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確的信號了，中央要搞歷史性大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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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確的信號了，中央要搞新一輪的大動作，很可能是歷史性的。

這次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華的時候有一個特別小但很重要的細節，就是財政部跟美方特別提到：中方正在謀劃和實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

這是今年第三次這麼說，前兩次分別是：

一、3月初兩會上，最高層在江蘇代表團上提到；

二、3月底中國發展論壇後，最高層會見美國工商界代表時提到；

兩個月三次提，頻率有點高，場合也很隆重。再加上期待的三中全會一直還沒舉行，經濟的全面深化改革真的要來了？

而觀察這三次的場合、對象、說話主體，不難發現，三次提及分別代表改革的三大核心方向：

新質生產力、高水平對外開放、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前兩個我跟粉絲已經說過很多了，今天重點講講最後這個財稅改革。

今天的很多社會問題，其實早在三十年前的財稅改革時就埋下了種子。

1994年以前，財政體制叫“大包乾”，每個省自己選擇包乾方式跟中央協商繳納稅收。一開始還搞得不錯，但後來越走越歪，各地想着法兒逃避交稅給中央，陷入央地博弈的怪圈。

幾年下來，結果就是：地方富得流油，中央吃糠咽菜。甚至出現了財政部向上海、廣東借錢的鬧劇。

高層一看，這絕對不行，都被地方牽着鼻子走，那中央的權威還在哪裡？！

因此，1994年，分稅制改革橫空出世，最重要的就兩條：

中央拿走地方稅收的大頭，比如增值稅的75%歸中央（原本是100%歸地方）。

不管地方夠不夠錢，都必須交給中央，中央看情況給你們轉移支付。

好處很明顯：中央富了，也重新確立了權威，宏觀調控能力也強了。

這對後來我們建設國防、國家重大項目和應對經濟危機、汶川地震等極大衝擊提供了強大財力保障。

壞處也很明顯：地方的錢少了，事卻一樣沒少；財權、事權和支出責任不匹配的矛盾十分尖銳。

因此逼得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地搞錢，打開了這30年來的三個潘多拉魔盒：

1、土地財政。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資本化和土地金融化，透支未來以滿足當下，催生出高地價高房價，釀就了樓市泡沫。

2、城投基建。地方通過“大幹快上”的城投負債模式，搞起基建競賽，快速拉動GDP和稅收，但債務卻也堆成了雪球，如今，顯性債務38萬億，廣義隱性債務估計超過100萬億。

3、招商引資。上面兩個都老生常談了，重點說說這個。分稅制改革後，地方稅的最大頭就是企業稅，而居民能貢獻的稅收很有限。

而且同等投入下，企業稅收立竿見影，居民稅收見效很慢；

結果就是，地方政府把大部分資金資源都用於對企業的扶持，而相對忽視了對居民消費能力的培養。重企業而輕居民，重投資而輕消費。

結果是產生了今天“一邊各地產能嚴重過剩，一邊內需不足、居民沒錢消費”的窘況。

這三條路，可以說，全部都走到頭了，也是這一系列棘手而複雜的問題的直接推手。

土地財政是爲了擴大地方稅收，招商引資是爲了擴大地方稅收，城投負債是擴大投資來擴大稅收，一切的矛頭其實都是指向了地方稅收這一最關鍵的抓手。

所以只要地方稅收的問題不解決，後三十年的地方政府還是會按照過去的“老路”積累出更大的問題和麻煩。

因此，站在當下這個宏大的歷史節點上，在如今這個百年未有大變局之中：

改革分稅制，實施新一輪的財稅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如果預測這次財稅改革，核心原則應該就是：①擴大總體稅收 ②地方財權和事權相匹配。

方向主要有四個，太複雜了不展開，就簡單說一說，：

1）稅種改革。推動（勞動稅、流轉稅）向（固定稅、資產稅）轉變，房產稅、資產稅的徵收需慢慢要提上日程。

2）稅收分配改革。主要是補充地方財力。另外可能保障型財權下放，投資型財權上收。

3）財政層級改革。目前我國是五級財稅體系，即中央、省、市、縣、鎮，對中西部來說省以下財政層級過多，支出混亂；而對東部來說，縣鄉兩級發展潛力仍大，但財政分配卻綁住了手腳。因此按地區情況，簡化或增加財政層級、優化財政層級間的分配無疑是減少無效支出和激發經濟活力的重點。

4）財政轉移支付改革。在重大扶持除外的前提下，財政轉移支付將會跟着人口走。

史書揮毫，大國財政的歷史性改革，將會是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而背後，將是改變無數的地方，也改變無數的人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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