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剩女」時代：中國單身女性的苦衷
配對節目當紅，排排坐高學歷的城市剩女，究竟反映出什麼樣的社會氛圍？ 圖／路透社
《編按：在「光棍村：中國農村『剩男』的哀歌」一文中，作者聊到在流動的農民工文化中，由於女性融入城市的機率比男性大，多半一待下就不想再回農村了；早在計劃生育下性別比例失衡導致女性人口稀少的農村裡，如今更是面臨一堆「剩男」無妻可娶。但城市也有城市的悲歌；城市剩男的問題被外地女性所緩解，但城市剩女的苦衷誰人知...》
明君，溫州人，碩士畢業後在上海某美商公司工作，長相出衆，家境優越。她剛畢業時，仍有許多追求者，但因家境、個性與嗜好的關係，明君並不滿意這些追求者。如今她32歲已經被劃入「剩女」的行列。去年10月她的父母烙下狠話: 「過年要到了，如果你再不帶男朋友回家，就不用回溫州了。我跟妳爸到蘇州去過年，親戚朋友問起你的事，我們可丟不起這個臉。」明君聽了壓力好大，幾乎要患「過年綜合症」，想選擇逃離春節。
爲了給父母一個交代，她來到上海世博公園的「婚戀博覽會（公益萬人相親會）」上。世博公園內300多米長的「尋緣牆」是最熱鬧的地方。尋緣牆前出現不同背景的專版，如「尋找最有愛心的女教師、女護士（醫師）專版」；「邂逅最有人氣的電氣（工程師）、張江（IT）、金橋（外資企業）專版」，還有人氣最旺的「國家公務員專版」、「航空航太專版」等。不少剩男剩女擠在尋緣牆前，拿着小本子忙碌地記錄着自己中意的青年編號。這當中也可看到有許多單身男女是被父母押着過來的。
在相親會上，有些單身男女並沒有出現，反而是他們滿頭白髮的父母來參加。家長們彼此間相互介紹自己的子女。在過程中，許多家長似乎都特別計較學歷、身高、月薪、住房等條件。相親儼然就像個商品市場。
在這場萬人相親會中，很多父母都爲女兒焦慮，納悶爲何適齡的男孩那麼少，只剩較年長的剩男可挑。這也反映了剩女的確成了上海一個有趣現象。若我們進一步瞭解到中國實施計劃生育後造成男多於女的比例，剩男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問題，但又爲何會出現剩女問題呢?
上海世博公園的尋緣牆，有各式尋緣分類，不只吸引單身者，更多時候是滿頭白髮的父母前來來參加。 圖／美聯社
▎ 經濟發展與文化因素下的剩女問題
雖然理論上來上海的流動人口在性別比例上沒有傾向性，但適婚女性心理上傾向於留在大都市的比例卻不低，因此上海本地適婚男性的選擇面便自然而然地變廣了。而且，原本競爭力處於底部的上海本地適婚男性，也由於外來適婚男性的加入而上浮至中間水準，因爲上海本地男性有本地的人脈優勢、住房優勢、與戶籍優勢。上海男的婚姻擠壓問題被外地女性進入城市所緩解。
根據《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中指出，未婚男性（剩男）多集中在農村地區，且分佈在各個年齡；而未婚女性 （剩女）更多集中在城市地區。城市未婚女性比例遠高於農村女性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經濟獨立性較高，因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和職業發展而推遲結婚。對於這樣的研究結論我們似乎不意外，因爲在許多先進國家的大都市也出現許多單身女性。
爲此，單身女性們自主性高，她們在物質和精神上逐漸獨立，對愛情有着更純粹、更理想化的期待。因此，有一種說法是，大多數所謂的剩女標準都太高了，她們是主動選擇剩下，而非被剩下的。若以大城市的上海爲例，女孩嫁人還有地域的區別，也就是外地優秀的女生較願嫁到上海，但上海女生卻很少嫁到外地，如果不願嫁到外地的上海女又要求較高，就很可能成爲剩女。
另外，中國人男尊女卑的文化因素造成剩女的產生。最近中國的人口調查資料表明，在90%以上的家庭裡男方學歷不低於女方。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結構導致許多高學歷女性成爲剩女。很多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想保持單身，是因爲不想放棄個人發展的機會，也不想爲了結婚而勉強配對。因此出現了一種說法：「一流男人找二流女人，二流男人找三流女人，三流男人找四流女人，剩下的就只有一流女人和四流男人。如果你是剩女，你就是一流女人」。按上述這些資訊的邏輯說來，城市剩男的問題被外地女性所緩解，但卻使農村留下過多剩男；但城市剩女卻因男尊女卑的梯度匹配結構而產生。
單身女性們自主性高，她們在物質和精神上逐漸獨立，對愛情有着更純粹、更理想化的期待。因此，有一種說法是，大多數所謂的剩女標準都太高了，她們是主動選擇剩下，而非被剩下的。 圖／歐新社
▎ 剩女作爲「父權制-和諧社會」爲基礎的意識形態建構
這些說法試圖從經濟發展與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貌似有理，但其實城市中還是有不少年紀較長的剩男，這些剩男很多是外地戶籍，沒房沒車，又不願回農村發展，是上述所謂的「四流男人」。而且，城市中的剩女未必都是所謂「一流女人」，也有不少是小資女，生活不算特別富裕，但對於對象有一定程度的講究，不想輕易邁入婚姻。但問題是，爲何在城市中總是剩女被廣泛討論，而非剩男呢?
爲此，美籍社會學家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試圖以拆解「剩女」背後的意識形態來解釋這個問題。她的著作《中國剩女: 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簡體版書名爲《剩女時代》）進行了大量資料蒐集、訪問及追蹤，解釋了爲什麼很多中國女性都因恐懼成爲「剩女」，而匆匆成婚的原因。
她認爲就計劃生育產生了男多於女的人口結構，剩男纔是個問題，剩女根本不是問題，但整個社會輿論卻試圖塑造「剩女」的形象，造成單身女性的恐慌。這其實是官方爲了維穩所進行的意識形態洗腦（即認爲「和諧社會」立基於「家庭」），同時這也與「優生政策」提升國力及維繫既得利益的房地產市場有關。
首先，官方的考量總一貫地認爲「穩定壓倒一切」，因爲中國這個大國自古以來的經驗是，社會上若過多光棍則容易導致社會不穩定，因此需要促成男女成立家庭，緩解因爲男性無法找到配偶而產生的各種混亂。催促高學歷、高收入女性放下身段結婚是解決過多「剩男」可能引發社會動盪的重要方法。
其次，爲了能配合中國國務院2007年所頒佈的「優生政策」，政府希望藉着高學歷女性早婚而早生下健康嬰兒，從而提高人口質素。爲此，媒體強化了30歲以上的女性可能生育不健康寶寶的信息。甚至在她所採訪的女性當中很多人曾被醫生警告，如果等到28或者30歲再要孩子，可能會生出有缺陷的寶寶。
最後，在洪理達筆下，引導女性結婚併購買婚房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國家運動。雖然多數社會都看重婚姻，但其他國家卻不像中國那樣將婚姻與房產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結婚必須先買房」這個觀念是改革開放後才逐步產生的，但這卻是房地產商和國營媒體、婚介行業所聯手強化的社會觀念。他們將買房塑造成組成家庭的要素，形成一種輿論壓力，進而刺激房地產市場的活絡，如此符合了商人的利益及國家經濟成長的要求。
不論是早年推出「計劃生育」還是後期的「優生政策」，對於洪理達來說，促使單身者組成家庭早已上升到國家政策，是「和諧社會」意識形態的貫徹，當與買房市場糾纏一起時，更是一場政府精心設計的國家運動。 圖／路透社
不僅如此，有些大城市出現房產限購令，卻拿單身者開刀。以上海爲例，2012年發佈的單身限購政策，先是禁止上海戶籍單身人士購買第二套住房，接着又禁止非上海籍單身人士購房。這個政策固然想要抑制某些人擁有過多房產，但卻凸顯了政策制定者把「單身」看成是一種非正常生活狀態，需要挑出來單獨來處理，或者說根本就是「歧視」。這個歧視政策或許對上海本地單身者影響較小，但對於有外地戶籍但在上海長期發展的人而言，卻產生更大的結婚壓力。這個政策也凸顯中國荒唐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一方面政府壟斷土地市場，推高房產價格，另一方面又爲討好大衆來打壓房地產市場，實行各種限購政策，但卻不惜爲此損害單身者的利益。
官方介入促成單身人士結婚的做法，其實也可從明君參加的萬人相親大會中得到印證。那場大會是由上海市婦聯、上海市民政局等單位聯合舉辦，並非民間主辦，政府帶頭辦相親活動，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很難看到。不僅如此，就連在國營企業、國立大學中，工黨組織也會爲單身員或教師舉辦聯誼相親活動。促使單身者組成家庭早已上升到國家政策，是「和諧社會」意識形態的貫徹。
爲此，許多官方媒體建構出不友善的剩女形象，以逼使單身女性快快結婚。據新華社的報導，全國婦聯在2007年把「剩女」定義爲27歲以上的單身女性。同年八月，中國教育部又把這個詞加進了官方的詞典裡。自此之後，官方媒體就通過文章、調查報告、漫畫、社論等途徑擴大這個詞的影響，如2010年人民日報有提到，25-27歲之間的女性被稱爲「剩鬥士」、28-30歲之間是「必剩客」、31-35歲之間是「鬥戰剩佛」，而35歲以上的女性則被稱作「齊天大剩」，這些詞已經廣泛在民間傳佈。許多社論更指責受過良好教育的單身女性不結婚是錯誤的心態。
在對單身女性不友善的環境裡，受過良好教育的單身女性不結婚被指責爲錯誤的心態。圖爲2013年廣州一場準新娘「爲愛衝刺」路跑活動； 圖／路透社
洪理達以意識形態建構的批判觀點來分析，顯然不同於經濟發展與文化因素的解釋，但她基於女性主義立場，批判中國這個父權國家之所以對單身女性歧視，其實是在掩蓋剩男問題的嚴重性。在她的觀念裡，剩女是正常現象，但炒作剩女卻是別有用心的陰謀。她並非否認剩女存在的事實，而是反對將「單身女性」污名化。
然而，這種較爲個人主義與女性主義的陰謀論視角，或許能被少數中國的女性主義者所接受，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不喜歡她這種說法。一般人似乎較爲接受這是政府因應男女失衡的人口問題，所實行的「社會治理」，官方不會陰謀地爲了這些利益纔來製造出「剩女」這種說法。然而，人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也是因爲大多數人普遍認爲本來就該結婚，不結婚被定位爲是「剩下的」並不稀奇。但若換作是洪理達，她便會進一步質疑，爲什麼結婚是必要的？爲什麼要用「剩」這個歧視性字眼? 這或許也突顯了中西思維的不同。
當教育率提升與社會不斷變遷的狀況下，更多女性選擇單身在很多國家已是稀鬆平常的事。但明君的父母所給予她的壓力，卻是諸多中國「單身女性」家庭的縮影。這樣的家庭衝突糾纏着計劃生育的失衡後果、更加自主的女性但卻面對穩定壓倒一切以及維繫既得利益者的政府，以及社會仍普遍接受且響應官方對剩女的建構等因素所共同交織出來的。
然而，我們可以進一步反思的是，中國政府似乎鮮少去思考如何將社會調整成更爲良善的兩性互動環境，卻是以歧視女性、加大男人購房壓力的方式來獲取符合政府，但非人民的維穩利益，甚至不惜以懲罰單身來加劇社會衝突。除了少數知識分子與若干女性主義者外，整個社會還很難接受洪理達這種社會批判的反省思維，以及以個人權利爲基礎的女性主義觀點。也因爲這樣的緣故，苦苦找不到對象或許不是城市單身女性主要的苦衷，整個社會對單身者的異樣眼光，以及歧視單身女性的不友善氛圍，想必纔是真正的關鍵。
苦苦找不到對象或許不是城市單身女性主要的苦衷，整個社會對單身者的異樣眼光，以及歧視單身女性的不友善氛圍，想必纔是真正的關鍵。圖爲是上海婚博會。 圖／報系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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