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看，它還真是當代最好的華語犯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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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故事來看，改編自真實事件的《踏血尋梅》在香港電影豐富的類型片傳統中應當屬於奇案片（《香港奇案之吸血貴利王》、《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紙盒藏屍》、《烏鼠機密檔案》），這種類型的電影往往以極端暴虐的方式在大銀幕上展現以凌虐身體爲主要訴求的感官刺激，觀衆觀看此類暴力奇觀電影是爲謀求別樣刺激的宣泄。

《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

《踏血尋梅》沒有走這條路線，影評人出身的導演翁子光大膽地另闢蹊徑，採用了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藝術片非常流行的打破時序的調查模式來講述這一殘酷，冷漠，不可思議的碎屍殺人事件。

本應充滿了聳動奇觀特性的碎屍案，最終呈現出來的講述方式卻是碎片化、凌亂化，這與記憶有關，與真相有關，與人性之不可測有關，更與香港這座東方大都會的質地有關。

《踏血尋梅》

影片以小標題的形式分爲三個大的篇章，分別是「尋梅」、「孤獨的人」、「踏血」，以警官臧sir（郭富城 飾）調查爲緣由，慢慢將案件的真相訴說給觀衆。

特別的是，翁子光沒有將影片處理成破案片，換言之，「兇手是誰」在影片中並不構成敘事的主要動力。殺人犯是丁子聰（白只 飾）早早就告知於觀衆。

更特別的是，翁子光也沒有在殺人動機這個通常刑偵片中經常有的敘事動機上作文章，用臧sir的話來說，他最關心的是「這個過程是怎麼發生的」，也因之觀衆很早就被引導到案件是怎麼會發生的懸疑模式中。

整部電影即是圍繞着發生過程展開。

再換一種表述方法，翁子光爲影片的敘事過程打造的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模式，而是描述性的模式。丁子聰與王佳梅（春夏 演）作爲兩種完全不同成長背景的個體究竟是如何會相遇的，相遇本身究竟意味着什麼成爲了影片描述的重點。

描述展開的過程也並非單線突進式的。影片是藉由臧sir的調查，神通開、王佳莉（被害者王佳梅的姐姐）、阿叔、母親、丁子聰等角色一個個開口說話講述劇情，拼貼出王佳梅與丁子聰的種種人生圖譜。

但是這種講述也並非《公民凱恩》、《羅生門》式主觀化的印象式拼貼，不存在誰的講述更符合真相這樣的疑問。在主觀化視點的背後，影片有衆多無視點鏡頭下的客觀化敘事。

這並非一部討論真相與虛構的電影，因此也與非探案片模式相呼應。所以帶來的相關問題是，翁子光此番採取的如此特別的意圖到底是什麼？這種意圖的實施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敘事手法有沒有失敗的地方？

由碎片化的敘事模式來看，影片有部分地方存在着近年香港電影敘事的一個通病：部分閃回戲用略顯拙劣的黑白片影調錶現，這顯然是主創對自己敘事信心不足生怕觀衆理不清頭緒的表現。

從理論層面來看，也是對電影敘事視點一種帶有強烈盲點的表現。幸好，此類戲的比例並不高。

影片最根本的敘事軸心，我們可以由最後一場高潮戲，也即是王佳梅與丁子聰兩人的相遇這場戲來揣摩。丁子聰在審訊中交代殺死王佳梅是因爲佳梅自己想求死，而他不喜歡人，不想佳梅是人，所以答應了佳梅的要求。

由這場高潮戲來看，影片之前所有的鋪墊，所有拼貼式的敘述其實都是爲了表現這兩人的相遇。翁子光力求做到，讓觀衆在王佳梅和丁子聰相遇之前對兩個角色作最充分的性格刻畫，而從呈現的形態來看，這種刻畫是成功的。

在兩人相遇之前，我們已經對兩人的個性、生活際遇瞭解的非常透徹，這兩人雖然一個是香港本地人士，一個是香港新移民，但都生活在社會底層，人生經歷無比坎坷，都經歷了無法言說的各種苦痛，每日的生活幾乎都是掙扎在苦難中，看不到未來。

兩人的相遇看似偶遇，但卻一定程度上蘊含了某種共同悲劇性命運交合的可能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王佳梅和丁子聰都非常渴望真摯的情感。

王佳梅雖然以援交爲職業謀生，但卻會與嫖客產生一廂情願的情感。丁子聰有一個冒牌女友，但始終未得到真正的迴應。這種共性合理的決定了兩人相遇後立即相熟的可能。

翁子光的視野還不侷限於此。片中臧sir這角色有兩個細節特別值得關注，相信這必然是翁的有意設計。一是他喜歡玩陀螺遊戲，二是喜歡拍照留念。

玩陀螺遊戲對應了他對偶然性的思索，拍照對應了存在的價值意義。這其實正是影片的重要母題。

處於社會底層的王佳梅和丁子聰相遇雖然偶然，但作爲社會邊緣人物，這種相遇後的立刻相熟相親，直至最後的變相極端的託付生命的方式一點都不偶然。

兩具生命個體如是存在着，如果不借由調查剖析，勾畫整體生活環境的方式，他們也許永遠不會爲人所瞭解。這直接證明了影片的敘事方式是成功的，必要的，合理的。

如果再反向思索影片的敘事模式更能體會出一些深層次的意函。由王佳梅和丁子聰爲中心輻射出去的生活圈子，中間的每個人其實也都有各種壓抑與不平，甚至連臧sir的上司（邵美琪 飾）短短的幾次出場，也是不斷與菲傭糾纏一些瑣事，更不用說臧sir、王慕容等其他角色。

片中王佳莉對臧sir有一句話如是說道，「阿妹來香港後變了很多，阿媽也變了很多，很不開心。」

翁子光本人在採訪中透露，影片的重要題旨是表現「都市病」。

因此，《踏血尋梅》最終是編織了一張大網，它網絡了香港這座城市各種不如意角色的困頓，這種困頓不會隨着影片的結束、案件的結束而消亡，它如是存在着，讓人無法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