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歌》：當“焦慮”作爲一種創作方法

◎李愚

近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凡人歌》，改編自紀靜蓉的小說《我不是廢柴》，由簡川訸執導，殷桃、王驍等人領銜主演。該劇圍繞三對夫妻或情侶展開，講述他們在快節奏的大環境下，面對各自的人生困境，如何直面內心、迎戰危機的故事。

當下的影視市場中，現實題材劇作層出不窮，能夠觸動人心的作品卻不多，《凡人歌》算得上一部。它將“焦慮”作爲一種創作方法，揭示都市中產在職場、家庭和個人追求中的種種焦慮，給觀衆帶來深切的共鳴，也爲個體提供了突破困境的策略。

焦慮的多維度呈現

主人公沈琳是一名全職主婦，她爲了支持家庭犧牲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丈夫那偉作爲公司元老級高管，本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卻在中年時遭遇股權作廢、公司裁員等一系列打擊，還揹負鉅額債務。禍不單行讓家庭經濟瞬間陷入困境，房貸、車貸、孩子教育等費用都成了難以承受之重。

爲了緩解家庭經濟壓力，沈琳不得不重新踏入職場。多年的全職主婦生活讓她在就業市場上毫無競爭力，多次求職碰壁。即使放下身段做起月嫂，也面臨着僱主挑剔甚至性騷擾等問題。那偉試圖通過創業來擺脫困境，但缺乏市場洞察力和資金支持，創業之路佈滿荊棘。

沈磊與謝美藍這對夫妻，是因價值觀差異而走向婚姻破裂的典型案例。沈磊是體制內的公務員，追求穩定與安逸；謝美藍是投資公司的精英女性，事業心強，渴望更高的物質生活，希望購買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車子，爲未來的生活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她認爲沈磊缺乏上進心和責任感，無法爲家庭提供足夠的物質保障；沈磊認爲這些物質追求過於虛浮，不如珍惜現有的生活。兩人在物質追求上的衝突加劇了婚姻的瓦解。

那雋與李曉悅這一對情侶，展現了職場高壓對個人生活和情感關係的負面影響。那雋是年薪百萬的程序員，長期處於高壓工作環境中，不僅影響了他的身心健康，也讓他的價值觀偏向於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李曉悅追求自由與快樂，不願被工作束縛。隨着工作壓力的增大和生活瑣事的增多，那雋與李曉悅之間的情感逐漸疏離。儘管兩人都試圖挽救這段感情，最終還是因無法調和的價值觀分歧而選擇分手。

《凡人歌》通過三對不同年齡、職業和性格的夫妻或情侶的故事線，精準捕捉當代人在職場、家庭和情感上的多重焦慮：中年失業、創業失敗、家庭經濟危機、婚姻破裂、職場高壓、個人價值追求的困惑……這些情節不僅貼近觀衆的生活體驗，也深刻反映了社會轉型期人們面臨的種種挑戰和困境。

在焦慮中找到出路

《凡人歌》中的各種焦慮，成爲公衆討論的熱點話題。這種熱議不僅有助於觀衆更好地觀照和反思自身的處境，還能促進社會對話和反思，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例如，那雋因長期高壓工作患上驚恐症，這一情節反映出當前社會中存在的過度加班文化及其對員工身心健康的影響。而經由中年危機和職場壓力的討論，可促使社會各界更加關注現實困境，推動相關政策與措施的完善，爲處於焦慮之中的人們提供更多實質性的幫助與支持。

現實主義創作不僅要反映社會的真實面貌，還應具備啓發性，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儘管《凡人歌》呈現了衆多現實困境和焦慮情緒，但它並沒有停留在悲觀的層面。相反，劇中角色們在面對困境時展現出了人性中的光輝與堅忍不拔。

那偉失業後，沈琳不得不放下曾經的職場光環，勇敢承擔起家庭的重擔。從全職主婦到月嫂，再到獨立經營滷貨攤，沈琳的轉變不僅是職業身份的變化，更是心態與能力的飛躍。她用行動證明，無論面對多大的困境，只要不放棄自我提升與努力，總能在逆境中找到新的出路。

沈磊在婚姻破裂後的選擇也發人深省。他沒有選擇沉淪或逃避，而是毅然決然地踏上支教之路，用知識的光芒照亮山區的未來。沈磊的支教之旅既是他個人精神世界的重建，也是對社會責任與人生價值的深刻詮釋。

這些情節不僅讓觀衆看到主人公的成長與蛻變，也傳遞出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鼓勵觀衆在面對現實困境時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和勇往直前的勇氣。

圍繞焦慮而展開的敘事，不僅讓觀衆看到當代人的難處，也促使觀衆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去突破和解決這些問題。這種社會效應是現實主義創作的重要意義。

謹防過度販賣焦慮

以“焦慮”作爲創作方法，可以增強作品的真實感和感染力，但也要避免過度渲染負面情緒，避免“販賣焦慮”。在這一點上，《凡人歌》還有進步空間。

雖然《凡人歌》試圖傳達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但在展現都市生活的焦慮方面有用力過猛之嫌。主人公們密集遭遇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戰：債務危機、中年失業、創業失敗、情感衝突、婚姻破裂等。這些問題一個接一個地涌現，幾乎沒有給觀衆留下喘息的機會，導致劇情中充滿壓抑和沉重的氛圍。

比如沈琳從一個安逸的全職主婦，到被迫重返職場卻屢遭挫折，最終選擇成爲月嫂，短時間內連續遭遇求職被拒、被年輕同事“詆譭”、僱主是自己曾經辭退的員工、被男僱主性騷擾等困境。各種轉折過於急促與密集，讓劇情顯得過於壓抑，觀衆在觀看時難免會感到透不過氣來。

沈磊與謝美藍從校園愛情步入婚姻殿堂，卻因價值觀和生活追求的不同而分道揚鑣，這一情節本是對現實生活中夫妻矛盾的一種真實反映，但劇中對於矛盾衝突的過度渲染，使得這段關係的破裂顯得尤爲慘烈，給觀衆帶來不小的心理衝擊。

與此同時，《凡人歌》在塑造主人公形象時，雖然試圖刻畫不同職業、年齡和性格的人物，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代表性卻有所不足，雖是凡人，但都是中產，焦慮具有“圈層化”的特點。

例如，那偉作爲中年高管，儘管遭遇失業等困境，但他的家庭經濟狀況顯然超出普通工薪階層的水平，他至少擁有價值千萬元的房產；沈琳作爲全職主婦，重新步入職場的過程雖然艱辛，但其高學歷和過往的職業背景也爲她提供了一定的緩衝空間……劇集在主人公的階層選擇上有些狹隘，未能全面反映整個社會生態，對於一些觀衆而言，劇中主人公的遭遇顯得過於遙遠了。

此外，在追求衝突性和觀賞性的同時，《凡人歌》在劇情邏輯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一些情節的發展顯得突兀且不合常理，導致觀衆在觀看過程中產生疑問和不解。例如，沈磊在經歷婚姻破裂後，辭去公職的動機不夠充分和合理；那偉在創業失敗後，轉行送外賣的決定有些倉促和牽強。這些情節的邏輯不夠縝密，讓觀衆對角色的決策和行爲產生質疑。

儘管《凡人歌》在反映都市生活的焦慮方面做出了嘗試，但在創作過程中仍需更加審慎地平衡情感渲染與現實表達的界限，避免過度“販賣焦慮”。這意味着，影視作品在展現人性掙扎時，既要敢於觸碰現實矛盾，又要適度留白，給觀衆留下思考的空間和自我療愈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