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人／「臺半導體發展史的縮影」 鈺創董座盧超羣從經歷談科學發展

圖／大江生醫 溫康居

鈺創科技於1991年由盧超羣創立，目前已是全球知名的記憶體及異質整合之IC及微系統產品廠商。盧超羣的事業不僅關於他個人的成功，也是臺灣半導體發展史的縮影。想要理解盧超羣如何成就這一切，就像是想要理解一棟建築物如何建造，而這棟建築植基於科學，再結合人性。

從這次的採訪中發現，盧超羣精采的過去只是回答問題的鋪陳，答案的背後充滿他對於科學的探究：以求真的態度探索未知，以善良的初心支持後輩，以美的角度尋找科技與人之間的和諧。

林大涵（以下稱林）：你的父親盧善棟曾經是鑛冶工程學會理事長，哥哥盧志遠是物理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你們在家是否很常談論科學？

盧超羣（以下稱盧）：我們家很常談論科學嗎？我不確定，不過我父親的信念確實對我們影響深遠。我父親93歲時離世，他在離開前幾個月反覆閱讀《聖經》、《三國演義》，只要能看電視，他就看電影「真善美」。我仔細想想，他傳承給我、我哥以及孫兒女，有一條清楚的軸線就是：求真、求善、求美。求真，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學科學。我父親是學工程的，也懂物理，他傳承給我跟我哥的核心信仰就是求真，後來成爲我們的使命。

我覺得我跟我哥到這把年紀還在奮鬥，不是爲了名利，只是被使命感驅動。你們辦《科學人》很偉大，因爲臺灣社會最需要的是科學普惠教育。今天台灣很幸運有半導體產業，是純真的科學，而且不只是科學，還是能產生財富的科技產業，現在甚至是護國羣山。從科學到護國羣山，中間不是追求名利，而是追求讓自己價值發揮的一件事，更讓人類的價值從真善美這個道理髮揮出來。

林：你從臺灣大學電機系第一名畢業，在美國史丹佛攻讀博士也是名列前茅，到後來創業成立鈺創，這一路上是否有帶給你個人、甚至企業文化影響的人？

盧：如果是在半導體這個產業裡，我受到幾位大師的啓發，分別是發明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的施敏、史丹佛大學IC教育大師曼德爾（James D. Meindl）、在IBM遇到發明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的丹納德（Robert Dennard），還有我回國的時候碰到的李國鼎、張忠謀，與我哥哥盧志遠。

我有幸在過程受到大師的薰陶，與他們的學習和美國的工作經驗讓我帶回臺灣，並讓我在鈺創留下三件我非常在意的事：師徒制（mentorship），這種僅能從師徒傳承，而無法透過正規教育體制學到的珍貴經驗，最後有機會發展成產業並創造財富。第二個是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我很幸運可以到史丹佛唸書然後創業，並且發現創業不僅是爲了追求成功，而是創造過去還沒有人接觸過的領域，並讓它持續發展。第三就是領導力（leadership），領導在於關懷個人、爲人服務，而非關乎個人的偉大；擁有領導力，便能在無形、有形上做一番可傳承的事業。所以當我觀察一個人的領導力時，我很在乎這個人過去所走的路是否也變成他的重要資產；學得既能從中得到滿足，又有人能不斷傳承下去。

林：現在許多企業關注CSR（企業社會責任），鈺創則特別關注教育這一塊，爲什麼？

盧：科學的本質是尋求真理，而教育則是傳遞這種追求的過程。我認爲，科學與教育的結合，最終是爲了服務人羣。臺灣半導體產業的成功，不僅是因爲技術的突破，而是因爲我們懂得如何在人性與科學之間找到平衡。

臺灣的次微米計劃在1990年代推動了臺灣半導體技術的大幅進步，這也得益於整個社會對科學教育的重視。當時我們在科學園區工作，條件非常艱苦，但當時每個人都有一種使命感，因爲我們知道我們做的不僅是爲了自己的事業，更是爲了下一代的未來。

教育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僅培養人才，還能塑造價值觀。我們在半導體產業中看到的不僅是技術的創新，還有一種人性化的精神，鼓勵每個人追求更大的真善美，併爲社會帶來持續的進步。

林：你現在還是會指導研究生或領導研發團隊，當前有哪些前沿的科學研究讓你特別感興趣？

盧：我認爲現在是人類有史以來未曾碰過的大際遇。2024年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都與人工智慧（AI）有關，我認爲諾貝爾獎委員會想要表揚的不是這項技術，而是AI會發展成接近人類思想的同伴，甚至可能啓發我們思想。

這也讓我們必須重新理解人類大腦的運作方式：因爲AI需要龐大的能源，而人腦如何以極低的能量完成複雜的思考？

這讓我們回到半導體技術的核心挑戰——如何進一步降低耗能。摩爾定律目前雖依然有效，但我們的製程已接近物理極限，再往下走，2奈米已經離原子核的0.2奈米不遠。我們要面對的，不再只是技術上臺積電、三星和英特爾等巨頭未來要如何突破，而是全人類都需要更多科學研究，來重新定義摩爾定律。

能源問題也將日益嚴重。有人說10年之內，AI能耗可能佔全球能源的10%以上，但我的理解是可能會到50%。石油以及核分裂技術提供的能源無法支撐這樣的發展，我們應該加速推進再從原子核中創造這類能源革命，否則科技將難以爲繼。

量子電腦無疑是改變遊戲規則的關鍵技術之一。2022年諾貝爾物理獎給了量子纏結（quantum entanglement），這是一個挑戰傳統牛頓力學的領域，讓我們進一步理解「可逆訊息傳遞」的可能性。量子計算可以在消耗極低能量的情況下完成複雜的運算，爲AI的耗能問題帶來了曙光。

林：我們看到許多成功的企業，背後都根植於科學研究，這不僅是在臺灣，也是全球趨勢。你是參與臺灣半導體基礎建設的早期人物之一，並且支持了很多後來的創業者和科學家，可否爲我們分享當時的狀況？

盧：其實我不能算是第一批開拓臺灣半導體的人。真正的第一代，是像我的老師施敏教授，是把半導體技術引入臺灣的重要人物。他把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 IC）帶回臺灣，並啓發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研究，讓我們現在可以在小小的晶片上放置數以百億計甚至0.5兆的電晶體。

我的另一位恩師，是史丹佛大學的曼德爾教授，他當年收我爲學生時，就曾對我說：「我收你爲唯一的臺灣學生，以後你在美國的半導體會留下貢獻。但當你年紀稍長，你會回臺灣，而臺灣會變成非常重要的半導體國家。」那是1978年，當時的臺灣仍然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地方，但這些話在我心中埋下了種子。多年後，我真的回到了臺灣，並開始爲臺灣打造自己的半導體技術基礎，從仰賴國外技術授權的階段，轉向自主開發技術，這是我們產業邁向獨立的重要一步。這段歷程，確實是臺灣半導體的轉折點。

我先是在IBM建造了全球第一座八吋晶圓廠，並把技術轉移到日本和臺灣。然後在臺灣，從1990~1993年，我們和200位工程師成功建立了八吋晶圓製造廠，這其實是一個時間非常緊迫的任務，但確實改變了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地位，讓臺灣從全球半導體排名中的前20躍升到前10。而後來從八吋晶圓的基礎，延伸到12吋晶圓，進一步鞏固了臺灣的地位。

對我來說，這段經歷的價值不僅是技術的成功，還看到一批科學家和工程師在這個過程中成長。他們當中有些人的教育背景並不出色，但他們在科學和工程的引導下，完成了許多令人驕傲的成就。這也是我覺得臺灣半導體產業最感人的地方：在科學的指引下，不分背景，只要努力，就能有成就。而當半導體技術已進入2奈米以下，就更需要在科學，尤其在物理、化學、材料方面的突破，所以「科學人」就更加重要，也可對臺灣半導體產學界做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出自2025.01.01《科學人》網站，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