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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三歲的女兒告訴我說，媽媽我以後不想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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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在三歲出頭的時候，有一天很認真地跟我說：媽媽，我以後不要生孩子。

我以爲是她見證了我生養妹妹的過程何其辛苦，提前接受了不孕不育保平安的薰陶教育。結果她回答：因爲你說過你不會幫我帶孩子呀！

我回想，我確實跟她半開玩笑地說過，奶奶、外婆照顧你們非常辛苦，犧牲了自己退休後的生活，我以後退休了可要到處玩，不會來幫你帶孩子。

緊接着她又說了一句話：如果你不幫我帶孩子，我一個人可帶不過來。

“我一個人”——就這麼潛移默化地，她已經觀察發現了我們家“喪偶式育兒”的性別分工：帶孩子的職責是女性的、屬於媽媽的，男性在育兒中是缺位的。如果她以後要做媽媽，得她“一個人”帶孩子。

“喪偶式育兒”早就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

在我自己成爲母親前，它只是媽媽們的自嘲和抱怨。而當我也陷入到這樣的婚姻和育兒模式時，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無助、不公和被剝奪感。

無論我受過怎樣的教育，明白多少女性主義的大道理，卻依然無法改變家庭權力格局中的不公平。

過去這三年多的時間，對我來說，是被困住的三年。

/Ani/

在疫情剛開始時，我生下了大女兒。疫情的尾巴上，小女兒出生。

生育的痛苦和重負，細微而又具體。大女兒是試管寶寶。降調、促排再到黃體酮保胎，我的肚皮到臀部，密密麻麻紮了上百個針眼。取卵手術沒有麻藥，術後卵巢過激嚴重腹水。與當時的痛苦比起來，孕早期的嘔吐、皮膚過敏，生育時的撕裂傷，似乎都不值一提。然而孩子出生後反反覆覆的乳腺炎和乳頭嚴重的皸裂滲血，還是再一次提升了我對疼痛的耐受度。小女兒急產，到了醫院後根本來不及打無痛。沒有麻藥庇護，我又經歷了兩輪手掏胎盤（還沒有成功）。先生在一旁興奮地拍着孩子出生後的第一段視頻，背景音則是我淒厲的慘叫和求饒之聲。

孩子們出生後的情節，沒有太多特別。無非就是睡眠的剝奪，自由的喪失。對比姐姐，小女兒是個典型的睡渣。姐姐可以一口氣吃完雙側乳房的奶睡上四五個小時，而妹妹總是喝完一邊就氣喘吁吁（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或許和她先天性心臟病有關）。這也導致我的睡眠週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有兩個小時。要是她半夜喝完奶不睡了，那我就只能掙扎着下牀，抱着她走路搖晃拍背哄睡——一旦我想坐下休息片刻，她總能精確感知，蹬腿抗議、大聲啼哭，整整一夜，如此反覆。

產假結束後，又該怎麼平衡工作和生活呢？幸運的是，我是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能夠在家辦公。這就意味着我在家中隨叫隨到，工作會被不停打斷。每晚兩個孩子都睡下後，曾經還可能屬於我自己休息娛樂的時間，自然都還給了工作。作爲一個曾經的文藝青年，所有的文藝生活早就離我遠去。工作，孩子——三年間除此無他。

此外，更不要說各種劇增的情緒勞動了。從備孕開始，尋找產檢醫院，聯繫預約月嫂，學習育兒知識，跟蹤孩子生長髮育的每一個指標，購置或者安排購置各種母嬰用品，協調大家庭裡的各種矛盾，再到安排每一個週末的親子活動，預約博物館、囤兒童樂園門票……這將是一張伴隨孩子成長而無止境延長的清單。

/Bee Johnson/

還有最可怕的地獄模式——兩個孩子一起生病。在過去一年間，姐姐兩次肺炎，妹妹三次肺炎（與此同時還需要應對指責：爲什麼你養的孩子那麼體弱多病？）。最後一次雙雙生病，正值十一月底北方支原體肺炎大爆發、北京醫療資源擠兌。那時，奶奶負責姐姐，外婆負責妹妹，家中還有個阿姨在打掃衛生和做飯（是的，幸虧我還有一個龐大的後援團隊）。公立醫院不接受一歲以內的孩子在門診輸液，我只能每天開着車在兩家醫院間穿梭，搶號、排隊、付費、問診，同時負責給妹妹餵奶，掛着耳機抽空開會處理工作。當我自己也感染病毒，半夜還要掙扎着起牀餵奶換尿布時，我深刻理解全面耗竭的身心俱疲，原來就是這種感覺。

我知道讓更多女性都開口去講述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是何其重要，但我並不願意像怨婦一樣喋喋不休地抱怨這一切（儘管給我篇幅和時間，我還能繼續唸叨上萬字）。畢竟，在我從小受到的規訓中，付出、隱忍、堅強都是美德。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將自己視作是生育這件事的“受害者”。我經歷了這一切，但我有了兩個女兒。這完全值得。女兒們對我絕對的信任、依賴和無條件的愛意，每一天都在給我帶來巨大的價值感和幸福感。

痛苦是真實的。快樂也是真實的。而不公平感，更是真實的。

我的生活翻天覆地。而他的生活，不必發生什麼改變。出差。加班。應酬。社交。消遣。他走出家門，我被留在家中。家裡的一切，都是女人的事。

在大女兒出生不久，我們曾有過一次校友聚會（我和我先生是大學同班同學）。我的先生前去參加，而我只是在聚會的尾聲上樓和我們曾經共同的同學和朋友們打了個招呼。然後我問他，你有沒有發現飯桌上坐着的，幾乎全部都是男人。他才恍然發現這個事實——他甚至都沒有注意到女同學們都消失了。女同學們不需要社交？不需要和老同學們聯絡感情、網絡關係？——只是因爲，我們更需要留在家裡，照顧年幼的孩子。

/Bee Johnson/

對這種分工強烈的不公感和無力感，在我小女兒住院手術時，終於達到了頂點。妹妹在九個月時被查出有先天性心臟病，隨即她住進了阜外醫院的病房。這家一切流程都已極度標準規範化的大醫院，只允許每個孩子由一名女性親屬進入封閉式管理的病區看護。那當然只能是我。我懇請我先生那一週不要再出差——即便他在院外做不了什麼，但“他在”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那是一週多麼煎熬的時光。我忍受着心痛與焦慮，獨自照料着手術後的孩子。三人一室的老舊病房裡，各種監控儀器終日滴滴答答，我那本就支離破碎的睡眠更是所剩無幾。臨出院前一天，我交待他到醫院送尿布和紙巾。隨後，他開車去了奧森，跑了十公里的步，發了一條朋友圈。又去到北大東門，和老同學們喝了酒擼了串，凌晨兩點回到了家。

這不公平。

可是，我似乎卻無法埋怨什麼。

我讓他做的事，他都做了。他送來了我需要的物資。他第二天按時來辦理了出院手續，支付醫療費用，妥善地把我和女兒接回了家。是醫院規定只能由女性家屬看護，他在外也隨叫隨到、全力配合。女兒手術順利，即將出院，沒有更多需要他做的，心情輕鬆地跑跑步、聚聚餐，有什麼可指責的呢？他似乎已經盡到他應盡的責任。

——而這，也正是他對我們家庭分工的理解：他已經盡到了責任。

大學畢業後，我做記者，他幹金融。我們都很忙，但他似乎比我更忙，當然，他掙得也比我多——多得多。從週一到週五，他都在外出差，而我可以就在家裡寫作、上課。他更多負擔經濟開銷，我更多照顧孩子家庭——家庭分工的不同罷了，有什麼不公平？

這是太過常見的論調了。男主外女主內，男性作爲breadwinner，掙錢即是盡責。然而，誰掙得少，誰就該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這一算計冷酷而功利，似乎不應該出現在家庭的場域中。更多人更能接受以勞動強度爲標準——誰的工作更輕鬆，誰來承擔更多的家務和育兒之責。

但在大多數時候，一個人收入的高低與勞動強度也總成正比。由是，一個關於母職懲罰的完美陷阱出現了。傳統的性別分工中，女性是那個家庭照料者。即便都來到職場，女性也要隨時爲家庭待命，而男性卻可以心無旁騖地投身於事業之中。男性天然享有着職場競爭優勢，以獲得更高的薪水、職級；而女性則面臨着普遍的就業歧視和晉升的天花板，或自動或被動地選擇相對輕鬆的崗位、獲得相對較低的薪水。因爲男性的工資更高、工作更累，他們更有理由不參與家務；女性形象就更是牢固地與家庭照料者緊緊聯繫。不可否認，一些女性喜歡孩子、樂於照料家務，她們願意爲此犧牲職場的競爭優勢，甚至從職場上完全退出。這是一種值得尊重的個人選擇。但這一不斷強化的性別期待，是否爲那些更願意在職場打拼、不願囿於家庭的女性提供公平的職業選擇、提供同樣的家庭支持？

而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真的有它看上去的那麼公平嗎？考慮最極端的情況：一個家庭完全由丈夫掙錢養家，妻子退出職場成爲全職太太——照料家庭因此被理解成一份全職工作，而且是一份高強度的全職工作。既然是一種職業、一份工作，總該有下班的時候。那在夫妻共同的假期裡或晚上的“下班時間”，有多少丈夫能平等地和妻子分擔家庭責任，而不是癱倒在沙發上刷視頻玩遊戲呢？

而在我的家裡，我還不是全職太太，我有一份高強度的全職工作。當我先生出差、下班回到家，他依然是那個只想在沙發上躺平的人。

某種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在這個績效至上的倦怠社會，他所在的金融行業準確地詮釋着什麼叫做過度競爭。一週五天，他可能要跑六七個地方；公司理所當然地佔用員工週末的時間，全員大會、部門例會、黨建團建、業務培訓。他每天一睜眼便是各種業績指標，末位淘汰的壓力和激烈的升職競爭。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員工是不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人來看待的——他們不再是有家庭、有自己的生活的人，只是爲資本不斷牟利的工具。當他回到家時，他當然會癱倒在沙發上——他已經被工作耗竭了。

/Raul Gil/

這也是在我們之間無數次的溝通中，我會反覆表達的觀點。我拒絕用一種受害者、加害者的敘事來描述我們的家庭分工狀態。是的，你的工作很忙、很累，你承受了大部分的經濟壓力——但你也是在爲自己的事業打拼，是在實現自我價值；我要兼顧工作和家庭，身心俱疲——但我也充分享受了和孩子們在一起的親子時光。我們要做的不是爭論對錯、辯出輸贏、找出一個可供指責的對象，而首先是要正視問題的所在：在孩子成長中缺位的父親，總在崩潰邊緣疲憊的母親——這不是我們曾經期待的家庭生活。

改變的突破口在哪裡呢？

如果內卷的文化、績效至上的工作制度無法改變，可以改變的似乎只有個體選擇。

對個體而言，這就是必須要做的trade off（權衡取捨）。一邊是更忙碌的工作、更高的薪水、更好的職業前景；另一邊是給家人更多陪伴，更高質量的家庭時光。面對這樣一道選擇題，對大多數男性而言，家庭，往往都是被犧牲的——尤其是當這份工作的薪水足夠高、前景足夠好的時候。

男性從小受到的規訓，是要去奮鬥、去競爭，去創造業績，開拓事業。在傳統的精英教育中，評價一個學生成就的是成績、排名、考學；在主流的價值體系裡，評價一個人，尤其是一個男人成就的，是薪資、職級、階層地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花時間去學習理財、鑽研AI芯片發展趨勢、考取更多職業資格證，卻不會投入時間去學習如何經營親密關係，如何陪伴孩子游戲成長——在他們的價值體系裡，那都是不重要的。

而無數心理學、社會學的研究卻早已告訴我們，決定一個人人生幸福度的，恰恰是這些在他們眼中不重要的東西——人與人之間的深刻鏈接。

/Fran Labuschagne/

親密關係的質量，親子關係的質量。它們是人生歸屬感的來源，是兜住生命的意義之網。

在這樣的規訓下，男性又何嘗不是受害者。他們也會按照社會時鐘進入婚姻，卻少有人思考婚姻、生育的意義究竟何在。家庭生活對他們而言是瑣碎的、惱人的，而很難從中找到全身心投入的樂趣。

我和我先生之間曾有過這樣一段對話。我要求他說出三個場景——從兩個女兒出生到她們長大離家，任何一個已經發生或者他能想象到的場景——只要想到那一幕，就會情不自禁地微笑。他思索半晌，只憋出了一個：她們大學畢業時，我們一同去參加她們的畢業典禮。

而在她們大學畢業前那麼漫長的年歲呢？他缺乏對這些具體家庭生活的想象，也意味着他將錯過多少美好而幸福的時光。

當我們面對一個不願去trade off的伴侶，最終的話題，變成了對女性的指責。

爲什麼你不選擇一個更看重家庭的伴侶？爲什麼你不能把你的丈夫教育成一個平等主義的搭檔？

當我寫下這些指責時，我彷彿已經能看到更多的評論：“我們家的家務都是我丈夫在做”“我家就是老公管孩子更多”——換句話說，你是不是也該想想，爲什麼你做不到？一定還會有各種“馭夫術”的分享：要會示弱，要會撒嬌，要會捧場，不要包攬一切，要學會放手……

嘿，這是個陷阱。

爲什麼總是女人在反思？爲什麼總是女性在被指責？爲什麼我們那麼艱難地去平衡家庭和事業，還要再承擔起教育男性的責任？——而那往往意味着成倍增加的情緒勞動。

當我們的教育始終圍繞着功利化的目標而展開，關係與鏈接的價值並未得到推崇；當我們的社會充斥着各種陳舊的性別規訓，只用世俗的成功去界定所謂的男子氣概；當我們的職場文化推崇的還是996、007、過度競爭和內卷而根本沒有給人以平衡家庭和事業的可能性——在這樣一種難以栽培平等關係的文化土壤中，爲何還要把培養一個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珍視家庭價值的男性看作是妻子的責任，並且假裝好像還有好多“好”的伴侶可供女性選擇？

/Olga Senklo/

當然，關於家庭責任的分工，每一個家庭、每一對夫妻都需要一場開誠佈公的討論。妻子們的困境需要被言說、被看見，纔有可能被對方同理、共情。我們需要討論對一個家庭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需要去梳理維繫一個家庭的健康運轉究竟有多少繁雜的事務，才能找到對彼此而言都更加公平的分擔方式。

與此同時，更需要被改變的，還有我們的社會土壤。

我們的孩子，需要學會如何去愛，如何暴露脆弱、表露情感、和人建立深刻的鏈接，而不被功利化的目標所綁架，忽視生命中最爲重要的關係和情感；我們的社會需要重新審視各種習以爲常的性別期待，打破對母職和男性氣質的一系列迷思；我們的職場需要看到每一個具體的、完整的人，尊重人的情感和需求。這些改變，其實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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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自己創業時，我期待我們建立的是一家性別平等的機構，它尊重員工的家庭需求，能幫助每一個人實現家庭和事業的平等；我們在C計劃的課程裡注入性別視角，反思性別規訓；我們補充傳統功利的應試教育中沒有的討論，藉助豐富的文本帶着孩子們不斷審視，什麼纔是漫長人生旅途中最應追求的價值……

或許我無法改變我的伴侶——我也不再認爲我有責任、有能力去改變他。但我至少期待我的女兒們，不必再陷入和我同樣的困境。她們能夠平衡家庭與事業，在廣闊的世界裡找到自己舒適的位置，發揮自己的潛能，也能享受親密的鏈接。

當我三歲的女兒告訴我說，媽媽我以後不想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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