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英與縣域教育：那些被困住的人
“在學校裡，我們是不被期待的。”
這是2012年，教育學家、北大副教授林小英到深圳富士康做調查時，多數年輕工人的心聲。他們平均23歲，絕大多數來自縣域中學，自我感覺很卑微。
林小英訪談了120多名工人，通常會給受訪者一個小禮物，比如一副耳機——這讓他們感動不已。而這種“感動”讓林小英很心疼，她在《十三邀》裡，對許知遠描述了當時的感受——你會感覺他們這20來年的人生，好像從未被厚待過。
不被“厚待”的縣中學子，成了林小英心中的一根刺。
2019年，她開始走訪全國6省7縣25所學校，試圖對處於競爭生態鏈末端的縣域教育問題，進行梳理和分析，並給出一些建議。2023年，她的記錄和思考成書《縣中的孩子》。
11月3日，林小英來到成都，就進行對談。她現身說法，以自己的求學經歷來回應了一些縣中問題。在她看來，關於這些問題，沒有人能給出標準答案，也不該有標準答案，她只是覺得，“基礎教育不應該是這樣一種適者生存的模式。經濟越落後的地方，教育越應該給人以希望。”
壹
熱播劇《小巷人家》，範丞丞飾演的莊圖南備戰高考時，媽媽和鄰居阿姨分外緊張，整條巷子都不允許發出任何雜音；
沈騰、馬麗主演的高票房影片《抓娃娃》，爲了孩子的教育，億萬富翁不惜裝窮十幾年；
聚焦高考的高分家庭劇《小歡喜》，本就優異的英子（李庚希 飾）一度被母親（陶虹 飾）、被高考逼出抑鬱症要跳河自盡；
黃渤主演的《學爸》，爲了孩子升學，一個父親撞得頭破血流，尊嚴盡喪；
高分港片《年少日記》，中產家庭裡的弟弟，只因成績平庸就要遭受打壓、貶低、折辱，最終躍下高樓，給家人留下無法彌合的裂痕……
劇照從上至下：《抓娃娃》《小歡喜》《學爸》《年少日記》
這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熱搜新聞、短視頻平臺以及日常生活中，教育焦慮無處不在。特別是那些地處縣域的學子們，他們的焦慮或許更加深刻，也更加無助。
《十三邀》的鏡頭頻頻對準他們：
埋頭做題，狂背英語，吃飯時間也要手捧作業，課間休息亦不敢放鬆；哪怕要參加講座，膝蓋上放着的也是一張試卷或一冊單詞本；高考誓師活動的演唱排練間隙，仍在默記真題和基礎知識。
教學樓走廊，貼滿耕耘和收穫的標語；教室課桌上，堆積成摞的課本和試卷；電子班牌要公示任何紀律有差池的學生，以及學生得打卡上課，只爲應付新高考，許知遠聽了直呼：“太崩潰了。”
林小英做講座時，有學生自稱，18歲前的生活是“坐牢生涯”，周圍同學或點頭，或尷尬一笑，更多的只是略顯麻木的沉默。
多麼殘酷：不是不想關心，而是來不及關心。一分鐘，可以記5個單詞或一道數學公式，可以適當放空休息娛樂一下，多數縣中學子，會選擇前者。在單一的取材標準下，他們爭分奪秒地學習，沒日沒夜地刷題，過度地自我算計，將時間切割成每一分鐘去使用，幾乎是主動地將自己貶低爲一架學習機器，其任務程序只有一個：分數。
鏡頭之下的長沙縣六中，絕不是孤例。中國有2000多個縣，容納了超過50%的學生。
在普遍盛行的精英教育的標準下，最好的老師，最好的學生，有能力和條件的，都轉向大城市；爲了爭奪有限的資源，“縣與縣之間，班與班之間，開始了非常嚴苛的競爭”，“只爭朝夕、拼命學習”的衡水模式似乎成爲不想在競爭中落敗的縣中唯一的選擇。
在這種瘋狂內耗的局面下，很多縣中學子只是層層篩選、過濾、淘汰過後的“留下來的”學生。在統一的考覈標準面前，他們不想“卷”，卻不能不“卷”。
林小英說，“卷”的意思就是無效的過度競爭，“你的學習就是爲了贏過別人，至於是否真正有收穫，是否心裡愉快，你根本來不及關心，這就叫‘卷’。”
貳
被困住的，不止縣中學子，還有縣中的校長、老師。
《十三邀》中，林小英在演講之後，問該校書記：“我這樣鼓勵自由，沒給你們添麻煩吧？”
書記說：“沒有，反而說到我心坎裡去了。”
可是當林小英、許知遠像期待某種奇蹟似的望向書記時，書記略作調侃一番，還是表示：“我們還是得按照原來的模式進行工作。”
無論是線上節目，還是線下對談，抑或是書裡多處，她都提到了她遇到的校長、副校長、部門主任等領導層，無一不是“對教育心懷正念和理想”的人。可是明知道什麼是正確的，卻又囿於某種現實的考量，他們不能，不敢，甚至不願變一變。
與其動，不如靜；與其改革，不如保守；林小英稱這種心態爲“保險起見”。她在書裡寫道，縣域鄉鎮的校長們不僅要應對城鎮化建設軌道的鄉土社會之中的學校工作，更是“深處一個由考覈和報表所營造的數字空間之中”。數字空間的工作，往往比教學工作，更爲真實，也更令人無奈。
縣域教育生態中的老師，其處境和校長是相似的。
《十三邀》裡許知遠觀摩了一節英語課。課後，他跟英語老師交談，可以給孩子們多放一些美劇之類的。老師點點頭。美劇是挺好，興趣、口語、聽力都能兼顧。可是呢，沒資源，也沒時間，甚至多數時候不被允許。
比起校長，他們的專業自主權是有限的。林小英說，有的學校，每個學期的A4紙總量是限定的，這導致有的老師在打印教案時，連一張A4紙都得不到。
與此同時，老師也有自己不得不面對的數字空間：考覈、報表，某些KPI，評優評先活動，職稱晉升制度等等。可是在教學之外，他們還要處理太多瑣事、雜事。特別是縣域鄉鎮的教師，由於學生的家庭樣態非常複雜，他們不得不關注學生們的吃穿用度、健康狀態（包括心理健康）及各種處境。
林小英舉例，某校女生多是留守兒童，常面臨社會青年或高年級男生的騷擾。倘若老師們不能恰當引導，予以保護，這些女生會有安全問題。這種保護，無法兌現成可量化的教學成績和成果，卻又是老師們乃至校長們每天最真實的工作之一。
總之，以某種城市精英教育模式爲標準，以某種KPI績效考覈模式，將縣域教學工作者納入其中，結果可能只會適得其反。
叄
對談中，林小英談起了她自己。
她的小學是村小，初中是鄉鎮中學，高中趕上了撤點並校，於是來到長沙縣六中。上大學前，她從未進過城。直到考入北師大讀教育學，才第一次感受到何謂城市。大學畢業後，考入北大，從研究生讀到博士，繼而副教授。多年後，她帶着團隊，重返故鄉，進行田野調查。她在追溯來路，也在思考，跟她命運相似的縣中學子們，可能的出路和未來。
她說，大學之前，處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的她，像個井底之蛙。高一時，她想過跟那些來自一中的好學生比試。借來別人月考的卷子，結果第一道題就不會做。“剛入學才三個月，我們的差距就這麼大了嗎？”林小英沮喪不已。可是老師和校長們反覆重申，不要跟別人比。“如此樸素的常識，在今天其實如此稀缺，就是不跟別人比，咱就自己學，一點一滴進步。”這道題，第一個月不會，難道第二個月還不會嗎？
林小英放棄了比試。她的母校也是如此。一中一個月放一天假，她們每個星期都放假；別的學校動不動就佔用體育課，她們體育課必上，平時還有足球、籃球、歌唱比賽。尤其是她的校長，“最反對的就是我們多學習。”
林小英的高中校長，絕不允許學生躲在被窩學習和提前學習，要求學生嚴格按照學校的作息時間，該玩的時候玩，該學習的時候學習，“甚至你不這麼玩，還要受到懲罰。”有一次她在晚自習課間看《讀者》雜誌，班主任以保護眼睛爲由，沒收她的雜誌，要她去教室外走走。可是外面什麼都沒有。班主任說，你就出去看星星，看黑夜，都行，“就是不允許看書。”
師生之間是溫和的，從容的，哪怕有學生犯錯，也絕不是以公之於衆、遊街示衆的方式去抹殺你、羞辱你，甚至偶爾犯一點小錯，還會有一種“小而美的樂趣在裡面”，因爲她的母校是真心實意地愛護學生，希望學生好，不單單是成績好。
多年後，她重返母校，翻閱當年的檔案。她們那一屆，高考錄取率是全縣第一，超過了一中。“所以我今天不遺餘力地講，日夜刷題，真的不一定是有效的。”
當然，林小英只是教育研究者、調查者、問題發現者。她沒有解決問題的責任，也不該要求她給出確切的破局之法。不過，在她的言談、論文和書籍裡，還是能夠發現，她所呼籲的，是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們，待學生、待自己，要儘量寬容，要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多多少少放鬆一下”；學生們也要想到辦法“喘口氣”，學會如何“在一個波濤洶涌的大海上，讓自己這艘船學會定錨，找一點自己的存在感，找一點自己的比較優勢”。
巨大機器、魔幻現狀和殘酷現實，或許不能一蹴而就地改變，但是可以用一點微小的心態上的、策略上的行動，來一次次撼動它們。也許到頭來我們會發現，真正困住我們的，不是那些龐然大物，而是我們面對它們時一味臣服的姿態，是我們自己困住了自己。
文/李瑞峰 編輯 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