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八旗正規軍 在沒落與腐敗中掙扎

清代八旗文物展，身着旗裝的講解員介紹清代八旗棉甲冑。（中新社資料照片）

座落在湖南婁底雙峰縣荷葉鎮的曾國藩故居─富厚堂。（中新社資料照片）

在十九世紀後半的動盪時代中，從湖南省的湘軍，以及安徽省的淮軍系統中，出現了掌握大清命運的人們。在後續的年代，這些人基於經世儒學家的自我認知，以及身爲帝國守護者、保護乾隆皇帝遺留版圖的尊嚴，開始擔起責任，一方面吸收西洋蜂擁而入的新事物，一方面又設法因應激烈轉換的政治局勢。

此外，以計劃性的方式來控管國家一切生產與財政的「天朝田畝制度」，本身需要嚴謹的管理方式，但欠缺行政能力與行政經驗的反叛軍農民，根本不可能有效運用它。於是，太平天國便漸漸墮落成一個強盜集團。即使有許多地區的農民支持太平天國，也並非是因爲受到天朝田畝制度這脆弱的烏托邦所吸引，而是因爲太平天國在行政上的失能，可以讓自己免於徵稅，顯得相當諷刺。

農村革命蔚爲風氣

在毛澤東推動的中國農村革命正蔚爲風氣時，太平天國被讚揚爲極具代表性的歷史經驗，是一段以農民爲主體的「抵抗的中國史」。然而，領導者對貧困農民的爆發性能量過於樂觀的想法，再加上以執行者的能力來說顯然不切實際的制度，結果只會造成難以想像的混亂。毛澤東在一九五○年代末期推動的「大躍進」，就讓我們清楚看到了這一點。

今日的中國共產黨，或許深刻省思過那場混亂，因此從「只有社會的安定，國家才能發展、人民生活才能帶來益處」的立場，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日漸轉爲消極。安定與繁榮，並非自由精神與競爭下的產物，而是必須抑制住一旦放任、後果可能不堪設想的烏托邦與自由，並做出某種程度的犧牲才能艱辛達到的成果；這是巨大的漢族社會從古到今一直面臨的困難。

太平天國事件給予清國曆史的最大意義或衝擊究竟是什麼？就筆者看來，大概就是漢人地方勢力以獨立的軍事力量之姿，取代了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無法充分發揮力量、在沒落與腐敗中掙扎的正規軍（八旗與綠營）而興起這件事。此一地方勢力的中心，即是修習儒學，並不斷產生出科舉及第者的知識階層──士大夫。

在整個十九世紀前半期的經世儒學時代裡，士大夫們燃燒着改革腐敗現實社會的理想，他們一反過去儒學家等同於「文人」的固定觀念，討論起乾隆皇帝的遠征與屯田，高談闊論着國家軍事。而就在此時，一股似乎要完全破壞掉人倫與禮儀觀念的勢力突然出現，而這股勢力還打算完全吞沒漢人的「中華」之地，讓他們實在無法對眼前「禮教的危機」坐視不管。於是他們透過師生的關係，各自集結、武裝起來，成立了不受清國正規軍管理的地方私人部隊，一步步攻破了太平天國的軍隊勢力。這些由儒學菁英所組成的新興地方軍，就稱爲「鄉勇」。

新一代漢人官僚

當時扮演了要角的，是一位湖南省出身的科舉官僚曾國藩。他非但是極有才幹的官員，同時也是一位留下了從個人修養、家庭倫理，到國家政治、對外關係等大量著述的經世儒學家。太平天國事件發生當時，他正在北京的禮部擔任高官。對帶有基督教色彩的太平天國日益膨脹感到嚴重危機的他，開始在湖南省組織義勇軍（湘軍），加速了各地士大夫的羣起響應。

滿洲人最初擔心自己已弱化的權威，會因爲地方上漢人軍力的興起而變得更加脆弱，因此對此趨勢保持着警戒。不過，爲了遏止太平天國的危機，他們也只能選擇給予率領軍隊的漢人地方菁英一官半職，試圖拉攏這些勢力。

就這樣，在十九世紀後半的動盪時代中，從湖南省的湘軍，以及安徽省的淮軍系統中，出現了掌握大清命運的人們。在後續的年代，這些人基於經世儒學家的自我認知，以及身爲帝國守護者、保護乾隆皇帝遺留版圖的尊嚴，開始擔起責任，一方面吸收西洋蜂擁而入的新事物，一方面又設法因應激烈轉換的政治局勢。這羣人裡頭最具有權勢的人物，即是隸屬淮軍的李鴻章。除此之外，湘軍的左宗棠，還有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等人物，皆在使大清從「天下」向近代國家轉變的過程中，產生了難以計量的影響。

順帶一提，直到一九八○年代爲止，曾國藩都被人稱作是「漢奸劊子手」，是個人人臭罵的對象；他被指責鎮壓了「爲了推翻封建社會而起義的農民（太平天國）」，並試圖維持將人們束縛在古老道德中的儒學。不過時至今日，曾國藩則受到人們的重新評價，被評爲中國史上最能體現傳統文化，並試圖恢復社會和諧的菁英。

太平天國事件讓人人都看得出來，真正延續了搖搖欲墜的清國命脈者，並非是正規軍，而是武裝起來的士大夫與他們所率領的鄉勇。

另一方面，這一事件也偶然讓西洋列強的「好意」再次投向清國身上。太平天國事件之初，西洋各國放棄了在條約體制上，老是表現出舉棋不定態度的清國，認爲受到基督教影響的太平天國，纔是最適合今後外交與通商的對象，同時也是最能迅速接受西洋文明、並在列強的督促下產生進步的國度。不過，隨着太平天國虛假的內幕逐漸傳播開來，且國家秩序也因鄉勇開始恢復後，西洋各國才又開始認爲，即使不是十分適合，但清國依舊是最適合的交涉對象，並做出判斷，認定以清國的統治爲大前提，積極去對它產生影響，纔是最令人滿意的作法。

在這樣的推移中，到了一八五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偶然爆發。這場戰爭最初的導火線，是由於清軍扯下了掛在「香港船籍」亞羅號上的英國國旗所引起。不過，這起事件中的亞羅號，當時在香港登錄的船籍早已過期，加上廣東當局剛好爲了捉拿逃進船上的犯人，於是才以船籍過期爲由，不照既定規定而逕行入船臨檢。因此從這些偶然性嚴格思考起來，該事件是否真能作爲開戰理由，確實值得商榷。（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