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文化輯錄】“北疆文化”的重要內涵與時代價值

“北疆文化”的重要內涵與時代價值

朱尖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爲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中華文化是由中華大地各地域、各民族文化共同組成的，中華文化和各地域、各民族文化是整體與局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係，二者相輔相成。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總結中國經驗並將其提升爲中國理論、實現精神自主，就要對中華大地不同區域文化做好總結和闡釋，使其成爲各區域人民最鮮明的精神標識，進而激勵各族幹部羣衆心手相牽、團結奮進，共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北疆文化”作爲地域性文化的一種，是自古以來北疆區域內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屬於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北疆地域遼闊，文化類型多樣、內容豐富、特點鮮明，共同造就了北疆文化深厚的內涵。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對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北疆文化”涵蓋多方面內容

北疆是以內蒙古自治區爲核心的我國北部邊疆廣大區域的簡稱。從文化的角度看，北疆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概念。從古至今，按照生產生活方式，“北疆文化”至少涵蓋草原文化、農耕文化、漁獵文化、生態文化、工業文化、蒙古馬精神、“三北精神”等內容；按照地域特色，“北疆文化”還包括大漠文化、長城文化、河套文化、西遼河文化、邊塞文化、綠洲文化等文化類型。

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北疆地理環境以草原、戈壁、沙漠爲主，由於氣候乾旱和降水較少等原因，湖泊河流相對較少，這一自然條件決定了北疆具有遼闊的草原，這是草原文化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北疆形成了衆多的遊牧民族和政權，包括匈奴、鮮卑、烏桓、柔然、回鶻、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他們或建立局部統一政權，或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統王朝。北疆民族政權與中原政權不斷地交往交流交融，成爲推動中國歷史不斷演進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北疆各民族在東西交流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總體來看，草原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結合體，在南北互動和東西交流的作用下，草原文化兼具農耕文化和西域文化特色。

農耕文化。在“北疆文化”中，農耕文化是草原文化之外的另一重要文化類型，有着深厚的歷史積澱。在舊石器時代，薩拉烏蘇遺址“河套人”古人類化石的發現，表明距今15萬至7.5萬年之間，生活在河套地區的古人類就創造了自己的文明。新石器時代，距今約8000年的興隆窪遺址發現了粟和黍的碳化標本，表明西遼河流域的敖漢地區是中國古代旱作農業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隨着時間的推移，河套地區和西遼河流域農耕文明不斷繁榮，最終成爲多元文化的聚集地。長期以來，河套地區從最早的“河南地”“新秦中”，到今日的“塞上江南”“塞外糧倉”“黃河百害，唯富一套”，農耕文化、黃河文化、草原文化、邊塞文化在河套地區聚集、融合、積澱、傳承，創造了燦爛的河套文化。在西遼河流域，由於農作物的栽培，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先民食物資源極大豐富，人口得以快速增長，社會分工和等級制度不斷明確。距今5300至5000年，西遼河流域進入初級文明社會，紅山文化被稱爲中華文明的第一縷曙光。數千年來，在西遼河流域一直生活和繁衍着衆多民族，各民族共同開發了西遼河，創造了燦爛的地域文明；藉助遼西走廊互動交流，逐步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成爲推動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重要力量。

漁獵文化。北疆地區分佈着一定數量的山地、湖泊與河流，這些地理環境造就了漁獵文化的形成。考古學表明，距今9500年至2300年，西遼河流域出現了較爲明顯的漁獵文明。在這一區域的主要文化遺址中，小河西文化、興隆窪文化和富河文化以漁獵採集爲主；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前期主要爲漁獵採集，後期原始農業比重增加；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則是農業與漁獵混合經濟；夏家店上層文化則出現了畜牧、農業和漁獵三種經濟類型。作爲農耕與遊牧的補充，北疆地區的漁獵文化源遠流長。

蒙古馬精神與“三北精神”。蒙古馬精神與“三北精神”是“北疆文化”的兩個典型文化符號。從古至今，在艱苦的自然環境中，蒙古馬以堅韌不拔的毅力，穿越沙漠戈壁，馳騁在廣袤的北疆大地上，“吃苦耐勞、一往無前，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是蒙古馬精神的突出表現。在深化改革和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倡導與弘揚蒙古馬精神，對於激勵內蒙古各族幹部羣衆艱苦創業、開拓進取，推動各項事業全面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1978年，爲了徹底改善北疆生態環境，黨中央擘畫了一個跨世紀的宏大工程——“三北”工程。“三北”工程，事關我國生態安全、事關強國建設和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和北疆各族幹部羣衆的努力下，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治理，有效遏制了風沙蔓延態勢，控制了水土流失局面，構築了農業生態屏障，提升了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對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糧食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持續推進“三北”工程建設作出重要指示，“三北”工程建設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防沙治沙工作具有長期性、艱鉅性、反覆性和不確定性等特點，三北大地“由黃轉綠”的背後，凝結着“艱苦奮鬥、無私奉獻、鍥而不捨、久久爲功”的“三北精神”。蒙古馬精神與“三北精神”作爲北疆鮮明的文化符號，已融入北疆各族人民的血脈，成爲他們守望相助、開拓進取的重要精神源泉，也成爲了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北疆文化”的時代價值

在新時代打造並弘揚“北疆文化”品牌，對於北疆地區各族人民堅定文化自信、增進思想共識、凝聚民族力量、強化責任擔當、激發創業熱情具有重要意義。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文化自信是激發中華民族創造力、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的基本保證，是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的動力源，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化永續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族文化交相輝映，中華文化歷久彌新，這是今天我們強大文化自信的根源。內蒙古大地上多彩紛呈的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打造“北疆文化”這一具有內蒙古特質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凝練重要文化標識，目的就是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讓北疆地區各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在新時代綻放新光彩。同時，通過推進“北疆文化”建設，可以讓北疆地區各族人民堅定文化自信、增進思想共識，進而激發更爲強勁的凝聚力、號召力和創造力，激勵各族幹部羣衆心手相牽、守望相助、團結奮進，講好北疆故事、建設美麗家園，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展現責任擔當。

“北疆文化”是典型的多民族融合文化。早在距今5300年至50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出土陶器上便出現了“龍與花”一體的彩陶裝飾，可以看作是以龍和華（花）爲象徵的兩個不同文化傳統共同體的結合，這是紅山文化中期遺存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發生碰撞後的結果，充分表明了“北疆文化”的融合性。距今4000年至3500年夏家店下層文化出土的陶器，與二里頭遺址的同類器物類似，也表明該文化與夏朝之間具有非同一般的禮儀往來。到了晚商至春秋中期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出土的青銅禮器，更是受中原禮制影響強烈。秦漢以來，北疆地區文化融合路徑更爲清晰，一方面北方遊牧民族政權多次實現對北疆的統一，另一方面南北互動更爲頻繁。以河套地區爲例，作爲農耕與遊牧文化的交匯地帶，從春秋戰國到明清，河套地區經歷了數次從遊牧到農耕、農耕到遊牧、再到農牧並存的轉換，這一過程中多元文化不斷深度融合、昇華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河套地區成爲了“塞上江南”“塞外糧倉”。可以說，河套文化集中反映了“北疆文化”的多元融合特徵。“北疆文化”的融合特徵，是北疆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中體現，爲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歷史依據。

“北疆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互補和共生，爲闡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性提供了依據，對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意義。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草原文明的形成，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互補性，各族人民根據社會生產生活的需要不斷加強交往交流交融，這種互補性不斷演進，伴隨着大一統王朝的建立和發展，最終達到了共生狀態。夏、商、週三代以來至清代，中國曆代王朝銜接有序，其中北疆民族政權扮演了重要角色。遼、金、元時期，以爭奪中華正統而實現國家一統的“合九州居正統”思想是各政權政治實踐的取向，也是元朝實行多元文化政策和疆域面積空前廣闊的主要因由。清朝在塑造“天下臣民”、整合中華文化的基礎上，通過不斷豐富發展“大一統”思想，從實踐層面將中華大地的“大一統”推向了頂峰。在這一過程中，北疆民族政權不斷認同中原文化，消除華夷之間界限，實現各民族之間的大融合。總體來看，北疆民族政權無論是實現局部統一，還是實現整體統一，無不將“正統”和“大一統”作爲其政治追求，這也就決定了中國曆代政權的銜接有序和一脈相承。可以說，北疆政權的建構爲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北疆政權對“正統”的認同和對“大一統”的追求，則是中華文明統一性的突出表現。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離不開對“北疆文化”內涵的深刻把握，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正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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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來源：北疆文化輯錄

綜合編輯：王娜

初審：王娜

複審：索鋼

終審：魏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