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從「戰疫」看「中國模式」的兩面性
文／穆堯
在國際醫學領域享有極高聲譽的雜誌《刺胳針》（The Lancet）2月17日刊登社評《2019年新冠肺炎挑戰》（Challenge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這篇簡短卻態度鮮明的評論指出，不負責任的謠言是如何渲染恐慌氛圍並干擾醫務人員的努力，同時它還直接肯定了大陸政府在控制和消滅疫情以及應對謠言時所表現的積極姿態。《刺胳針》說，：「大量的病例，正考驗中國大陸的衛生系統。然而，中國能夠在幾天內爲受影響的病人建造一所醫院。沒有其他國家能以這樣的速度調動資源和人力……」
儘管《刺胳針》是歷史悠久的西方醫學期刊，但乍看這一評論，相信臺灣社會第一個反應，就是「又吹捧，收多少人民幣了」？這是現在疫情之下輿論的正常情緒，但《刺胳針》之所以這樣說也並非毫無根據。在看待此次疫情時，不能僅憑情緒，而沒有理性分析，這對疫情的檢討並無幫助。
《刺胳針》內對於中國大陸防控疫情的成效，並非美化大陸官方，掩蓋其官僚系統在新冠肺炎於2019年12月（甚至更早之前）剛剛萌生時所表現出來的不負責任以及在隨後的應對階段中的無能、低效和顢頇昏聵。作爲執政黨的中共，在當下的緊要關頭匆匆撤換了湖北省和這次疫情發源地武漢市的最高負責人蔣超良（原湖北省委書記）和馬國強（原武漢市委書記），並重新「空降」和「外調」各種力量「幫助」湖北度過難關，已經「承認」了這一點。
只是必須肯定的是，這些下臺的官員並不僅出現於湖北和武漢。人們追問，如果今天新冠肺炎不是肇端於湖北而是在其他省份，當地官員的處置和應對會有所不同嗎？
正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警告，一場如此規模的瘟疫，在先進國家或許可以因爲醫療衛生條件和應急機制的完善而從容應對，但瘟疫考驗的，往往是那些脆弱的、醫療衛生條件並不完善的開發中國家。對他們來說，因應類似緊急公共危機，更不容易。在醫療條件匱乏的背景下，整個國家機器都可能會成爲決定整場戰爭的關鍵，因而面臨崩潰的壓力。
大陸地方政府此次從涉嫌瞞報錯過黃金時間，到對外釋放錯誤訊號麻痹民衆，正體現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體制中，國家整個官僚體系在面對突發危機時的無能。事實上，從歷史看，這或許是中國自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王朝後便一直延續下來的「文化基因」：自上而下的權力指令從來不缺，地方對中央脆弱的反饋機制卻一直不充分。這種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使地方政府在因應災難時往往慌了手腳，直到中央直接介入。
但是，這一「中國特色」也正如《刺胳針》所言，在關鍵時刻仍展示了它的優勢，顯示出它的兩面性。事實上，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體制甚至專制體制，儘管脆弱、易被誤導，它卻是中國曆代王朝強化中央權威、擺脫地方割據尾大不掉乃至進行重大公共工程和應對集體危機的唯一方式，尤其是在「戰時狀態」下。
因此，在疫情下可發現大陸內部一種有趣的輿論現象：一開始的瞞報、媒體在其中的監督缺失，讓輿情前所未有地兇猛。但在十多天內迅速建好的醫院和臨時隔離所，以及各省物流物資的運送等，卻得到「還是中國有效率」的輿論稱讚。除了湖北情況較特殊、部分地區需要物資分配之外，其餘各省並沒有發生搶購民生物資的情況，物資普遍充足，物價漲幅亦有限，更沒有出現那種莫名的「搶衛生紙狂潮」。
也就是說，大陸社會一方面痛罵着「體制之下」的臭毛病，一方面卻又稱讚「我們政府還是有效率」——這就是大陸體制在疫情之下，體現出來最有趣、也使人民心情矛盾的「兩面性」。其實，西方看待中國大陸何嘗不是如此？一面痛批它專制，一面又不斷研究「爲何能在短時間內迅速脫貧、成爲第二大經濟體」。
「兩面性」成因剖析
「兩面性」的形成，主要有幾個因素。首先，儘管整個大陸官僚體制龐大複雜，甚至存在各種各樣的內部矛盾，上下層級間的博弈也一直存在，但毫無疑問地，在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體系和「政治掛帥」的價值下，其政策執行力之有效，是其他政體難以比擬，尤其是在非常時期。
比如此次疫情，大陸官方可以同時讓14億人幾乎處於一種時間暫停的狀態下，然後按照既定的步驟，逐一按照統一標準辨別現實的和潛在的風險，即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然後按照中央指示，進行大規模排查。這是一項驚人的系統工程。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上任後，一聲令下，當地政府透過各種其「網格化」的社區管理和充實後的力量，不計任何成本地在3天時間內完成了武漢900多萬現有居民每個人的排查、甄別和分類收治，納入到全國性的聯防聯控體系中。
其二，比起其他國家，大陸中央可以依靠自身權威（或稱爲專制），在認爲必要的情況下爲了整體利益而強制和動員（所謂舍小我保大家），共同因應危機。最具體的事例是，國家衛健委在短時間內統籌動員了全大陸19個省份對口支援湖北省武漢以外的16個市、州，千人醫療隊一支支開赴湖北。
事實上，中央調度、前往地方的「對口支援」是中共乃至中國曆代傳統的國家治理手段。自中共建政後，大陸曾經在支援邊疆建設、「上山下鄉」中採取過這種動作，至1979年更制定爲「國家政策」。1980年代，因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地區發展差距逐漸擴大，大陸中央在更大規模運用對口支援，在各省區提供官員交流、支教、支農、支醫等政策支持。
這一「對口支援」有效地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負擔，並的確可在最短時間內集合力量有效地應對影響全局的局部危機和薄弱地帶。當然，這一切都基於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權威，是在中央集權下地方從屬中央、服務於國家目標的體現。
其三，除此之外，中共還直接掌控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黨指揮一切」意味着對最具有紀律性的軍隊、外圍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羣團組織、國家企業、公有制醫院甚至還包括宣傳機器，當然分佈全社會各行各業、各個系統的9,000多萬高度組織化的中共黨員（每人都處在一個基層黨組織中），都擁有絕對的「指揮權」。
這可以保證大陸中央決策層的最高意志可以無遠弗屆地準確傳達到每個社會細胞，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甚至動員起最廣泛的社會力量。自然，任何體制，都有好有壞。有種種好處，也有種種難處，更有種種歷經數十載都難以解決的壞處。
大陸的制度有自己難以克服的各種缺陷，比如局部的脆弱性、重複低效；這並不是否認西方體制和社會動員模式的能量，恰恰相反，在《光榮與夢想》一書中，人們同樣可以清晰看到當二戰的炮聲隆隆響起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遊說獲得國會支持後，同樣讓美國每天都有戰艦、大炮源源不斷走出軍火工廠，激發了無數美國人的參戰熱情……所以，沒有任何體制是完美的和靜止不變的，中國大陸的體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