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16個關鍵詞 之10】林谷芳／胡漢新血的注入
明╱胡樂俑：唐三彩常見胡文化之沁染，從胡樂俑的「馬上琵琶」到後世在「昭君和番」上的琵琶想像，正可以看出胡漢文化在性格上的不同，以此，若無胡文化的注入，漢族這農耕民族能否有其一定的昂揚心性，正是個疑問。（圖／林谷芳提供）
族羣的碰撞與融合
許多人以中國自來就是漢家天下，是漢人以其優異於蠻夷的文化所建立起來的「上國衣冠」。然而，只有在絕對封閉的環境中才可能有「單一民族的發展」，而這封閉性，也必使該民族很快到達它發展的極限。就以日本這「基本」屬單一民族的文化體而言，若無大量吸收唐宋文化，近代更得力於西方文明，怕不依然是位處大洋中的前文明聚落。
但在此，中國則較爲特殊。中國所處地理區相對封閉，中國文明則是在這相對封閉的地理區所產生的原生性大文明，正如此，它的發展具備一定的獨立性，長期下來，甚且就沉澱出與其他大文明不同的基底特質。也因這地理的相對封閉，它乃長期獨領風騷。
正因長期位居「上國衣冠」，與四方民族又常有緊張關係，宋之後更「嚴夷夏之辨」，談中國文化者乃較少關注族羣間的文化往來，若有，也多聚焦中國對近鄰的文化輸出，少觀照其他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但其實，去掉這些，中國也就不是當今的風貌。其間的碰撞融合，遠比多數人想像的更爲重要與頻繁。
明╱胡樂俑：唐三彩常見胡文化之沁染，從胡樂俑的「馬上琵琶」到後世在「昭君和番」上的琵琶想像，正可以看出胡漢文化在性格上的不同，以此，若無胡文化的注入，漢族這農耕民族能否有其一定的昂揚心性，正是個疑問。（圖／林谷芳提供）
「國族天下」中的異質因子
先民時代，許多部族就以自己位居世界中央，不同族羣間更常存在着緊張關係，甚至爲領地、生存，而相互攻伐。
這樣的攻伐在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已經發生，它是農業文明自身的多元互動，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大規模部族戰爭是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以及與蚩尤的「涿鹿之戰」，黃帝由此奠定了他共主的地位。
《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指黃帝在打敗炎帝和蚩尤後，巡閱四方，「合符釜山」。此「合符」，被認爲不僅是統一符信，確立結盟，更從諸部族圖騰身上各取一部分元素：蛇身、豬頭、鹿角、牛耳、羊須、鷹爪、魚鱗，創造了新圖騰——龍。
「北逐葷粥」，則說明了不同「民族」間在當時也已有了戰爭。
「合符釜山」，開啓了部族融合之路，不同氏族既可合爲一族，往後在「家國天下」觀念的支撐下，相同模式自然可以繼續複製。後世，這種模式更及於與四鄰非農業民族的融合。
就以維繫「家國天下」的重要紐帶——宗族來說，中國人強調百川同源，說大家都是「炎黃子孫」，所以「家國天下」一體。但其實，中國姓氏有些原本就是外來的，即便漢人的固有姓氏，同一姓中，也可以有不同的民族來源。
這種一姓多元，主要來自賜姓與改姓。賜姓多因政治有功而受封，拓跋氏，唐朝皇帝便賜予李姓。改姓則多因避禍，司馬遷下獄後，同族紛紛改姓，有改馬姓馮者，有改司姓同者。
漢族內部的改姓外，異族因融入而改姓更爲大宗。北魏孝文帝改制時，大量的鮮卑族改爲漢姓，國姓拓跋也改用元姓；宋時的契丹國姓耶律氏、金代國姓完顏氏，漢化過程中也相繼改爲蘇、顏、符、汪、王等姓氏；滿清愛新覺羅、葉赫那拉氏、鈕祜祿氏也有很多改姓金、伊、洪、德、舒的。
講求宗親血緣的姓氏都有如此的異質因子，其他就可想而知。
前期的胡漢碰撞
談民族往來，考古證據可溯得更早。紅山文化的胡人雕像，讓人推論五千多年以前，以遼西爲代表的中國與西方已有往來。西元前15世紀，中國商人就已出入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購買和闐玉石，同時出售海貝等沿海特產。
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婦好）墳塋中有產自新疆的軟玉；陶鬲、絲織品在商周時傳去西方。青銅劍則在西元前一千紀傳入；安陽車馬坑證據也說明馬車技術來自歐亞草原西部。到戰國，中原地區已經存在了相當規模的對外經濟交流。
周代已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稱，周宣王「北伐西戎，東征淮夷，南討荊蠻」，用兵過勤而導致周室衰微，西周之滅就因於犬戎。
也因胡漢關係緊張，孔子肯定管仲，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春秋時，齊、晉、秦、楚都已轄有許多少數民族。戰國的趙武靈王更就以胡服騎射壯大軍事力量。
與匈奴的關係成爲漢代最重要的國防問題。爲求攻伐勝利，武帝派張騫通西域。爲求和平，更有和親政策。
大量的胡文化進入中國，主要在南北朝。此時胡人的漢化儘管是更顯性的現象，但「胡化」也相對存在。
後世總將重心放在承襲正朔且文化鼎盛的南朝，但北朝石雕佛像的藝術性睥睨歷代，敦煌、雲岡、龍門、麥積山四大石窟的開鑿營造，都與北朝密切相關。北方的胡漢交揉更爲隋唐的開闊氣象做了重要的鋪墊。
隋唐的胡漢競秀
隋唐是胡文化堂而皇之進入中國的時期，出身關隴集團的唐室「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是所共知」（陳寅恪），唐太宗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唐近三百年，共用了二十三名胡人爲宰相，爲官者更遠大於此數。
唐的胡漢交融，最直接映現在國都長安。長安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城市，更有以商業區東市與西市爲中心的胡人區，胡漢交流密切爲歷史之最。
城市生活如此，宮廷藝術亦然。
唐代是中國樂舞最發達的時代，代表性的「燕樂」，合歌舞樂於一體，爲迎賓娛樂而設，場面浩大，形式繁茂，胡漢同臺。太宗時設有「十部伎」，就有八部爲胡樂。唐代最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有一說就來自婆羅門。
唐代有歷朝最大的樂官制度，玄宗時立有教坊與梨園，皇帝親爲梨園教席，樂官多達數萬人，精者盡在燕樂，音律不精者才降級入奏「禮樂」。
唐在音樂文化上融合的景象，正是當時整體文化樣貌的具體投射。
敦煌遺產
然而，西域與大唐密切的經濟文化關聯，後世很長一段歲月卻被忽視。
因忽視導致遺忘，典型例子在敦煌。二十世紀初，因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的「文物掠奪」，才讓世人重新認識到它的存在。
敦煌是西行入大漠的最後一站，也是東來中土的第一站，在此商賈、旅人、求法者將自己命運寄諸佛菩薩，成就了璀璨世界的洞窟藝術，其中一些作品固臻歷史巔峰，總體更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佛教信仰與胡漢交流。
絲綢之路的往來是全面的。中國由此輸出絲綢、瓷器、金銀器等豪華製品，許多人認爲造紙與印刷術、井渠技術及穿井法也由此西傳；輸入部分則更爲豐富多元，這裡有珠寶，有葡萄、苜蓿、石榴、胡豆、芝麻、胡瓜、大蒜、核桃、香菜、胡椒、胡蘿蔔、菠菜、棉花、西瓜等農作物，藝術更是其中的亮點。當然，最重要的，是佛教的傳入。伊斯蘭教、景教也在此時進入中國。
而通婚，更直接讓中國的人種基因產生變化。
唐代是胡漢和平往來的巔峰，某種意義上，也是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它與唐代的繁榮開闊，互爲因果，開啓了中國公認的盛世。但對唐代，後世的瞭解也常片面。
宋的夷夏之辨
所以如此，宋是關鍵。
宋是漢本土文化復興的時代，舉凡周之後傳來的東西盡在擯斥之列。隋代，有些胡樂器已參與禮樂，唐太宗以「樑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命張文收等人「爲之折衷」，作《大唐雅樂》。
宋則只強調復古，盡去雅樂中的胡樂器。朱熹就以「唐源流於夷狄」。歐陽修與宋祁編修的《新唐書》，去掉了《舊唐書》千餘筆的佛教資料，找不到「玄奘」與「一行」的記載。玄奘是西行求法的「歷史一人」，一行則是真言宗傳持八祖之一，唐「大衍曆」的修編者。相對於此，卻轉錄了韓愈文16篇，包含無奇偉事蹟，縣尉石洪的墓誌，清代史家錢大昕就批評收此「諛墓之文」。
宋徹底的漢文化本土運動，是儒家自覺長期被「壓抑」後的反彈。
說自覺被壓抑，是因魏晉南北朝到唐，儒學仍是朝廷正統的意識形態，儒家並非如儒者感受般的邊陲。然而，既以道統自居，魏晉的玄學發達、隋唐的佛學興盛，就是種不能接受的貶抑。這貶抑從魏晉到五代長達七百年，有機會反彈，力道正可想而知。
這反彈，映現爲宋的本土化運動，其大者，在官方有禮樂的回覆周制，哲思上宋儒的闢佛，史學上官史的去胡。
民間的融入——以琵琶爲例
然而，官方如此，民間卻不然。文化的融合滲透到生活，日用之事如食物、香料、胡牀、胡服，並不會有意識地去排斥。即便與精神層面相關，只要不讓它進入廟堂，也就能在生活中「自然」存在。琵琶正是個例子。
琵琶是胡樂中國化的結晶，與琴分庭頡頏，唐琵琶音柱僅四柱、橫抱、撥彈，明琵琶則十三柱、直抱、「廢撥改彈」——以手指彈奏，琵琶由此成爲中國指法最複雜的演奏型樂器，武套經典《十面埋伏》據信在明代就已完成。這種「本土化」的發展過程合該大書特書，但從五代到明，約四百年間，琵琶的發展卻完全不見記載。但不載，並無礙於它發展的事實。
四鄰民族對中國文化的不同注入
宋的純化，使後世忽視了四鄰民族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就此，因族系多元而分散，南方民族的沁入常具地域性，主要增添文化的多元色彩。楚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親鬼好巫、浪漫主義，與中原文化明顯有別。
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的影響則較直接而全面，「南下牧馬」，甚至建立國家，五胡十六國、元代、清代外，還有朝祚較短、版圖較小，五代十國中的後唐、後晉、後周、北漢。
影響有實質的，有心理的，實質的是朝代的更迭、疆域的調整、風俗習慣的引入。心理的則是，北方民族「入侵」成爲農耕文明被迫調整自身體質的一種「刺激」，由此，有昂揚心性的激起，也加強了漢族的我族意識。
北方民族的影響主要在政治軍事，西北民族的影響更多是文化輸入，其最大者就在佛教。
佛教的傳入
佛教的傳入，是中國近現代前唯一一次較深地面對另一個大文明。從基底的宇宙觀到實際的歷史進程，印度所建構、認知乃至於接觸的世界都較當時的中國爲廣，佛教能影響中國，這也是個原因。
歷史上，譯經師許多是異域人士，鳩羅摩什所譯經典，如《金剛經》，更爲後世所依。異域行者如佛圖澄等則依其行持，讓大衆起信。
佛教的影響是全面的。修行上，它刺激了道家全真的「仙佛合宗」；超越性上，它補足了中國人間性文化的不足；哲思上，它建構的宇宙觀、生死觀拓寬了中國生命的向度；文化上，它成就了與儒道鼎足而立的佛教文化；佛教藝術外，它又以禪思浸染了文人的作品意境；語言上，中國聲韻系統的建立就與其有關；白話文的發展它是前導，它的講唱又影響了戲曲的形成。
從「胡漢」到「中西」的轉變與調整
總體態勢上，中國之完成，是以漢爲主，以胡爲副，所以說「中國文化是以漢族爲主體，多民族共構而成的文化體」。歷史上中國總自居「世界中心」，但鴉片戰爭後則有了根本改變。
面對海權、工業文明的西方，中國處處居於劣勢。當輸出變成輸入，核心變成邊緣，「胡漢」這歷史用詞已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中西」。
這波「中西」接觸，爲何中國會丟盔棄甲，論之者衆。就此，「嚴夷夏」的保守態度是其一；文化極具特質性，與其他文明的融合不容易，亦是其一；歷史中，中國並不曾有過類似經驗，又是其一。
正如此，以中國爲世上唯一綿亙逾四千年而不絕之文明而自傲，仍是當今常見的論點。
綿亙不絕是事實，但中國文化既長期在相對單一的環境中成長，亦難免於演化上「物種特化」的困境。相對的，儘管西方文明，從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羅馬一個個在歷史中消失，但這消失，卻正是一次次文化碰撞融合的結果，西方也就在這一次次的文化碰撞融合中壯大。這是一個必須跳脫過去「胡漢」層次才能照見的問題。
然而，即便只談「胡漢」，我們也仍可看到，中國曆朝版圖侷促時，總高舉華夷之辨，比如東晉、劉宋、南宋，其結果反常令自己愈形緊縮；版圖遼闊時，則較少嚴華夷之辨，如秦、漢、隋、唐，由之且益添風華。以此，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既始終影響着中國的歷史氣象，面對前此未有的困境，要封閉或開放，正不言自明。而在此，如何重新觀照自己的立基，以做出應有的位移，正是我們面對衝激時必要的一個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