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產業景氣兩極，應採多元基本工資調幅

工商社論

明年基本工資是否調升，爲各方所矚目，勞動部將於九月中旬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綜合當前國內總體經濟情勢，並聽取各方意見做出判斷。然而，近年來產業景氣日趨兩極，不論產業榮枯而採齊一的調升方式，已然不合時宜。

近年半導體等電子資訊產業景氣如日中天，以今年前七個月的生產指數觀察，積體電路、液晶面板等業的年增率皆逾20％，而成衣服飾、食品、藥品、石油及煤製品等業依舊低緩，另外，服務業受這一波疫情衝擊，零售、住宿、餐飲、旅行業、幼兒園、補習班等業，非僅營收下滑，工時銳減，臨時性失業人口也大幅升高。

在如此兩極化的產業景氣之下，基本工資提高3％對景氣好的產業，那是易如反掌，不過，對於已陷入困境的業者而言，那真是舉步維艱，用齊一的標準來訂基本工資調升幅度，於當前的臺灣自非所宜。

二十年前臺灣各產業景氣，彼此相去不遠，因此以同一標準來訂基本工資的調升幅度，有其合理性，然而近些年臺灣產業發展已出現很大的差異性，如果還是採行單一調幅，不管產業的發展特性，不論產業的景氣榮枯，這樣訂出來的基本工資調幅，非僅幫不了勞工，還可能陷企業於兩難，終致歇業，而一旦僱主歇業，勞工非僅薪資調升不了，恐怕連工作都不保。

我們看今年五月以來，在疫情三級警戒的管制下，出口固然暢旺，但許多服務業活動無法進行，因業務緊縮而失業的人口由12萬人倍增至25萬人，而周工時減至35小時以下者更由20萬人急升至近百萬人，這說明只要景氣不佳，政府一個政策出臺，其產生的作用是巨大而迅速的，這一波是出於防疫，有不得不然的理由，而基本工資的調升則不然，在考慮調升與否時，自應依不同產業的處境，分別考量纔是上策，如此才能讓勞工與業者雙贏。

據本報日前報導，對於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召開在即，各業的看法並不相同，工總認爲製造業現階段最大的問題是缺工、缺料、缺疫苗而不是基本工資，因此對於基本工資是否調升不表示意見，但商總理事長許舒博則直言：「當前服務業生存都有困難了，還要求調升薪資，無疑是雪上加霜，只會造成更大的失業潮，創造更多的無薪假人數。」至於工商協進會，由於會員有製造業，也有服務業，因此理事長林伯豐主張，如果政府要齊頭式調升基本工資，則在勞保負擔上政府應多承擔一些，企業、勞工、政府的勞保負擔比應由7：2：1，調整爲6：2：2，並且讓基本工資與外勞薪資脫鉤。

很明顯，大家都看出問題所在，就是各類產業的情況不同，不宜根據總體數據做爲調升的參考，因爲總體數據都是平均的概念，部分產業的高成長可以掩蓋部分產業的蕭條，如此齊一式的調升基本工資，對繁榮的廠商太輕，對蕭條的業者太重，實在不合邏輯。這原本是個德政，該讓業者柳岸花明，勞工滿心歡喜，結果反倒使得業者山窮水盡，勞工飯碗不保，德政變成如此，已違背基本工資的政策初心，自應加以檢討。

事實上，在實施最低工資的國家裡，雖然也有像我國一樣採行「單一最低工資（基本工資）」者，但也有很多國家採行「多元最低工資制度」以讓基本工資的美意能真正落實，例如法國、義大利、加拿大以職業別來訂最低工資，日本、南非、瑞士及奧地利則是以產業別訂定最低工資，另外，英國還依據年齡別訂定最低工資，這些國家循產業別、職業別或年齡別來訂最低工資，也許行政程序上要多花些工夫，但如此所訂出來的基本工資，才能貼近實況而讓產業與勞工雙贏。

亞當斯密向來主張自由經濟，要政府儘量減少干預，但在工資這件事上，他認爲大環境對勞方不利，政府應站在勞工這一邊，以使勞工至少能獲得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至於工資該如何調升？他認爲，這應該取決於一國的國富(national wealth)，也就是資本與所得，只要一國的國富能持續成長，他相信工資也將隨之提高。

我們從亞當斯密的主張裡可以看出，政府是應該關照基本工資這件事，以免勞工遭到不合理的對待，這雖是兩百多年前的主張，於今天依然適用。然而，究竟要如何關照，不同的產業到底該齊一式調整，或者依產業、職業特性多元調整？由於亞當斯密所處的十八世紀英國，產業發展不像今天這麼多元，並未多加申論，不過，如果他身處於今天的臺灣，看到兩極的產業景氣，他大概也會主張實施多元最低工資制度纔是。

爲此，我們籲請政府在基本工資調整這件事上，毋須因循傳統的作法，要多想想怎麼作對勞工纔是最有利，以此而言，多元最低工資制度應該是更好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