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全球化交織於中國的回家之途

春運乃爲中國過節一大特色，不想每年因人擠人稿的灰頭土臉，有中國民衆乾脆穿起熊貓裝，爲春運增添一點趣味，順便做個紀念。圖／路透社

有對來自昆明的民工夫妻到廣東佛山打工，他們將年幼的女兒留在老家昆明讓女方父母撫養。在打工期間，女兒打電話老問，爸爸媽媽什麼時候回家過年。他們夫妻倆常牽掛着女兒，再難再累還是要回家看看她。2014年春節前，因爲他們買票時間比較晚，佛山到昆明的票早已賣完了，他們連站票都沒買到。爲了能回家過年，他們託在南寧的朋友幫忙，買了從南寧到昆明的票。然而，不管是從佛山到南寧、還是從南寧到昆明，他們買到的，都是站票。從佛山到南寧的路上，他們以報紙鋪在車上的通道里，或坐或站，折騰了12個小時，好不容易來到南寧。接着，又經過一番折騰，從車內擠到車外，換上了轉往昆明的班車。儘管一路都沒有座位，他們還自我安慰地說:

比起那些還沒買到票的人來說，我們是幸福的

家，對於每個外出奮鬥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認同、休憩與牽掛的地方。春運，作爲中國人每年令人驚奇的回家活動，體現出中國人鄉愁的實際行動。而它在這個時代裡，更無可避免地交織及內蘊在全球化複雜的過程中。

鄉愁的實際行動：從中國百度網站整理的遷徙路徑，可看出每年春運時分，中國大量返鄉人潮，從沿岸大城市密集迴流至內陸。 資料來源／百度遷徙

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相對封閉於外部世界，受全球化的影響相對較少，內部存在着僵固的城鄉二元結構，城與鄉內部又有不同的單位進行管理與運作，人們通常長時間生活於所屬的單位，且城鄉人口鮮少自由流動，與今日高度流動的狀況有着天壤之別，那時乘坐火車因而是件奢侈的事情。

雖然自1954年起，中國的鐵道系統就有了春運的記錄，但那時「春運」一詞尚未被使用，其概念也比較模糊。此時春運主要的對象是駐於外地單位工作或求學的人羣，或因嫁娶原因到外地去的子女。當時春運全國鐵路的日均客流量僅約73萬人次，高峰日90萬人次，與現在動則數千萬甚至上億的日均客流量顯然是小巫見大巫。當時的火車頭是蒸汽機，聲響巨大且有節奏感，並不時冒著白色蒸汽和黑煙。列車的硬軟臥車廂有等級的區分。一般旅客只可購買普通硬臥車票，軟臥車廂只留給一定級別的旅客和報批計劃的出差人員。硬座車廂多半是實木座位，人人有座，少有超員狀態。

約莫50年代中期，大約500公里的鐵路里程需要行駛大約15小時。當時列車上每天早上7點鐘開始，廣播裡會播放《東方紅》、《社會主義好》等歌曲，廣播員的播音大都是誦讀《人民日報》。乘客們坐火車時並沒有什麼娛樂項目，鄰座的乘客有時聊聊天，連打撲克的人都沒有。火車上會賣一角錢一杯的蓋碗茶，實際就是一杯清茶，茶杯上帶個蓋子。那時乘客在火車站售票視窗買票，不會排很長的隊，如果火車站聚集的乘客多了，就會立即調來一列貨運車。也不管那麼多，貨車裝上人就走。

春運配合服用，搖滾版《社會主義好》

家，對於每個外出奮鬥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認同、休憩與牽掛的地方。春運，作爲中國人每年令人驚奇的回家活動，體現出中國人鄉愁的實際行動。 圖／聯合報系圖庫

▎擁擠：全球化與中國的交會

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更加融入了全球化，不再死守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之間的流動性被打破，到東南沿海打工的內地農民或奮鬥者大幅增加。自此，每年春節，人們如同候鳥一般，返回內地老家度節，「春運」的概念便愈來愈清晰。

1981年3月，「春運」這個詞彙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的標題上。當年，鐵路春運兩個月運客1.21億人次。隨着經濟的發展，春運的客流更隨之走高，從1980年的1億人次到2015年的37多億人次，此運輸量幾乎相當於要在40天內幫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的總人口搬一次家，爲世界僅見。

1980年代到90年代的春運可用「擠」這個字形容。由於運輸建設尚無法承載高流動性，春運的列車不堪重負，趟趟爆滿，下車的擠不出來，上車的擠不進去，甚至最擠的時候硬座車廂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洗漱間和廁所裡都站滿了人，連廁所裡都要站上數人。有的人會爲了等一張火車票卷着鋪蓋在火車站睡上兩三天，好不容易購買的火車票，但因車廂過度擁擠只好望車興嘆，經一而再地多次改簽，能擠上哪趟就坐哪趟。那時火車的時速很低，分爲普客、快速和特快。普客就是慢車，票價相應便宜許多，是大多數民工的選擇。速度一般每小時60公里，運行起來只有3、40公里。回趟幾百公里外的老家不見得有直達車，常需不斷換車，因此花上一兩天並不爲過。

那時，回家的感覺就像逃難，春運成了「春暈」。

改革開放後，加劇的全球化迅速地打破城鄉間既有的流動性。每年返鄉的人潮，有如侯鳥般大批遷徙。 圖／路透社

回家的感覺就像逃難，春運成了「春暈」；「擠」成了中國過年季節最佳的代名詞。 圖／路透社

▎過年「逆春運」的反向團圓

21世紀初期中國人更普遍感受到硬體設施的高度發展，以及生活品質的躍升。在交通運輸上，中國逐步淘汰蒸汽火車，運輸種類不斷增加，搭乘直達車、動車、高鐵、客運、客機的人愈來愈多。公路、鐵路網與航線的廣泛建構，讓中國交通運輸四通八達。特別是多處高鐵新線的開通，大大縮短了區域間的通車時間。而多元化的購票方式，如電話、網路、售票機、手機終端購票等，以及相應遍地開花的火車票代售點，正逐步改善人們回家的需求。

然而，雖然交通運輸有所進展，但由於春運流動的人口更多，因而並沒有改變春運購票難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春節期間運能不足的問題。

另外，近來春節的家庭團聚方式也悄悄發生變化，有些身爲子女者已不回老家過年，而是父母從老家到城市去與子女過年，形成所謂「逆春運」現象。特別有些大城市的企業爲鼓勵員工在春節期間留守，會提供員工老家的家屬報銷路費，還組織遊覽活動。雖然這種「反向團圓」不是主流，但傳統的團聚方式已漸轉趨多元，也增加了逆向的交通運輸量。

不僅如此，近幾年來春運的變化還反映在返家商品的蓬勃發展，「春運神器」成了十足的噱頭，除傳統的手推車、蛇皮袋、扁擔和舊報紙外，又出現各種進階版，像被媒體大肆追捧的「硬座寶」、「眼睛貼」、「貪睡架」、「鴕鳥枕」、「箱包防丟器」、「攜帶型集尿袋」、「開道慘叫雞」、「拒踩鉚釘鞋」、「充電寶」、「迷你麻將」等等。這些發明物顯示了身爲人與動物不同的遷徙分野，也凸顯出人們無力改變令人煎熬的春運狀況，返鄉遊子就只能利用這些工具來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適應嚴酷的長途跋涉。

一名隨母親返鄉的小侯鳥，依依不捨地透過車窗望向車外的爸爸。社會的多樣性開啓了更多不一樣的春運模式，不同於以往兒女結束工作風塵僕僕地返鄉，父母來城市找子女的「反向團圓」漸漸成型，或者是像圖中「小侯鳥」，小小年紀就已成爲春運的獨特現象。 圖／路透社

車廂內，成功買到睡鋪的春運民衆。 圖／路透社

各式kuso「春運神器」凸顯出人們無力改變令人煎熬的春運狀況，返鄉遊子就只能利用這些工具來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適應嚴酷的長途跋涉。 圖／淘寶網；轉角編輯製圖。

▎農民工的鄉愁，是對「家園」的文化幻覺

儘管改革開放至今已將近四十年，但「春運」幾乎仍是「民工流」的代名詞，因爲每年農民工佔大約春運總客流的70%，這個事實幾乎鮮少變化。近年春運有着多方面的轉變，但導致人們鄉愁的原因卻是諸多複雜因素所交織而成。

當年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時間段，正適逢雷根與柴契爾夫人將新自由主義進行全球化的時間段。標榜資本放松管制、商品化、跨境流動、消費主義等元素也紛紛進入中國。當外資大舉進入中國，跨國資本、商品與人員的流動頻率大增的現象產生後，也連帶巨幅地改變了中國的空間佈置與基礎建設。加上中國摸着石子過河地試驗資本主義，先在東南沿海發展經濟，以便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的政策思維導致了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結構性問題——東部沿海地區擁有大量的資金、技術和市場，而中西部地區則出現大量的剩餘勞動力。

大規模的異地就業則導致了動輒數億的人口流動。也就是說，生產力要素配置與城鄉發展的不均衡是導致春運出現的原因之一。

而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也讓常年在大城市的打工者要融入大城市成了件相當困難的事。農民工在大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障、住房制度、子女教育等，都無法與該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要融入大城市常需要達到一定的積分標準，積分的條件常與此人的學歷、專業、高科技等能對該地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因素有關，因此，要成爲城市居民，真正擁有城市戶口的條件，成爲一種新型態的城鄉階級劃分。此外，因爲城市戶籍與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權益和福利密切相關，大城市也常反對戶籍制度的改革。如果像北京、上海那樣的大城市放開戶籍，意味着大幅增加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投入，城市財政難堪重負。

因爲要取得城市戶口有着結構性的困難，所以在在大城市中的農民工，多半仍是農村戶口者。這種表面上可以自由流動，但在身分上卻仍存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差別待遇，使得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設者，無法成爲該地的主人，於是他們只能在兩地間狂奔，不斷建構關於「家園」的文化幻覺。這也反映出，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不是農民工的真正家園。

只要農民工沒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這種鐘擺式回家運動就將永不停息。

2015年一名從福州火車站出發返鄉的農民工，肩上編織袋，裝備十足。 圖／聯合報系圖庫

一趟春運車成動則十幾小時，反映出的未必是交通不便節，而是城鄉未均衡發展導致遷徙人潮過度集中。 圖／路透社

▎緩解「地表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反思中國政府的僵固治理

中國仍在走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的老路，人們普遍認爲鄉村意味着凋零與沒落，城市代表着發展與機會。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調查顯示，約84.5%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92.3%不願再回農村。這意味着政府並沒能將農村發展成孕育人文、歷史、記憶、生態、環保等多元面向的共同體，人們對於在地經濟的發展也缺乏反思，只一味地認爲城市就是該去的地方，農村卻是該離開的地方。而且，政府也將資源更多投入於城市的發展或將農村進一步城市化，這種發展主義的思維將持續鞏固區域發展的不均衡態勢。

綜觀春運的發展歷程，我們除了認知到許多中國人複雜的鄉愁思緒外，也同時見證了中國從計劃經濟時代城鄉二元結構的地理僵固性，轉向改革開放後高度流動的地理遊牧性，而這與中國鑲嵌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及自身體制因應此發展所伴隨的結構性問題，有着高度關聯。

若要減緩「地表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活動」，並非以增加運輸建設作爲根本解決之道。真正牽動人們鄉愁更根本的原因，體現在資本過度集中於大城市的不均衡發展，自由流動的人口但卻仍存在僵固的戶籍制度，欠缺在地經濟的人文素養與過度發展主義的思維等面向上。因此，解決年年難受的春運恐怕更應從這些層面處理。在這意義上，春運，這個世界媒體年年爭相報導的奇觀，正是全球化高度流動的資本主義、僵固的國家治理體制與老舊的發展思維所折射出的現象，這也是當代的中國人所身處的生存狀態。

春運，折射出全球化高度流動的資本主義，以及僵固的國家治理體制與老舊的發展思維。 圖／路透社

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之間以戶籍制度爲基礎的城鄉壁壘，事實上是將城鄉兩部分居民分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這兩種社會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別。此結構反映出以社會化生產爲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農生產爲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並存的經濟結構。這造成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爲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爲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後；城市的人均消費水準遠遠高於農村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