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史上最長經濟擴張與經濟左派崛起

左右對決在政治理論存在相對複雜的意涵，但是在經濟政策的領域，經濟左派與右派則有相對簡單的分野，例如韓國瑜與郭臺銘的對決，在政治主張上有更爲細微的論述，在經濟層面韓國瑜明顯獲得底層庶民的支持，相較於郭臺銘從跨國企業董事長的資本家身分出發，兩人雖然都喊發財，經濟論述卻截然不同，最終，從韓國瑜的庶民路線大勝，可看出民心的趨向。

本報昨日社論《大選之前應妥慎處理薪資相關議題》所討論的勞工基本薪資、最低時薪、以及公務人員加薪問題，也是經濟政策左右對決的經典案例。總統蔡英文從2016年就任至今，已經連續三次調高勞工基本薪資與最低時薪，政府幹預企業的基本薪資，是直接將股東的利益強迫分配給基層員工，而根據勞動部在調升基本薪資之後，公佈企業增加的「適法成本」，2017年增加107.77億元，2018年108.61億元，2019年更升高到142.61億元，累計三年已經增加近360億元，如果加上基本薪資調升所產生的加薪連帶效應，企業的人事成本升高的金額極爲可觀。

韓國在前任總統朴槿惠任內，就熱烈擁抱調高法定最低薪資來拉擡勞工薪資的左派政策，韓國過去四年狂拉基本薪資，累計升幅高達52％；相較之下，蔡英文政府三年累計調幅15.4％，今年如果繼續調高5％，四年累計調幅將逾20％，調幅與南韓相較算是溫和。

但是，南韓猛拉基本薪資的政策產生劇烈的副作用，韓國去年失業率上升至3.8％，創下17年以來的最高水準，而且連續三年寫下「百萬失業大軍」的紀錄。更因此造成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南韓政府2018年累計支付139萬人失業救濟金，金額高達6.6兆韓元，約等於新臺幣1,800億元，爲已經債臺高築的政府財政帶來新的包袱。

文在寅與蔡英文政府沒有密切的往來，卻同時採行了左傾的勞動政策，這並不是亞洲國家獨有的現象，而是金融海嘯之後，全球經濟持續擴張，但是貧富差距卻同步拉大的結果，縮減貧富差距是各國政府必須面對的挑戰，最簡單、最政治正確的解法就是在資方與勞方的議題上，直接強迫資方增加薪資與福利，並且提高政府對於基層勞動者的補貼。

有趣的是，全球經濟的持續擴張助長了左派經濟政策的聲浪。美國全國經濟研究局（NBER）最近發佈景氣循環研究報告，美國此波的經濟擴張已經在7月份創下連續121個月的歷史紀錄，是1854年至今、165年來最長的擴張期紀錄，不只超過了千禧年之前的科技創新擴張期，更是二次戰後經濟復甦平均擴張期的兩倍。如果美國聯準會在本月底啓動降息政策，持續進行「預防性」的寬鬆貨幣政策，更可能讓各界認爲，眼前低通膨、高就業、溫和經濟成長的完美模式可以無限期延伸。

在這樣的環境下，美國的經濟左派聲浪快速升高，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不斷提出各種經濟左派的政策主張，紐約市趕走帶着5萬個就業機會、50億美元投資金額的亞馬遜第二總部；參衆兩院提出激進的「基本時薪調升法」（Raise the Wage Act），要將目前每小時7.25美元的基本時薪，在2025年前調高到15美元；而臺裔商人楊安澤提出每人每月1,000美元的「自由津貼」；展現勝選聲量的麻州參議員華倫，更以強制分拆谷歌、臉書、亞馬遜等科技巨人做爲競選主軸。

經濟擴張與稅收增長，伴隨着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讓經濟左派認爲政府可以大幅提高補助、津貼、加稅，甚至美國還出現主張聯邦政府債務可以無限制增長的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而且成爲民主黨年輕議員追捧左派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

德國梅克爾政權可以說是古典右派政策的代表，自由貿易、破除關稅壁壘、堅守財政紀律、避免使用過度寬鬆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但是梅克爾政權在持續15年後，如今連國內的執政團隊都搖搖欲墜，面臨必須向更爲左派的綠黨政策傾斜的抉擇。

美國總統大選看似川普勝選連任機率甚高，但是川普上一次的競選主軸，鄉村與都市對決的基調已經悄悄轉移，民主黨的挑戰者一方面掌握了都市年輕選民，另一方面又以左派經濟政策侵蝕川普的票倉，川普最近對民主黨的攻擊火力越來越旺，他顯然已經意識到經濟左派的崛起，可能影響到他的連任。

可確定的是，在經濟持續擴張、貧富差距拉大的推拉效應下，經濟左派政策成爲候選人們最政治正確、最便利的競選政見，不論我們喜不喜歡，2020年的總統選戰，我們都將聽到更多的左派經濟政見，我們只能在左、與更左的候選人之間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