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勢頭強勁，如何持續擴大優勢？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韓利明 上海報道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爲國家戰略五年多來，強勁活躍的增長極功能不斷鞏固提升。生物醫藥作爲我國重點培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在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進程中發揮着重要的促進和引領作用。

在日前召開的長三角生物醫藥創新生態與合作發展論壇上，復旦大學藥學院教授、上海市藥物研發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邵黎明分享數據顯示，2023年長三角GDP佔據全國的24.2%，對一類新藥的貢獻是54.5%。

“長三角在生物醫藥創新方面，在全國起到了引領作用，如何保持優勢甚至擴大優勢，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創新質量。”邵黎明補充，“從2018年開始，我國創新藥出海進行國際臨牀試驗的步伐明顯提速，但是臨牀研發的成功率距離全球平均水平還有差距，提高空間非常大。”

生物醫藥產業屬於新興產業領域，現今我國的生物醫藥產業正發力從仿製爲主向創新引領升級，如何提升前沿研究和源頭性創新能力、加速科研成果轉化、提高回報以期進一步推動研發成爲關鍵。

加速人才培養，探索數字技術和分工協作

長三角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指數顯示，2023年長三角指數爲101.9，產業實力、創新能力、資源要素、國際影響各項指標排名穩居全國第一方陣，貢獻了近29%的醫藥工業營收總額、46%的國內已上市創新藥和海外上市產品，近五年融資總額佔全國比重50%，全球許可交易總額佔全國比重超過70%。

長三角生物醫藥產業集羣的全國競爭優勢可見一斑，這背後離不開城市、產業園區、企業、投資機構等產業主體的支撐。特別是隨着《“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出爐，長三角各地在研發、成果轉化、審評審批、人才引育、保障服務等方面精準施策，紛紛推出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相關政策，提升生物產業集羣競爭力。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復旦大學長三角研究院副院長張暉明在上述會議中表示，“長三角區域在生物醫藥產業有非常好的存量，包括醫藥產業研發投入、專利數等，已經形成一定能力的上下游產業鏈體系。”

未來如何進一步釋放效能？在數字技術應用方面，“浙江新和成在引入數字技術與實戰過程中，成本節約近10%。” 張暉明強調，“AI是數字技術應用的前沿，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對不確定性和成本，如何進一步推動數據庫建設、數據交流和數據交易，甚至是數據挖掘工作，需要下決心。”

此外，在技術開發機制創新方面，“生物醫藥產業門類多，面對不同門類、技術工藝路徑，能否在進一步細分的基礎上形成緊密合作，特別是在創新方面，通過戰略聯盟分攤創新成本，這也涉及聯合專利問題。”在張暉明看來，過去因對分工邊界和權責力界定不清，對通過分工促進生產力發展不夠重視，均需要進一步探索。

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需要藉助於產學研深度融合，特別是產學研協同創新。上海市高校科技發展中心總工程師劉羣彥直言，“事實上我們並不缺科技成果，缺的是懂得科技成果轉化的人才，包括技術經理人、投資經理人、職業經理人及工程師。培養綜合性人才顯得非常重要。國家也啓動了卓工計劃，但卓工計劃如何落實人才培養可能需要持續且漫長的過程。”

“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從2015年以來，涌現出很多案例。總體科技成果轉化的成效顯著。”劉羣彥分享的數據顯示，2023年，上海生物醫藥技術合同數量超過1萬項，金額超過1000億。對比來看，上海技術合同總金額約5000億，生物醫藥佔約1/5，同比增加超100%，遠高於集成電路其他的重點產業。

優化定價及支付策略

新藥研發難度大、週期長、投入多、失敗率高，屬於高難度的創新和高風險的投資。不少業內觀點認爲，對這類高風險投資應當允許有高回報。唯有如此，才能吸引科學家踊躍投入源頭創新，吸引投資者支持生物醫藥的源頭創新。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胡善聯分析，現階段藥品定價基本可分爲三大類。第一類，假定這個藥是過去沒有的，特別在日本沒有參考比較的藥物，可以考慮成本加成的定價；第二類，現在創新藥強調價值定價，考慮在臨牀療效上對患者的價值；第三類是風險定價，根據回款能力及不同醫療組織信用狀況決定風險的定價。

“但不同的藥也有不同的方法。例如現在大量慢性病藥品還是以量定價。”胡善聯補充，“對於有多種適應症的藥品，在第一適應症進入醫保後，後續適應症進入醫保不斷降價的問題，需要考慮續約條例，決定企業到底以大適應症還是小適應症先進醫保，也涉及到策略問題。”

目前我國醫保基本原則是廣覆蓋、低水平、保基本。近年來，在頂層政策的推動下，更多確有需求的創新藥品被及時納入基本醫保報銷目錄。但是，創新藥品高昂的價格對醫保基金的持續穩定運行形成較大挑戰，大量高額創新藥品的納入也會增加醫保基金壓力。

在胡善聯看來，我國創新藥需要依靠安全性、臨牀療效、創新性、經濟性、公平性進行多維度定價，“目前創新藥更適用以結果爲基礎的支付方式，即按療效支付。一方面鼓勵企業加速創新研發，另一方面對患者也有療效的保證，提高患者治療意願。通過市場競爭，在政府價格管制、患者承受程度、醫保基金承受程度上找到恰當的平衡點。”

舉例來看，今年1月，復星凱特方面對外披露，將與國藥控股旗下健康管理和患者綜合服務平臺宸汐健康聯合推出奕凱達中國首款淋巴瘤按療效價值支付計劃。原本120萬元一針的CAR-T療法，符合條件的患者在使用奕凱達治療後，若未能達到完全緩解（CR），將獲得最高60萬元的返還。該計劃是中國首個按療效價值支付的淋巴瘤藥品的創新支付模式，奕凱達也成爲中國首款按療效價值支付的生物創新藥。

政策端也在發力。今年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3－2027年）》（以下簡稱《方案》），提出23條改革舉措，其中包括依照有關規定允許生物醫藥新產品參照國際同類藥品定價。

“我國創新藥物定價較低，一定程度上影響創新藥收入和藥企再投入。如果在定價上能更遵循市場規律，將對浦東乃至我國的創新藥發展具有很大的激勵和推動作用。”彼時有業內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從某種意義上看，高定價對引進高質量外資的作用也非常明顯。

事實上，爲尋求更大的回報和市場，國際化發展已是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必經之路。中國生物醫藥產業鏈創新轉化聯合體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鄭曉南強調，“國際化涉及國際化人才、渠道、模式及產品，是一個系統工程。其中對於國際化產品，面對FDA的嚴格審批，我國創新藥研發應儘早佈局擴大適應症、國際多中心臨牀、海外授權交易等環節策略，同時充分利用中國的臨牀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