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非虛構是一輪初升的太陽
從作家的身份中短暫抽身出來，畢飛宇還是研究者和閱讀者。過去這一年，他閱讀古書，閱讀經典小說，也閱讀這個時代最新鮮的文字。
✎作者 | 蘇煒
“過去的一年對我來說是簡單的，我畢竟擺脫了《歡迎來到人間》。”
2023年，畢飛宇出版了最新的長篇小說《歡迎來到人間》，與上一本聚焦盲人羣體的《推拿》時隔十五年。《歡迎來到人間》更像一次透徹有力的心理洞察試驗。
圍繞腎移植科醫生傅睿，小說對捆束在他身上的種種關係進行拆解，從而透視當代人的精神困境。這是一本與“當代”息息相關的小說，“傅睿”們的故事與書外的現實平行前進。這樣的寫作也註定是艱辛的。“寫得很煎熬，就想擺脫它。現在回過頭看，是煎熬，但人生的樂趣也在這兒。”在一次採訪中，畢飛宇如是說。
《歡迎來到人間》
畢飛宇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7
評論家說畢飛宇是“一個刀光閃閃的傢伙”，可以“把一團亂麻清晰地講述出來，精確流暢”，這樣的評價恰如其分。
在小說裡，後背的癢與傅睿如影隨形，儘管那裡沒有病竈、沒有傷疤，但癢還是與日俱增，那是心理頑疾的外化，亦是當代生活困境的外化——搔癢過後，依舊酸楚，這是作家對當下的你我的剖析和憐憫。
從《青衣》到《平原》，從《玉米》到《推拿》，他每次選擇的切口並不大，但總能直抵生活與人心的腹地——舞臺上飄動的水袖撩撥慾望，平原上鼓盪的風吹散青春躁動， 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命運鑲嵌在時代的疼痛裡，推拿店裡的人的來和走，要在黑暗中活個明白。畢飛宇的寫作是凝練的、精準的、冷靜的，場景和個體不斷變換，來自現實的穿透力綿長。
（圖/《推拿》）
當然，畢飛宇的寫作也在變化，他將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歸於現實本身的變化：對於《玉米》所處的時代，書寫時“着力最多的是疼痛”，而來到《推拿》的時代，他的“內心就柔和得多”，書寫的過程，也是“呈現”時代的過程。來到《歡迎來到人間》描述的當下，冷靜和悲憫再度浮現。
從作家的身份中短暫抽身出來，畢飛宇還是研究者和閱讀者。過去這一年，他閱讀古書，閱讀經典小說，也閱讀這個時代最新鮮的文字。在《新週刊》2023年度刀鋒圖書獎揭曉之際，作爲推委會主席的畢飛宇，圍繞書寫和閱讀，圍繞現實與時代，與我們進行了一場對話。
“我的寫作始終沒有終止，
始終處在發展的狀態，
它在走向闊大”
《新週刊》 ：《 玉米》中的三篇，《玉米》《玉秀》《玉秧》，還有《青衣》，你早期的這些作品都與女性有關。來到當下這個女性意識、女性書寫都格外蓬勃的年代，你怎麼看自己所寫的女性，以及寫作女性的方法？
畢飛宇 ：我理解的女性寫作和我的書寫女性是有區別的，這個我必須要誠實。
我寫《青衣》和《玉米》的時候，考慮得比較多的，依然是人物形象而不是女性形象，這就是區別。在我看來，女性寫作必須是自覺的、充分考慮女性立場的，我當時並不是這樣。
我記得很清楚，我寫《青衣》的立足點是20世紀末，而《玉米》的立足點也是20世紀70年代。不能因爲這些小說受到了歡迎，我就必須修正我的說法。我說過，寫這些作品着力最多的是疼痛，這一來幾乎就不用選擇了，選擇女性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女性所承受的疼痛遠遠大於男性，無論是從民族性、歷史性還是生理性去考察，這個結論都是成立的。
如果一定要把這兩者聯繫起來，那麼我想說，女性題材，或者說有關女性的話題，它在本質上是一個人道主義問題，是必然會在藝術史上有所呈現的。
（圖/《青衣》）
《新週刊》 ：在《 玉米》《青衣》這些作品裡，人物面對的命運往往是殘酷的，人物的情感往往也是尖銳的、逼仄的，權力和性也被不斷工具化。 圍繞這些作品，有過讚譽，也有過爭議，你一直以來怎麼處理外部評價？ 它們會影響到你的寫作嗎？
畢飛宇 ：對《青衣》和《玉米》主要還是讚譽，爭議並不多。最大的原因可能還是我當時比較年輕，畢竟也就三十五六歲。
我想說，外部的評價對我是有影響的。 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在私下，我們有 深入的討論，這些討論的學術性相當高，也有很尖銳的批評，激烈的爭論自然不可避免。 這些對我怎麼可能沒有影響呢？
我個人的性格偏於開放，我的寫作也相對開放，我喜歡這樣的狀態，開放會讓我深入，不停地深入，尤其在認知能力方面。我最爲滿意的一件事就在這裡——我的寫作始終沒有終止，始終處在發展的狀態，它在走向闊大。當然，我一直沒有停止閱讀，這個也很重要。
（圖/《青衣》）
《新週刊》 ：你表達過，爲了讓玉秀活下來，花去很多時間。對於筆下這些人物，你會像很多作家描述的那樣懷有特別的情感，還是相對比較抽離？
畢飛宇 ：關於一個作家和他筆下的人物的關係，我想這樣說，在情緒上，我不能做太多的糾纏，我是抽離的，我努力去抽離。儘管我們有時候會誇大寫作的快樂，但是某些特殊的情緒對作者來說也很折磨，在寫作的過程中，爲了保證作品內在的統一性，你只能沉浸其中，這並不輕鬆。作家並不特殊，誰也不是機器，他需要心理建設，他需要抽離一些東西。過於沉湎於內心的悲劇，對作家的傷害會很大。走進小說是一個作家的美學問題，走出來則是一個哲學問題。
“ ‘客觀世界’開始隱匿，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繭房’裡
發明了自己的‘真’”
《新週刊》 ：從閱 讀觀感上來看，到《推拿》之後，你筆下人物的命運，似乎更加平和了。無論是都紅對於盲人身份的糾結，還 是小孔爲了 愛情 “背叛”家庭，這些矛盾相比於蘇北鄉下的“玉米三姐妹”來說，都遠沒有那麼酷烈了，更多的時候變成了普通人之間的矛盾糾結。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它來自哪裡？
畢飛宇 ：《推拿 》和《玉米》是性質不同的東西，也可以說，是性質不同的寫作。
《玉米》屬於反思 小說，也可以說是歷史小說，它的使命是對歷史的銘記。 《玉米》是反對遺忘的作品，簡單地說，我們再也不能回到那個殘酷的時代了，不是《玉米》殘酷，是《玉米》所呈現的那個時代殘酷，即使它已經來到尾聲了。
《推拿》則完全不同，它的着重點是命運，一羣特殊的人的命運。 實際上，寫《玉米》和寫《推拿》的作者是同一個人，他沒變，唯一的變化是人物所處的時代不同。 我對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態度，我對《推拿》的時代是歡迎的，我的內心就柔和得多，我就是呈現。 它不涉及對抗，不涉及批判，不涉及控訴，也不涉及憤怒和毫不留情的嘲弄。
（圖/《推拿》）
《新週刊》 ：你 談到時代變 化投射在作品裡，事實上作家也確實與時代息息相關。那麼既作爲作家，又作爲研究者，能否描述一下你眼中今天的 “寫作時代”“閱讀時代”，它們的特質是怎樣的？
畢飛宇 ：我認可你這個說法，作家不只是一個感受器和表達者，他也是研究者。不過，對眼下的 “寫作時代”和“閱讀時代”，我的看法不一定準確，也許大部分人不會同意我的看法——對於讀和寫來說，這個時代是失真的。我們一直以爲“客觀世界”是真實的，有可能出現偏差的是我們的認知，但是，科技和過快的生活節奏改變了這一切，大量的“作者”和海量的資訊也改變了這一切。在“真”變得遙不可及的同時，我們對“真”的態度也變了，“客觀世界”開始隱匿，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繭房”裡發明了自己的“真”。
（圖/《天才捕手》）
你發現了嗎 ？ 我們突然變得極其固執，拋棄了商量的餘地，因爲這個世界的 “真”被切割了。 關乎真相的世界是一頭大象，我們親手肢解了它，把它分解成了大腿、耳朵和牙齒，然後睜大了眼睛去盲人摸象，每個人都得到了自己的柱子、扇子和長矛，但這樣分散又個體的理解，與“真”相去甚遠。
《新週刊》 ：屬於寫作者的時代也在變化，比如在你那一代的作者中，寫作主題的公共性、深刻性是很普遍的，而今天的不少作品，都更加個體化了。 你怎麼理解更年輕的一批寫作者和他們的時代？
畢飛宇 ：這個問題和上一個問題是連帶的，我認爲我們的寫作在 “現實性”這個問題上 ，將會越來越難，因爲現實越來越模糊，而求真的衝動也越來越低能，這兩者合在一起，也許會讓我們的文學出現相當長的“垃圾時間”。這個時間到底會有多長？我不知道，但是我確信，文學的“垃圾時間”開始了。
“我的寫作一直比較緩慢，
這完全是一個信念問題，我信任慢”
《新週刊》 ：你目前閱讀和寫作的節奏大概是怎樣的？你近期的閱讀趣味是什麼？
畢飛宇 ：我的寫作一直是一個節奏，比較緩慢。倒不是我手腳慢，恰恰相反，我是那種動作敏捷的人。之所以慢，這完全是一個信念問題，我信任慢。對一個作家來說，快是毫無意義的。我又不是魔術師，我沒有需要掩藏的機關，要那麼快乾嗎呢？
說起閱讀，這幾年的變化有些大，我開始讀古籍和文言了，當然，很慢，很吃力。 我之所以 開始讀古籍不是爲了求知，作爲一個進入老年的中國人，我和大多數老去的中國人一樣，感到自己關於道、儒、法不是知道得太少，而是太多了。 它們就是我們的生活，哪裡還需要學？ 可是，我還是決定好好地捋一遍，我是想對我們這 個民族的文化形成，瞭解得更清晰一些。
（圖/《天才捕手》）
《新週刊》 ：你在《小說課》裡援引了非常多例子，有世界性的作家，也有本土的作品。 你在小說寫作上的 “師承”是怎樣的？ 很多中國作家都面臨現代的、世界性的、思辨的，和古典的、寫意的、留白的兩種力量的拉扯。 這種拉扯在你的創作經歷和創作觀上有體現嗎？
畢飛宇 ：我其實說不上師承，我的童年是在特殊年代度過的，外國的東西讀不到，本土的歷史也讀不到，談何師承呢？
等我讀大學的時候，西方現代主義進來了，那就是它了，沒有選擇。 但是我要說，那時候的我們其實是讀不懂現代主義的，一個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人，怎麼可能理解現代主義呢？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大學讀得稀裡糊塗，但是，思路打開了，大的框架有了，這個很重要。
我常說，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所謂“改革開放”就是重新做人，很刺激的。 我們不是不尊重傳統，而是在否定傳統的環境中長大，對於傳統的底子很薄。 我現在開始讀古籍，也不是想尋找什麼，我就是站在這裡看看，就是《詩經·黍離》裡的那個人：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
（圖/《天才捕手》）
現在的年輕作家接受的教育比我們要系統得多，這是一個好事情，但我不認爲我們還可以出現筆記體小說家，那不是讀幾本古籍就可以的，那需要與之相匹配的生活。 所謂的筆記體小說家，能有一個汪曾祺就足夠了。
《新週刊》 ：最後的問題，回到我們這次獎項本身。 在過去的這一年，寫作和閱讀帶給你什麼？ 對於本次的獲獎者以及更多寫作者，你有什麼樣的印象和判斷？
畢飛宇 ：過去的 一年對我來說是簡單的，我畢竟擺脫了《歡迎來到人間》，這就使我可以把整塊的時間用在閱讀上，包括這一次閱讀刀鋒圖書獎的作品。
我首先要對俞冰夏女士表示祝賀，不是祝賀她得獎，而是祝賀她用那麼長的 間終於翻譯完《無盡的玩笑》，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獎項她當之無愧。
也許我還要特別祝賀一下張定浩先生，他是一位成就顯著的批評家，可他同時也是一位隱秘的詩人，我很難說他的批評和他的詩歌，哪一樣成就更高。
我們不該遺忘的還有易小荷，她的《鹽鎮》毫無疑問是2023年中國文學的重要成就，我們需要非虛構，這個時代需要非虛構。我聽說易小荷打算改行了，她也想去虛構了，那個着什麼急呢？非虛構是需要精力的，需要體能，需要腿腳，虛構着什麼急呢？我特別想說，文學的內部似乎也有歧視鏈的，總覺得虛構比非虛構要高級一點，我不這樣認爲。我覺得我們的虛構已經產能過剩了，而非虛構纔是一輪初升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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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蘇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