，深知中國落後的武器難以抵抗洋槍洋炮。爲此，曾國藩多次購置西洋船炮，提升湘軍的戰鬥力。

但是，洋商囤積居奇的野蠻行爲，讓曾國藩更加emo。洋商知道湘軍造不了槍炮，一顆普通的12磅炮彈就要賣他們30兩銀子，還有一次，曾國藩命人購置一艘輪船，說好了要裝5000斤火藥運過來，可洋人只顧着裝自己的茶葉，根本不肯裝火藥，還把曾國藩派來購船的人趕下船來。

面對洋人挾技自重的蠻橫態度，曾國藩下定決心，“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炮、學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

1861年9月11日，安慶戰事結束僅過6天，曾國藩就將他的大本營移至這座軍事重鎮。他一邊將目光投向太平軍的老巢天京（今江蘇南京），一邊着手開始他的洋務事業。

▲曾國藩（1811-1872）。圖源：網絡

曾國藩進駐安慶後，一批對西學深有研究的中國知識分子集結到他的麾下。

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曾國藩邀請“通幾何算學”的華蘅芳與“修理器具技藝精巧聞名”的徐壽來到安慶，當他的“技術幕僚”。不久後，曾國藩上書保奏，請朝廷賜予他們官銜，以此拉攏更多知識分子。

精通數學的浙江海寧人李善蘭（1811-1882），聽說曾國藩在招募人才，也帶着滿腔抱負前往安慶。

作爲西洋學衝擊下的近代知識分子，李善蘭的人生經歷極具代表性。

李善蘭自小就對數學有着濃厚的興趣，從翻閱其父親書架上的漢代數學著作《九章算術》，到自學古希臘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他“於算學用心極深”，擅長各類函數。後來，他用“垛積術”推出著名的“李善蘭恆等式”，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以中國人名字命名的數學公式。

然而，在數學領域頗有造詣的李善蘭始終放不下一件事，那就是，科舉考試。李善蘭一生多次應考，但屢戰屢敗，年過半百了也沒混上一官半職。李善蘭迫於生計，只能跟王韜等人一同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開始了和洋人合作翻譯西方著作的職業生涯。

每次和好友王韜喝酒聊天，李善蘭都要宣泄浪跡洋場的無奈之情，期盼着有一日求取功名，踏入士大夫的行列。當時，江蘇巡撫徐有壬也是個數學達人，跟李善蘭頗有交情。李善蘭就對王韜說：“今君青先生（徐有壬）在此，予絕不幹求，待其任滿時，請其爲予攢資報捐，得一州縣官亦足矣。”後來，太平軍攻下蘇州，江蘇巡撫徐有壬被殺，李善蘭的心願也就無法達成。

像李善蘭這樣的人物在那個時代並不少見。他雖致力於西學，在數學界著述頗豐，卻仍以科舉爲正途，想要抱上達官顯宦的大腿。爲此，李善蘭輾轉來到了曾國藩的幕府。

求賢若渴的曾國藩對李善蘭禮敬有加，於是，李善蘭又向曾國藩推薦了熟諳洋務的張斯桂、張文虎等人。張斯桂到湘軍後，也得到重用，奉命督造火藥、訓練洋槍炮隊，接着，他和李善蘭又舉薦了他們在上海認識的一位朋友——中國留學生之父、廣東香山人容閎（1828-1912）。

容閎是第一個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但回國後不受清廷重視，只能在洋行經營絲茶生意。太平軍橫行江南時，容閎一度把上進的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跟太平天國的幹王洪仁玕有過聯繫。當老友們寫信邀請容閎到安慶與曾國藩會面時，容閎還以爲是曾國藩得知他與太平軍的關係，想要擺下鴻門宴，把他騙去殺掉。

容閎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來到安慶，卻看到曾國藩禮賢下士，誠懇地請他襄贊洋務，幫忙出國採購機器。容閎懸着的心這才放下來，雖然他的絲茶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但那畢竟不是他的志向所在，只有爲曾國藩效力，才能真正地一展才學。因此，容閎自豪地說：“抵安慶之明日，爲予初登政治舞臺之第一日！”

▲容閎（1828-1912）。圖源：網絡

此時，太平天國已近強弩之末，曾國藩的湘軍高歌猛進。

在曾國藩駐紮安慶的4年間，一幫人才匯聚於此，志趣相投的他們時常一同研究西學，討論洋務。時人回憶說：“此數人者，每相往來，屢次集會，所察得格致新事新理，共相傾談，有不明者彼此印證。”

在矇昧初開的年代，一羣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不討論孔孟之道，卻大談洋務運動，真是一個別開生面的場景。

廣州人馮焌光（1830-1878），是這一時期來到安慶的西學人才之一，通曉地理、算學、制船制炮之法。有一次，他負責從廣州購置一批“千里鏡”運到安慶。

所謂“千里鏡”，即望遠鏡，在戰場上是刺探敵情的絕佳工具。曾國藩對這玩意兒充滿好奇，他先稱讚馮焌光“處置甚妥”，然後親自驗貨，拿起一對“千里鏡”到樓上眺望。

是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

曾國藩從千里鏡中看到的，不止是遠處的景物，更是清朝與西方的現實差距。他對西洋科技充滿了驚奇，又心生羨慕，更有甚者，是感到恐懼。曾國藩知道，研製新式武器，已經刻不容緩。

曾國藩網羅一大批西學人才，正是爲了“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籌辦中國第一個近代兵工廠——安慶內軍械所。

▲晚清時期的安慶，是中國現代化工業的發源地。圖源：網絡

1861年，安慶內軍械所在戰亂中應運而生。之所以稱爲“內軍械所”，是指該廠產品主要提供湘軍內部使用，同時，運營資金、技術人員等也來自湘軍內部。作爲近代中國新式工業的嚆矢，安慶內軍械所“全用漢人，未僱洋匠”，其中有建造輪船的徐壽、華蘅芳、李善蘭等，以及仿造西式槍炮的馮焌光、龔之棠、丁道傑等。

安慶內軍械所成立一年後，徐壽、華蘅芳等人成功造出第一臺中國人自主製造的蒸汽機，因爲這臺蒸汽機主要是爲了解決輪船的動力問題，故曾國藩在其日記中寫作“火輪船之機”。

徐壽和華蘅芳都是江蘇無錫人，也是較早爲曾國藩擢用的近代科學家。徐壽是第一個在《自然》雜誌發表文章的中國人，而且率先爲國人翻譯了化學元素名；華蘅芳擅長數學，著有《行素軒算稿》。在造蒸汽機的過程中，華蘅芳負責測算數據、繪製圖紙，徐壽負責研製機器，他們是用較爲原始的手工方法，將蒸汽機需要的零件一一製造出來。

安慶內軍械所的第一臺蒸汽機發出響聲後，曾國藩的欣喜之情溢於言表：“竅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爲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火輪機”圖。圖源：網絡

之後，徐壽、華蘅芳繼續研製中國第一艘蒸汽機輪船。他們先是試造了一艘木殼輪船，長約二丈八九尺，但它的時速只有13裡。

經過兩次嘗試，徐、華二人很快意識到問題所在，於是改暗輪爲明輪，改低壓蒸汽機爲高壓蒸汽機，提升了輪船的速度。新的輪船下水試航後，順流時速爲28裡左右，逆流時速爲16裡左右，比初次試驗時有所進步。曾國藩爲其命名爲“黃鵠”號。這艘輪船的全部器材，包括雌雄螺旋、螺絲釘、活塞、氣壓計等，均由徐壽及其子徐建寅親自監製，共耗費8000兩白銀，可載重25噸。《字林西報》稱，這是“顯示中國人具有機器天才的驚人的一例”。

安慶內軍械所不靠洋人的協助，僅靠一批西學人才就試製了輪船、西式槍炮，在生產上以手工仿製爲主。它存在的問題也很明顯，比如造出的輪船“行駛遲鈍，不甚得法”，而仿製的西式槍炮在投入使用後也頻頻發生事故。可以說，安慶內軍械所在近代軍事工業的建設中成效不大，但的確有首創之功。

1864年，湘軍攻下南京後，內軍械所遷往南京，改名爲“金陵軍械所”，後來因爲缺乏新進展，於1866年併入李鴻章創辦的金陵機器局。

▲1873年，金陵機器局仿製比利時的蒙蒂尼機槍。圖源：網絡

同治元年（1862），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上海期間，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率領他創立的淮軍抵滬，抵擋太平軍。之後的兩年內，李鴻章在上海相繼設立了三個洋炮局，仿造西式槍炮，用於裝備淮軍，並聘請英、法教官訓練淮軍。據統計，這三個洋炮局，在兩年間花費了淮軍軍餉撥用經費28.8萬餘兩。

其中，位於上海松江城外的洋炮局，因聘請英國人馬格里主持該局事務，又稱“馬格里洋炮局”。馬格里這個人也很有意思，他本來是參與對抗太平天國的“常勝軍”成員，後來辭去常勝軍職務，加入淮軍，跟隨李鴻章十多年，幫李鴻章督造炮彈、主持新式兵工廠，爲了表示對清朝的親近，還給自己取了箇中國名字——清臣。這所洋炮局先後遷至蘇州、南京，即金陵機器局的前身。

在上海籌辦洋炮局期間，李鴻章發現，當時中國的軍事工業設備落後、生產技術低下、產品質量較差，尚未能學到西洋兵器的精髓。

同治三年（1864），李鴻章寫了封信，寄給在北京主持洋務大局的恭親王奕訢，信中說：

這是洋務運動時期一篇極具價值的文章。李鴻章在文章中號召士大夫改變傳統觀念，正視西洋科技的先進性，他還希望朝廷能率先推行變革，爲“制器之人”專設一科取士，使更多知識分子轉向西學，並獲得富貴功名。

更難得的是，李鴻章在這篇《致總理衙門函》裡不只提到了英、法等國的船堅炮利，還說到，日本區區海外小國，已經“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師習各藝，又購制器之器，在本國制習”，假以時日，恐怕他們會成爲一個心腹大患。

在此背景下，1865年，李鴻章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派蘇鬆太道道臺丁日昌買下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記鐵廠，合併了李鴻章在上海創辦的另外兩個洋炮局，並接收了曾國藩派容閎赴美採購的機器，隨後於上海創辦了比此前的兵工廠設備更精、規模更大的軍工企業——江南製造總局。

洋務運動時期地方籌辦的軍工企業，其領導一般由通商大臣或總督任命，爲首的叫“總辦”，副職稱“會辦”。江南製造總局的第一任總辦是李鴻章的親信丁日昌（1823-1882），他曾在廣州郊區燕塘設炮局，仿製西洋大炮和炮彈，後來到上海協助李鴻章籌辦洋炮局，也是個老“洋務派”了，兩名會辦分別由沈保靖和馮焌光擔任，前者長期爲淮軍採辦軍火，後者是曾國藩在安慶提拔的人才。此外，江南製造總局有別於安慶內軍械所的一點是，技術工作由洋人負責（稱爲監工）。

▲江南製造總局炮廠。圖源：網絡

江南製造總局創建的第一年，用於生產設備的經費就有25萬兩左右，這些經費主要來源於關稅。

如此龐大的開支，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成效。到1867年，江南製造總局每天可生產毛瑟槍15支、12磅炮彈100發。1868年，第一艘中國製造的600噸位鐵殼明輪船成功下水，駛至南京。尚未調任直隸的曾國藩親自登船試航，爲這艘船取名“恬吉”，取“四海波恬, 廠務安吉”之意，這艘輪船的速度和載重，都比安慶內軍械所造的輪船有所突破，可裝炮8尊。

在江南製造總局創建後的10年間，這座兵工廠已經可以製造來福槍、林明敦槍等西洋軍械，製成了與“恬吉”號相仿的兵輪2艘，取名“操江”、“測海”，並在之後更進一步，製造排水量、馬力、裝炮數量更高的“威靖”、“海安”、“馭遠”等船艦。

到1894年，江南製造總局累計生產了5.2萬支洋槍、408萬磅火藥、588尊炮和8艘兵船，另有槍彈、炮彈、魚雷、銅引等不計其數。

但江南製造總局存在的劣勢也很明顯，它所能造的兵器和當時西方最先進的兵器比較，仍有10年以上的差距。另外，江南製造總局的運營成本極高，到1894年，其累計經營總計達875萬兩，這其中一大部分要用於進口材料。有學者分析，江南製造總局所造輪船比在英國出售的類似輪船至少要貴一倍。江南製造總局生產的林明敦式後膛來複槍，造價高於進口，質量也不如進口武器。這就陷入了“造不如買”的尷尬處境。

曾國藩和李鴻章交出各自的答卷後，左宗棠也開始行動了。

186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上疏奏請，在福州馬尾創辦福州船政局。

顧名思義，福州船政局的主要目標是造船。這筆費用比制槍造炮更加巨大，因此，左宗棠籌辦船政局之初，便提出了5年內需要300萬兩的經費預算，並且提出了短期內製造16艘輪船以及訓練一批工匠、船員的規劃。

爲此，左宗棠找來了兩個幫手——法國人日意格和德克碑。

日意格和德克碑的來歷跟前文提到的馬格里比較相似，他們本是中法混合軍“常捷軍”的軍官，參與對太平軍的作戰，跟左宗棠有不錯的私交。常捷軍解散後，他們由法國領事連署，簽訂“保約"，加入福州船政局，擔任監督。

得知左宗棠爭取到法國支持時，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十分不滿，認爲此舉將威脅到英國在華利益，於是從中挑撥，想將法國人踢出去。但日意格等人據理力爭，甚至上書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闡明與清廷合作有助於法國的利益，才使法國政府沒有放棄對中國辦船廠的支持。此時，中法兩國還想不到，十多年後，雙方會在這裡爆發一場海戰，並讓辛苦建立的福建水師幾近覆沒。

▲日意格（1835-1886）爲福州船政局付出多年心血。圖源：網絡

不過，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時，其實有極強的主權意識。他在奏請設立福州船政局時說：“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

左宗棠認爲，造船可以滿足軍用和民用兩個用途，不僅可以提升軍隊的戰鬥力，避免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洋人輪船直達天津的局面再度出現，還可以發展運輸業和商貿業，增強與外商的競爭能力，商用的收入也可以反哺爲船廠的經費（“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僱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商僱，薄取其值，以爲修造之費”；“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

左宗棠創立福州船政局後不久，就被調任陝甘總督，接替他的是原本丁憂在籍的江西巡撫沈葆楨。

作爲洋務派官員，沈葆楨就任福建船政大臣後，積極投身於船廠事業。在他的苦心經營下，福州船政局的工廠、倉庫陸續建成。1869年，福州船政局自行製造的第一艘輪船“萬年青”號完工下水，這艘船排水量1450噸，馬力150匹，可裝炮6尊。到1874年，福州船政局已經能在沒有歐洲人員的幫助下製造輪船，並培養了數百名工匠，於是遣散了之前聘用的洋匠。截至這一年，福州船政局共計製造各式輪船15艘，基本完成了左宗棠的計劃。

在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洋務派官員的推動下，洋務運動的軍工建設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到1894年，先後出現了34個官辦軍工企業，遍及18個省，其中較爲知名的還有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槍炮廠等。

▲湖北槍炮廠。圖源：網絡

爲了培養適應洋務運動的新式人才，清政府設立了一些文化教育機構，如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1863年創辦的上海廣方言館等。

京師同文館起初只是一座“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主要培養翻譯人才，後來轉向多學科教學。爲此，恭親王奕訢上奏說：

奕訢認爲，要自己製造槍炮，一定需要懂科學的人才，所以要請外國人來教朝中的青年官吏。於是，同文館專門劃定了招生範圍：凡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檢討及五品以下，由進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年齡在30歲以下者，可經考試錄取後入館學習。

朝中頑固派（保守派）得知同文館要添設科學班，請外國人當老師，還要招收翰林院的士子做學生，認爲此舉是對祖宗之法的褻瀆，甚至可能動搖國本，紛紛進行抨擊。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理學家倭仁和恭親王奕訢的論戰就發生於此時。

因此，最初參加同文館考試者僅有72人，考試後錄取30名，翌年因學習不合格者再淘汰20名，洋務派在朝中遭受的抵制可見一斑。

有意思的是，因爲倭仁在反對此事的奏摺中說，不必請外國人當老師，中國也有很多科技人才，朝廷特意讓倭仁設立一個只用中國教習的算學館，倭仁這下囧大了，乾脆稱病不幹。不過，後來洋務派還真的找了一位教算學的中國教習，他就是被調進京的李善蘭。

李善蘭一生都想求取功名，到同文館後總算被“欽賜中書科中書”，從七品，他晚年在京，“名公鉅卿，皆折節與之交，聲譽益噪”，直到1882年去世前幾個月，勤學不輟的李善蘭還在撰寫《級數勾股》二卷，堪稱中國近代數學教育的先驅。

1869 年，美國人丁韙良繼任總教習後，京師同文館相繼開設了漢文算學、洋文天文、洋文算學、格物測算、公法學、漢文化學和醫學等課程。

▲李善蘭（1811-1882）。圖源：網絡

頑固派的反撲依然兇猛。

1872年，內閣學士宋晉上書，聲稱制造船艦靡費多而成船少，應該讓上海、福建兩局暫停製造。宋晉是道光二十四年的進士，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祀典、禮儀之類的工作，對實幹知之甚少。

因此，李鴻章對宋晉的觀點予以駁斥。他說，國家各項費用都可節省，唯有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的費用“萬不可省”，不然，“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對此，李鴻章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舊式船，節省下的費用用來造新式船；二是讓上海、福建二局兼造商船，供華商使用，讓華商自立公司，與洋商競爭。

李鴻章的主張是：“誠能設法勸導官督商辦，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準洋人代辦，此等日用必需之物，採煉得法，銷路必暢，利源自開，榷其餘利，且可養船練兵，於富國強兵計，殊有關係。”這便是洋務派除了自強之外的另一個口號——求富，洋務派此後興辦的輪船招商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等，即這一主張的體現。

另一方面，各派勢力的交鋒，也預示着朝中的暗流涌動。

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對奕訢籌辦洋務一直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慈禧太后可能認識到，“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可以用來抑制恭親王的政治勢力”。二者的矛盾最終導致中法戰爭之後的“甲申易樞”，1884年，奕訢受彈劾後被迫下臺，居家養疾，慈禧任命自己的妹夫、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改組軍機處。

▲19世紀70年代的總理衙門。圖源：網絡

在地方，洋務派興建的兵工廠內部，也存在腐化、僵化的情況。

在江南製造總局任職的英國翻譯家傅蘭雅發現，他爲洋務運動翻譯的書，只有製造局內幾個部門可以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數極少，無法在社會上取得廣泛的影響。沈葆楨主持福州船政局期間，發現有一些職員是達官貴人的親戚，難以管理，而且船政局的採辦系統經常出現侵吞公款的現象，買來的木材、煤炭和金屬材料質量堪憂。

在晚清的改良運動中，類似的新舊衝突屢見不鮮。

歷史學者秦暉在《傳統十論》中講“西儒會融”的現代化之路，有一段論述:

洋務派任重而道遠，但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

參考文獻：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中華書局，2018

[清]李鴻章：《李鴻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嶽麓書社，2014

[清]王韜：《王韜日記》，中華書局，2015

[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中華書局，1998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2019

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秦暉：《傳統十論 : 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

(美)費正清、劉廣京：《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