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大陸經濟復甦的腳步（丁鯤華）

大陸房地產行業動盪。（示意圖/shutterstock）

疫情這些年，美國爲了維持強勢美元地位，除了藉助美聯儲多次加息、增發國債與貨幣、大量發放紓困金等「大印鈔、大撒幣」的極端金融手段，更以軍事加政治的各種動作要求各國及大型國際企業選邊站隊。而大陸因人民幣的全球流通性及金融規模不及美國，爲減輕外貿和投資雙重緊縮的負面影響，只能推進供給側改革、普及基建、提振內需、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等政策，並以減稅降息、擴大貸款協助企業紓困。而今疫情遠離，美、中的經濟規模差距持續拉大，許多人不免感嘆美國打壓中國奏效，憂心大陸經濟復甦速度不如預期，可能錯過最佳發展時機。

平心而論，大陸的經濟振興措施確實不如美國的金融手段立竿見影，但猛藥能治病也可能傷身，中國在滿足14億人口的基本需求外，更要將經濟重心從以往「全球生產製造大國」調整爲出口與消費並重、內外雙循環均衡，因此必須以穩健爲先，逐步改善經濟體質，才能全面增強競爭力，這也是國家的長期發展策略。至於當前外貿降低、企業利潤下降、失業率增加乃至投資觀望、消費遲疑的現象，我認爲主要與以下3點密切相關：

一、市場信心受挫。長達3年的疫情管控雖爲保護人民生命，但也嚴重抑制了市場成長，阻礙外商投資，甚至加速外資撤離，而各種人員、物資的流通限制也打壓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更消耗了人民儲蓄，這一切都需要時間來恢復。以今年1至8月大陸的進出口數據來看，總值爲3.89兆美元，下降6.5%，貿易順差爲5534億美元，僅增加0.8%。而從GDP來看，第1季增長4.5%，第2季增長6.3%，預估全年增長5%左右，從谷底翻身逐季成長已是大不易，未來仍需持續維持向上的態勢，才能提振消費意願，恢復投資信心。

二、國有與民營的政策搖擺。改革開放40年來，政策主軸是市場經濟與開放競爭，前半段主要在將國有企業改成股份制或以轉讓、合資等方式移轉民營後導入市場競爭，對釋放民間經濟活力、推動國家整體發展居功厥偉。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大陸推出4萬億的經濟刺激手段，金融業因大量資金涌入，爲確保資金安全且快速產生效益，將這些錢轉借給穩當可靠的國家事業機構或公營企業，致其後3、4年間許多國企、央企不但有寬鬆的資金可以承兌匯票或利用利息差價謀取利潤，還進一步以收購或購併方式推動集團化、特殊化，一時間，各地、市政府紛紛設立城投公司及建設、信託公司等，地方銀行則以政府行爲介入地方發展，壓縮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使原本「國退民進」的理想無法落實，其後疫情3年民營企業元氣大傷，奄奄一息，能夠較好存活的只剩國企或央企，目前國企經濟仍佔大陸總規模的45%左右。

民營企業的優點在於資源配置合理、彈性大、競爭性強，並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使社會發展更加均衡。未來如何積極扶持民營企業，使迴歸充分且自然的市場競爭機制，也是大陸加強經濟結構韌性、穩定長期發展的關鍵之一。

三、房地產行業動盪。大陸因連年房價高漲，民怨四起，國家因而提出「房子是拿來住的，不是拿來炒的」的主張，由限購、限貸、限價等全面抑制房價，不僅對買房人資格、房屋售價及貸款有所限制，緊接着又嚴格管控房地產商貸款，包括預售款收入存於指定帳戶的用款限制、轉投資其它行業的限制等，但房地產商基於建築成本因素，降價幅度有限，市場趨於觀望。等到疫情暴發，經濟下行，民間購屋意願更加保守，房產的流通性大受限制，引發許多大型房地產企業資金告急，市場一片肅殺。

若依房地產成本結構分析，大陸土地與稅負一般佔總價的50%-60%，此部分屬於政府所得，再扣除建材與人工成本佔20%-30%，毛利率約15-20%，其中5%爲資金成本歸屬銀行或金融單位，最後10%纔是開發商利潤。換言之，要降低房價應由控制成本端着手，而非控制銷售，否則不但事倍功半，更使全國最大的資金池無法流動，連帶拖累依靠土地財稅收入的地方政府因資金缺乏而無力推動地方建設，甚至無法償還舊債或支應正常運作，這是制約大陸經濟快速復甦的最大因素。

任何政治體制都是時空環境的產物，也各有其發展演進的必然，不能單純以優劣論斷，尤其若以西方社會經歷數百年才成型的制度或價值觀質疑貶抑，要求全盤比照，更是失之武斷。大陸雖與歐美國家政體不同，但國家發展方向明確，政治環境長期穩定，且具有強大的執行力，可以充分調動資源、資金與人力，以中國人的勤勞與智慧，加上大陸自身可充分循環的經濟規模，只要能積極落實經濟振興措施，行久致遠，復甦終必可期，而其後續的發展榮景更令人期待。（作者爲臺企聯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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