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應該也可能比肩貨幣政策

央行今日進行1000億元一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中標利率爲2.5%，前值爲2.5%。同花順iFinD數據顯示，本週有1030億元一年期MLF到期。更重要的是，前不久央行宣佈將直接下場增加買賣國債（基本上全天候）。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對央行購買國債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其對貨幣政策工具箱的充實、對流動性的調節以及對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作用上。他認爲： 央行在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是對貨幣政策工具箱的進一步充實。央行買賣國債作爲調節流動性的常規貨幣政策工具，與海外經濟體央行的量化寬鬆（QE）、現代貨幣理論（MMT）等政策安排和邏輯不同；央行在二級市場購買國債是一種流動性管理方式，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向市場提供短期資金，從而實現貨幣政策的目標； 雙向的國債買賣操作，即有賣有買，是央行買賣國債與一些發達經濟體QE操作的不同之處，而有收有放的流動性管理更加符合對衝政府債券發行高峰對流動性產生的擾動，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央行買賣國債體現了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一方面能補充央行調控流動性投放以及收益率曲線的方式，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協同作用。

近期，央行多次表態關注長期國債收益率，並指出其是反映長期經濟增長和通脹的預期的重要指標。例如，近期發行的50年期超長期特別國債的票面利率低於此前發行的30年期特別國債的票面利率，這反映了市場供需、宏觀經濟狀況和投資者偏好等因素對曲線形態的影響。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中廣泛使用國債、地方債作爲質押品，並配合財政部開展國債做市支持操作等，這進一步體現了央行在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實踐。綜上所述，溫彬認爲央行購買國債是對貨幣政策工具箱的充實，有助於調節流動性和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同時也體現了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這一操作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具有重要意義，能夠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支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調控經濟時各有側重，但二者又密切相關、相互影響。在實踐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相互協調、相互配合，以形成合力，共同推動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在一季度記者會上，財政部副部長廖岷指出：從今年1-2月情況看，（財政）收入同比下降主要受到兩項特殊因素的擾動。一方面，基數被擡高，比如2022年製造業中小微企業部分緩稅在2023年前幾個月得以入庫，擡高了2023年的收入基數。另一方面是去年年中出臺的減稅政策對今年的減收影響。比如，2023年8月開始實施了減半徵收證券交易印花稅，這就會使今年前8個月執行的低稅率對應去年同期相對較高的稅率。

從各方面的評估上看，減稅和補貼，特別是公共支出的必要擴張，似乎不能立竿見影；但考慮到疫後企業修復其資產負債表，可以堅信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將會逐漸顯現，特別是要反覆提醒財政部門——克服“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歷來不高”的過時假設，發揮政府作爲“最後借款人”和“必要財政赤字”的責任擔當，努力扭轉企業“不求利潤最大化但求債務最小化”的 “消極求存”的趨勢；如有必要可以成立“政府特別委員會”同時適當吸收第三方中介機構針對如何實施 “公共支出的必要擴張”進行論證，不失時機的進行“亡羊補牢”，如果擔心“發放消費券”可能無的放矢，至少可以探討適當減少“水泥+砂石”類的公共基礎設施的財政支出，轉而增加提高醫療教育及養老住房等財政支持力度，間接釋放消費潛力；可以參考辜朝明先生（見文《宏觀經濟方法論》）給西班牙政府的建議，爲方便或鼓勵海外至本地的旅遊消費，甚至可以舉辦公共外語培訓項目，軟硬兼施，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可能花錢少，見效快。辜先生甚至認爲，雖然選擇公共支出項目的難度較大，但在經濟衰退期間，對標可以容易得多，可以將項目收益率設定爲“高於政府債券收益”，特別是針對我國政府債券收益迭創新低的情況，選項難度可以大幅降低，真正的難度是“刀口向內”——精簡行政機構，或大幅削減行政費用。

在這裡沒人將“公共支出的必要擴張”，與多年前的“大水漫灌”相提並論，時空差別已經巨大，完全不具可比性。

（完）

參考資料（請直接進入本站平臺搜索標題名，否則大概率是“404”，據稱此番目的是限定專業人士）：

宏觀經濟學方法論（本專欄7月9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