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土地財政時代，經濟風向要往千年前的大唐看齊了！

變革的鐘聲已經敲響，一系列高層會議向外界傳遞出諸多信號。

風向真的開始變了！

2月23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召開，研究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問題，研究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問題。

“以舊換新”這樣的字眼，以往並不鮮見。

然而，很多人恐怕還沒有意識到，這則不起眼的文件，實際上具有經濟轉向承上啓下的的標誌性意義。

中國經濟的神秘輕功

說它承上啓下，我們必須要搞清楚中國經濟運行的前世今生。

與美歐等國依靠股市驅動國內經濟投資不同，中國的投資是靠債市來驅動的，是典型的銀行經濟。

然而，入世之後的中國，與其它開放市場國家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對於一般開放初期的國家來說，國內最大抵押物是美元，所以美國只要抓住美元這個源頭，就足以對一國金融產生足夠大的影響。

美國人萬萬沒想到，中國人在經濟上居然也會中國功夫。

那些年，國內高層彷彿是得到了武當輕功“梯雲縱”的真傳，依靠房地產這個最爲穩定的抵押物，左腳踩右腳，拉動了巨量的民間財富，使得銀行經濟得以脫離美元運行。

但是，隨着樓市繁花開盡，房產這個過去最爲穩定抵押物的價值開始走弱。

去年一整年鼓勵借錢的降息政策，並沒有起到明顯的實際效果，一方面是源於信心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優質抵押物變得越來越稀缺的原因在裡面。

所以，過去以大規模投資房地產這招，短期是指望不上了。

根據路透社、聯合早報等媒體報道，2024開年，中央向地方和國有銀行發佈通知，要求天津、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重慶、貴州、雲南、甘肅、青海、寧夏這12個重點省區市，必須“砸鍋賣鐵”全力化解地方債務方案，緩建或停建目前總投資額完成率不到一半的項目建設，對於超過50％的項目，也要壓縮投資規模。

有心人觀察不難發現，如今還在運行的基建項目，也已經不再以效率爲第一優先了。

2023年新頒佈的《國家以工代賑管理辦法》中，有關“能用人工的儘量不用機械，能組織當地羣衆務工的儘量不用專業施工隊伍”，就是一種集中體現。

很多基建項目的主要目標，已經從過去爲經濟發展打基礎逐漸轉變爲穩就業。

過去，中國長期處於負債模式下推動。政府負債進行基建，建成後擡高土地價格，通過房地產轉嫁負債，然後繼續負債擴大基建。

如今，政府負債能力已經不如以往。

中國告別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的進程，已經開始。

歷史的齒輪悄悄轉動，國家財政運行的模式已經悄悄開始發生顛覆性變革。

基建的意義

對於過去二十年經濟突飛猛進的中國來說，基建的意義遠大於其本身對於城市面貌和生活環境的改善。

它不僅僅改善城市和鄉村的面貌，還是很多新商業模式的溫牀。

曾經聲名鵲起的電商，就是一大典型。

汽車和冰箱的大規模應用，導致商品傳輸的距離產生了質的變化，促成了百貨公司的誕生。而電商誕生的關鍵基礎設施，無疑是互聯網，後來的移動互聯網則把它推向了另一個高峰。

所謂新商業模式誕生，往往是因爲新基礎設施誕生後，在與原先商業模式打散後的有機排列組合。

電商這些年的狂飆，也確實全面改造了中國。

通過鏈接消費端和產業端，電商不僅挖掘了中國人的消費潛力，也最大限度激活了產業端的產能。爲了把兩者能夠有效鏈接起來，電商甚至完成了中國陳舊的物流改造，提升中國的物流效率至全球第一梯隊。

如果要說產業升級，電商行業當之無愧，它就是中國規模最大最實在最清晰可見的產業升級。

但是，如此宏大的產業升級背後，對整個社會的生態變革，同樣也是巨大的。

各位不妨試想一下，電商普及前的中國，零售商業結構究竟是怎樣的？

在過去，受限於交通和溝通效率的低下，所有的商業行爲都發生在線下本地。小鎮和縣城裡有自己的農貿市場、百貨商店和小超市。

縣城，構建起了中國行政區劃的基本盤。中國共計1299個縣，縣城往下，建制不全；縣城往上，又不具有足夠的代表性。

因此，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着力扶持的工業城市，縣城的財政收入構成具有代表性意義。

我們以中西部欠發達區域的普通縣城爲例。下圖是一張貴州省畢節縣（現畢節市七星關區）1980-1985年的財政收入統計圖：

由於經歷多次稅制改革，上面這張圖在今天來看有一定的年代感。但是，在電商崛起之前，中國的縣城都有自己的一套類似的商業體系。

工商稅爲代表的稅收在當時佔了城鎮稅收的大頭，甚至高達九成以上。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這是新華字典裡一句很多人都熟知的名言。

雖然現在大家都對這句話以調侃爲主，但放在過去的縣城，卻是鐵打的事實。

曾幾何時，縣城售貨員是和工廠工人一樣“鐵飯碗”的存在。

在當時的商店裡，甚至張貼有這樣的字樣：嚴禁打罵顧客！

不過，隨着電商的崛起，這些滑稽的過往早已被定格在歷史塵埃中。

如今的縣城，除了快遞和線下餐飲，線下商品經濟的繁榮並沒有趕上經濟發展的速度。電商引發的地方稅收的變化，無疑是一個有趣的觀察點。

如果再比照下面這張2021年畢節市（原畢節地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決算表，我們就會發現，今天的增值稅，雖然依舊是畢節這種小城市所有稅種中佔比最高的，但其總佔比僅有34.5%左右。

今天縣級小城市真正的贏家，僅限於那些父母雙職工或有一方做生意，自己體制內，在縣城有車有房，還不止一套的人。

所謂“縣城遍地是贏家，縣城纔是快樂老家”，實質不過是靠體制內循環經濟來實現的。體制內循環經濟的前提，則是財政轉移支付。

如今地方債問題的日益嚴峻，沿海自己也沒錢了。

現在，已經到了必須要開源的時刻。

財政的歷史邏輯

除了地方財政問題亟需解決，大的財政邏輯也已經發生了變化。

關於它未來的軌跡，還得回到中國財政的歷史邏輯去追尋。

什麼是中國財政的歷史邏輯？

我們先按下中國財政歷史邏輯的常態不談，來看看歷史中的“變態”。

在對中國古代史的主流敘事中，宋朝是一個存在感不高卻收穫了無數恥辱的朝代：

不僅丟失了燕雲十六州，沒有實現“大一統”，和邊疆的少數民族作戰中少有勝蹟，只能被迫防守，甚至徽欽二帝被擄至北境，受盡凌辱，險遭滅國。

於是乎，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南宋就更加不遭人待見了，宋高宗趙構更是被當今無數穿越小說作者直呼爲“完顏構”，堪稱史上最廢皇帝。

然而，中國官方版本的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個都誕生在宋代，這一事實意味着不論實用性如何，技術創新在宋朝極爲頻發。而商品經濟繁榮導致的激烈市場競爭則是技術創新的原動力。這也可以解釋，爲何火藥在歐洲的發展軌跡和在中國完全不同。

而“交子”在宋代出現，更是說明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諸如民間借貸的金融服務業配套也極爲興盛。

拋開這些不談，就拿歷史上評價王朝強盛的重要指標——編戶數量來看。

唐玄宗開元年間在官方歷史敘事中無疑是那個被認定爲絕對的盛世，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數量爲780萬戶。

而淳熙（宋孝宗，南宋第二位皇帝）十六年統計南宋全國總戶數爲一千二百萬戶，遠超開元盛世，南宋的繁榮程度可見一斑。

南宋開禧二年，南宋北伐，對金國進行突然襲擊。

這一年，南宋的中央財政收入高達8000萬貫錢，而當時全國人口約7000萬；唐朝前期鼎盛時期的中央財政收入是3400萬貫；而清朝乾隆年間，財政收入是4000萬兩白銀一年，到了1900年，財政收入提高到8000萬兩白銀，而人口卻有4億。而南宋一貫錢的購買力更是清末一兩白銀的兩倍。

去年，《長安三萬裡》電影熱播，引發今人對長安的無限嚮往。

但是，歷史中的長安並沒有你想的那樣繁華。

在唐朝，商品經濟與以往一樣被刻意壓制，即便是國都長安，也依舊設有宵禁。而據吳自牧所著《夢粱錄》中記載，南宋臨安已經取消了宵禁。在當代墓葬發掘中發現，宋朝富人的陪葬品與王侯貴族相差不大，厚葬之風盛行，也是宋朝作爲經濟巨人的另一個體現。

有宋一代，雖然在國土面積上不可與漢唐相媲美，卻是中國歷史上最爲富饒的朝代，沒有之一。而且，“積貧積弱”的南宋面臨外部軍事危機的情況下，統治卻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即便面對橫掃歐亞的蒙古，也堅持了四十多年，後期失敗則更多是由於自身的軍事失誤，南宋經濟實力之強，佔有相當大的原因。

宋朝的經濟繁榮，在於其走了一條不同於以往的道路，成爲歷史中的“變態”——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的高度發達，成就了宋朝。

那麼，古代中原王朝的常態是什麼？

稅。

沒錯，就是今年日本京都清水寺住持森清範寫下的那個年度漢字——“稅”字。

與歐洲將貿易作爲國家財政收入的常態不同，中國曆代王朝都將稅收作爲國家財政收入的重大手段。一般來說，在王朝建立開始，由於剛剛經歷過大洗牌，稅收往往比較順利。

而到了王朝末年，要想收上來稅就會變得愈來愈難。

要想維持中央財政，擴大政府壟斷的專營性收入是一個不錯的妙招，而死守農業稅的明朝就因爲無法開源導致財政困難。

而政府壟斷專營的招數，最早由大名鼎鼎的管仲提出。

據《管子·海王》記載：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

當時，齊桓公爲了給齊國開拓稅源，提出對人口、房屋樓臺、樹木、六畜徵稅，均被管仲一一否定。管仲認爲，稅收是有形的，貿然加徵種類如此繁多的各項稅目，必然會激起百姓的強烈不滿，提出“唯官山海，寓稅於價”，採用間接徵收的方法，將稅負隱藏到商品裡。

專營制度之所以能夠專營，完全由於資源有限，政府有能力對其進行壟斷控制。

這一制度，從管仲提出開始，到西漢開始實施，到唐代更是變本加厲。

《新唐書》中有載：

“晏之始至也，鹽利歲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閹、服御、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唐朝末年政府90%的收入來自於專營行業。而專營行業的範圍，也早就從管仲提出時候的鹽鐵，擴展到了酒類、藥品、茶葉。

而且，“寓稅於價”這種手段隨着歷史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高明，不會讓人覺得是政府赤裸裸的斂財。因爲政府並不需要把控全部環節。

管仲在提出官山海政策的時候，就曾遭到過反對。

反對者聲稱，周厲王對自然資源從生產到銷售實行完全壟斷，侵犯了領主和市民的利益，引發國人暴動。管仲認爲，他要實行的官山海，與完全壟斷有本質不同：

私人對鹽鐵享有經營權，但由政府來專賣。其所採取的形式歸納爲民制、官收、官運、官銷。

到了唐朝，在鹽法改革中就只抓收購這一關鍵領域，來實施政府國營，其他環節一律放開，交給市場。

國營的實質是稅收的延伸，同時也是古代王朝內循環經濟下解決財政收入問題的重要手段。

當貿易能夠爲國家帶來鉅富的時候，政府專營的獲利相對而言就沒有那麼重要，宋太祖一朝，在東京、江南和河北路甚至完全開放了鹽、鐵、茶的經營，只是按普通商品一樣徵稅。這也是商品經濟發達的南宋僅以半壁江山就能完勝盛唐財政收入的重要原因。

爲什麼曾是“工業斯巴達”的美國，會放任基建破敗不堪而不去修復？因爲美國早已邁過了早年的清教徒階段，以科技和金融的絕對實力大贏特贏，不需要靠基建來賺錢。

但是，依照中國慣常的歷史邏輯，“官山海”纔是自漢武帝到唐末千年的歷史主軸。

進入工業社會後，它的範圍在理論上被擴大了很多。

除了食物和生產工具，住所、交通、能源、電信、運輸甚至是互聯網都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也是妥妥的潛力股。

隨着過去二十多年主導國家經濟的邏輯已經開始轉變，中國財政重回歷史邏輯，其影響將會在之後的歲月慢慢體現出來。

財政將不得不重新在稅上花心思，稅從哪裡來？

在對外貿易爲導向的路逐漸受阻以後，答案已經呼之欲出——基建。而電商，恰恰就是過去二十年來最大的基建。

在這種情形下，電商行業停止進軍新的線下商業領域，讓渡一部分市場空間給線下，重新激活小城鎮的商業環境，爲地方政府稅收做貢獻，已經成爲必然。

這一趨勢，現今已見端倪。

在最近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會議提到，物流降成本基本前提是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主要途徑是調結構、促改革，有效降低運輸成本、倉儲成本、管理成本。

不妨設想一下，在無法大興基建的前提下，還有什麼比在地生產+在地銷售更能降低物流成本呢？

促進消費迴歸線下，迴歸傳統實體商品經濟，不排除將成爲未來內循環的主旋律之一。

“新官山海”之下，躺平是徒勞的

事實上，眼下信心和需求不足，遲遲無法提振消費，是經濟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在外向型經濟受阻，土地財政難以爲繼的情況下維持財政收入，新時代的“官山海”已經呼之欲出，其將成爲既能提振消費，又可爲財政收入開源的一石二鳥之策。

負債的中年人忙着收縮資產負債表，節衣縮食，爲還債勒緊褲腰帶。

要重新激發社會的活力，化債就是核心任務。

對於金融機構來說，化債的手段無非就是壓低利息，甚至是推到負利率，而長期化債政策帶來的就是高通脹。

2023年9月25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23年第三季度例會上，拋棄了上一次“關注物價走勢邊際變化”的表述，轉爲“要促進物價低位回升，保持物價在合理水平”。

同年10月14日，經濟日報發表文章，文章是這麼說的：

促進物價從低位回升並保持物價在合理水平，既呵護合理健康可持續的需求復甦基礎上的物價正常回升，又有效保證物價水平不對經濟向上向好態勢形成擾動，將是四季度宏觀政策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兩年，還未背上房貸的年輕人趨向於躺平，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發現，只要不買房、不結婚，生存並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舉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據說在中國活得最爽的一批人，是一些生活在東北的朝鮮族。他們會去韓國打半年工，然後拿着韓國的工資回東北小城趟兩年，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卡BUG，爽歪歪。

一個邁向老齡化趨勢的國家，顯然是不可能會容忍年輕人持續趟平的。

在新官山海思路下，收稅或收租將成爲未來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方式，最近已經明確透露的保障性住房、基礎生活物價上漲等就是明確信號。

而且它的逐步推行，解決的不僅僅是財政問題，還會某種程度上達到另外一層解決部分社會問題的效果。

假如圍繞基建的衣食住行價格升起來，躺平的還能過得這麼滋潤嗎？別的東西你可以不消費，生活必需品你也能不消費麼？

歷史的邏輯已經變了，只是很多人還未能窺見它的威力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