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之莊子導演的逍遙遊：做人無奈，不想製造新生命
小平頭、小鬍子，戴着黑框眼鏡走進辦公室，很瘦很瘦，還微微駝背，舉起手靦腆地打招呼：「嘿…！」親切的阿伯，擁有臺大哲學系、師大英語系雙學位，栽進紀錄片裡，一拍就17個年頭。他是紀錄片《無米樂》、《牽阮的手》導演，也是《大佛普拉斯》男主角「菜埔」，莊益增，大家都叫他莊子導演。
課本上學到的莊子處於亂世而明哲保身，叫這綽號，讓莊益增的性格似乎也同莊子一般逍遙自適。他愛喝酒，從年輕時就天天來上好幾杯，曾經想過自己都已經喝到成癮，像是酒精中毒，還是別喝了吧！戒了一兩週，身體感覺好些了，他心想：「又能再繼續了。」訪問當天正好還是他戒了2個月後再解禁的重要時刻。
▲《大佛普拉斯》莊益增。（圖／記者季相儒攝）
曾經有次他喝到爛醉，騎摩托車回家的路上在橋上自摔，莊益增站起來、扶起車，醉醺醺地再騎回家，回到新店山上他倒頭就睡，醒來才發現自己鎖骨斷了，身體左半邊還噴了一堆血。老婆出外拍片不在家，他打給朋友，才趕緊把自己給送進醫院。「還喝嗎？」、「當然當然，照喝！」
後來2006年他拍紀錄片《牽阮的手》，發現長期酗酒，讓他體力、精神都不好，便下定決心一路戒到了2010年，從一年365天大幅減到一年只剩20天，「身體又變好了，所以從2010年又繼續喝，這就像毒癮一樣嘛！」所以他暗自決定，以後每一年都要戒3個月、喝9個月，對他來說，一種是善待身體，另一種是餵養心靈。
不過戒酒對於他來說不是人生最困擾的事，煩的是他的思考無法停止。「我覺得我是很虛無的人，我們被生下來，那是一個很無奈的事，『做人』很無奈。我從18到現在51歲，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或許這個問題不會造成你們的困擾，但會造成我的困擾。」
他指着地上，彷彿那有個黑洞，「我現在的答案是，人生沒有意義。我把那個答案放到下面去埋起來，它現在無法干擾我了。」不過這答案哪來？就連讀哲學的莊益增也沒找到生命的出路，他就是知道，人生其實沒有意義。所以他說，自己不生小孩很大的原因是這個，「我就不想主動去製造一個新的生命，讓他去面對這個問題，我老婆也是這樣想。」於是2人達成共識不生小孩。
▲莊益增認爲人生虛無，不想生小孩。（圖／記者季相儒攝）
以上聽來莊益增是個經常隨着自我慾望、相當任性的人，事實上秉持着「出世」精神的他卻做着最「入世」的事。問到怎拍起紀錄片，他透露都是當時的女友、現在的老婆顏蘭權因爲要拍921紀錄片，沒錢，團隊的人全跑光，他看着一介弱女子獨自辛苦很心疼，便加入幫忙，然後成了一條「不歸路」。
「我愛七逃，命好啦！整天吃飽、七逃啊，我朋友很多，串門子喝酒，35歲前、2000年前，我都是過這樣的日子。」結果也不知道是不是陷入「愛情的陷阱」，莊益增開始陪着女友拍片、當起助理，然後幫着幫着，他也一部部拍成了導演。
嘴上碎念着都是因爲「一念之仁」，自己才走了歹路拍起紀錄片，但藉着《無米樂》攫取臺灣社會目光，跳脫批判的框架，其實他已然掀起一場溫柔的革命。莊益增自嘲拍片很弔詭，因爲有案子上門，合約簽了可以先拿到30%的錢，這些錢可以先拿去還債、解決生活困難，但因爲被套牢了，就得生出片子，拍片時又要到處借錢，成爲一個惡性循環。
兩夫妻曾把長輩留下的金子全賣掉，拿去買剪接電腦的硬碟，幾萬塊也必須花，然後日子省省得過。他們後來住在通化街，租一個很舊的臺電宿舍，6、7坪，一個月租金6、7000元，「拍片不可能會翻身的。」近年他們轉往高雄定居、教書纔有穩定收入，但也只教到這個學期，日子還是走一步算一步。
他說：「拍紀錄片很辛苦啊，其實是在當義工嘛，個人薪資都是零，有夠微薄的。」他們平常還要接一些可以賺錢的案子來養紀錄片，所以一年的時間裡，有一半拍紀錄片，另一半得拍可以賺錢的小案子來維持生活。
▲莊益增嘴上抱怨，其實對拍片還是有無限熱忱。（圖／記者季相儒攝）
抱怨歸抱怨，還是照拍無誤，他對影像、對臺灣、對本土的熱情，淹沒在那些用現實堆砌的言語中，聽得出來其實他還懷有滿滿的愛。問了莊子導演的生日，1966年1月21日，沒有意外的跟我一樣是人人稱作怪咖的水瓶座，我們笑着起身握手，原來是兩個矛盾的綜合體在聊天。
當了導演這麼多年，忽然搖身成爲《大佛》男主角，莊益增這倒無法如此淡定，坦言對錶演跟票房擔心死了，就怕拖累這麼用心的劇組。不過其實他的演出獲得很高的評價，因爲底層素人、生活化，就是導演黃信堯要的那種味道，不須刻意雕琢，只需發揮本色。
《大佛普拉斯》用黑色幽默稀釋了對社會威權、體制的尖銳提問，不讓「你真的知道佛像裡是什麼嗎？」、「你知道你在拜的是什麼嗎？」等問題這麼赤裸裸的曬出。問他，你覺得電影要講什麼？他只說：「就小人物的故事啊。」不過莊益增樸實的詮釋卻推動了電影的齒輪、扭緊觀衆的心，看似輕描淡寫，卻紮實地敲響了那三聲臺灣人民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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