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昭和的歷史遺產:告別半藤一利「日本最長的一日」

以《日本最長的一日》著名的歷史作家半藤一利,在2021年告別人間。這位昭和世代的歷史作家,留給後人什麼樣的精神遺產?圖爲《日本最長的一日》1967年電影版劇照。 圖/《日本最長的一日》1967年版

在撐過帶走無數名人的2020之後,日本作家半藤一利還是在2021的年初去世了。

這位以《日本最長的一日》著名的歷史作家,跟好友司馬遼太郎一樣常以日本的謎樣年代「 昭和時期」爲探討主題。唯一不同的是,讓司馬揚名立萬的是明治、戰國、幕末等時期的作品,司馬其實從來未曾以昭和作爲寫作主題過。但是半藤則是以昭和爲主要研究重點,並且還替亡友司馬完成遺願,寫出了《諾門罕之夏》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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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門罕是蒙古與滿洲國的交界地帶,滿洲國建國之後在這個地帶一直有國境之爭,最後衝突發展成兩國背後的大哥蘇聯和日本出來對決。這場戰役雖然以日本死傷兩萬人、蘇聯軍死傷兩萬五千人的日本優勢帳面數字結束,但就戰略意義上來說算是日本方面的大失敗,在這場戰役中日本軍幾乎損失了兩個師團。而且如果借司馬遼太郎的話來說,日俄戰爭創下戰勝俄羅斯帝國奇蹟的大日本帝國陸軍,在諾門罕事件時裝備已經落伍到「元龜天正」——織田信長時代年號的水準——在這場戰役裡,就已經明顯表露出了日本想以精神力戰勝物資劣勢的「精神勝利法」體質了。

圖/《日本最長的一日》、《諾門罕之夏》

明治時代的浮世繪師楊斎延一,繪製的日俄戰爭題材。 圖/名古屋波士頓美術館

圖爲諾門罕戰役中的日軍。在這場戰役裡,就已經明顯表露出了日本想以精神力戰勝物資劣勢的「精神勝利法」體質了。 圖/維基共享

其實遠從日俄戰爭時代——不,應該說是幕末時代開始,日本就培養出了強烈的精神勝利法傾向。而這也是半藤和司馬兩位作家對自己最愛的日本民族最感冒的一點。江戶時代以來的餘恨,讓長州薩摩爲者的反德川勢力連冒牌的「錦之御旗」(代表天皇軍隊的「官軍」象徵)都端出來,硬是打敗了人數和裝備都佔優勢的幕府軍。而後日本在辛苦經營的明治時代勉強站上了列強地位後,再次在中國東北和滿蒙問題上進入了「父祖流血爭來之地不可放棄」的精神論狀況,而打了無謀的太平洋戰爭,然後差點亡國。

在日本常以左、右,或是「進步」與「保守」來區分文人論客們的基本政治立場。在日本戰敗之後,由於GHQ進行了「公職追放」這個排除戰前協助當局進行戰爭各界人士的措施,讓日本政界開始年輕化,但同時在學界、媒體界、言論界也出現了由左派人士替補上追放後空缺的現象。當時這些世代交替的年輕勢力,多出生於昭和一至十年(1926年至1935年),也就是所謂的「昭和一桁」世代。在經過全體主義洗腦和慘痛戰爭經驗後,昭和一桁多傾向於進步主義。只是所謂進步主義,就是當時盛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也是爲什麼「進步的文化人」後來在日本會變成損人用語的原因之一。這些當時進入各界的人士後來成爲日本的當權世代,也是媒體、學界被指摘多有過去親蘇、現在親中人士的原因。

半藤一利和司馬遼太郎就是昭和一桁俱樂部的代表人物。因爲過去差點喪命的體驗,讓他們同樣厭惡戰爭,不過半藤和司馬較難以典型的左、右來判斷其思想體系。半藤在聽到安倍晉三「取回日本光輝」的演講時,第一個反應是「渾身不對勁的不舒服」,感覺像是聽到戰前自爽自嗨的「大本營發表」重現。但是同樣讓半藤覺得是右傾思想再臨的安倍,卻常常推崇司馬遼太郎「一個極爲弱小的國家,正準備迎接她的開化期」的阪上之雲明治精神。半藤和司馬的交情很好,但是這兩位國民作家卻在同樣的思考基礎上,選擇了完全不同的寫作路線。

日本打了無謀的太平洋戰爭,然後差點亡國。圖爲1945年東京大空襲,滿目瘡痍的東京街頭。 圖/維基共享

圖/《文藝春秋》紀念特別刊

被司馬視爲日本歷史中「鬼胎」的昭和期,對他來說是個不堪回首而且一無可取的時代,所以寫鎌倉、寫戰國、寫江戶也寫明治的司馬,沒有任何作品是以昭和期爲舞臺的。在散文和評論中常常檢視昭和期的司馬,也曾經想以前述的諾門汗事件爲主題寫作,卻在收集史料的過程中越來越沒有提筆的意願,最後只好放棄。《諾門汗之夏》就是半藤爲了繼承故友遺志而寫出的作品。不同於司馬,一樣深受「昭和之害」的半藤選擇的是直球對決,所以除了《昭和史》、《賊軍的昭和史》之外,半藤的代表著作就是描寫昭和天皇決意無條件投降過程的《日本最長的一日》。

明治到終戰間的大日本帝國,是在天皇出席的「御前會議」上決定重大國策的。但是因爲日本天皇家重視「和」的傳統,所以天皇有太多政治主張和抱負其實並不被認爲是件好事;像是曾經發動倒幕運動的後醍醐天皇就是個好例。後醍醐雖然在劣勢下,因爲武士們對於當時幕府執權北條家的不滿而成功消滅了鎌倉幕府,卻也因爲自己強勢的政治主張,而和武士棟樑足利尊氏從友好弄到翻臉,造成了日後「一天兩帝」、天皇家一分爲二進而讓整個日本陷入長期戰亂的南北朝時代。

武士專政而架空天皇家和貴族700年之後,帝國主義的風潮讓維新後的明治日本覺得君權專制纔是成爲列強的唯一解,於是政府開始打造「如歐洲般的天皇」,穿着西式軍服閱兵、營造「天皇親政」的新日本。但是近千年以來的天皇家傳統,讓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其實在御前會議上都不太發言,幾乎都只擔任認證御前會議上重臣們作出決議的橡皮圖章角色。但是在決定對美宣戰的御前會議上,昭和天皇引用了明治天皇的和歌,暗示希望能夠儘量避免開戰:

「四海之內皆兄弟,緣何風浪亂人間」

(よもの海 みなはらからと思ふ世に など波風のたちさわぐらむ)

然後還是開戰了。

「四海之內皆兄弟,緣何風浪亂人間?」2015年電影版中的御前會議,正中央者爲本木雅弘飾演的昭和天皇。 圖/《日本最長的一日》電影2015版

《日本最長的一日》改編電影海報,左爲1967年版、右爲2015年版。 圖/《日本最長的一日》

太平洋戰爭過程中的御前會議,昭和天皇仍然保持天皇家一貫的沉默。但是在決定是否接受〈波茲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兩次御前會議,昭和天皇卻打破了沉默,堅持決定無條件投降。連最高元首的天皇都決定要投降了,但是二戰時期的精神勝利法軍部卻仍然有人覺得要決戰到底,發動政變想要用軍隊佔領皇居、並且搶走天皇決定投降的「玉音放送」錄音黑膠片來阻止日本投降,這就是《日本最長的一日》描寫的「宮城事件」。

半藤一利和司馬所憎恨的,就是這個把天皇捧得高高嘴必稱神國皇軍,然後天皇真的要投降的時候卻「起呸面」,想要搶走證據不認帳的莫名其妙昭和日本。半藤選擇了面對自己最討厭的年代,而司馬選擇了把理想和愛投射到日本的其他年代。明治日本之後的〈天皇主權說〉讓天皇成爲軍隊統帥,但700年以來天皇家作爲象徵領袖的傳統,讓天皇的統帥權成爲一種軍部得以拿着雞毛當令箭、用來控制國家清除異己的恐怖力量。

麥克阿瑟的GHQ在戰後保留天皇制度,司馬認爲是軍部擅權的統帥權失去力量來源後,讓天皇家回覆過去虛位傳統的正確決定。而半藤認爲,昭和天皇最後強烈主張投降的難得意志展現值得稱許,但其實作爲一國之君,仍然必須承擔過去因爲「國體」而讓幕僚機構與天皇間有所隔絕,天皇無法正確做出決斷而讓國家政策實質由大臣及軍部擅自主張,最後再用「頭已經洗下去」的方式讓天皇追認這種政策決定方式的責任。也因爲這樣,半藤一直主張:必須維護戰力不保持主義的憲法第九條,

因爲半藤和司馬,已經受過太多國家機器暴走不受控的苦頭了。

天皇「玉音放送」,宣告接受無條件投降。 圖/《日本最長的一日》2015年電影版

1945年8月15日,日本民衆下跪聆聽天皇的「玉音放送」。 圖/維基共享

1945年9月2日,於東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上,日本簽署「降伏文書」。 圖/維基共享

若要嚴格解釋憲法第九條,那連現存的自衛隊都是違憲的存在。也因此日本的左派基本教義羣衆,還真的會diss保家衛國爲日本國民服務的自衛隊,早些年連「殺人者的集團」這種鳥話都講得出來。雖然這些話是出自「熱愛和平的心」,但是這種與現實乖離、認爲理論重於實際的理想論者,其實和戰前的國體論者、統帥權擁護者只是政治傾向不同但思考模式如出一轍。

半藤另一個著名的主張就是「40年週期論」,也就是日本會以40年爲一個循環反覆興衰——明治的40年由無到有、打敗俄羅斯成爲列強,之後40年走向軍國最後敗戰收場;戰後40年由斷垣殘壁走向泡沫期的絕頂,而現在正是平成起迎接失落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會到三十年的走下坡階段。

如果半藤的文明觀察準確的話,或許日本在疫情摧殘之後,即將開始另一個新的興盛時期。但是這位和司馬齊名的昭和史國民作家,卻沒有機會看到將來再度重生的日本了。

如果檢視司馬曾主張的土地公有論和半藤的推崇憲法第九條,這兩位昭和一桁的代表作家都可說是可愛的「左膠」。不過這兩位作家除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外,更多描寫的是人性、歷史人物的風格和處世教訓,甚至司馬遼太郎還被讀者稱爲「人間學大博士」,這和一般左膠講話的離地三寸可是大大不同。

不管是左是右,希望今後的日本不會再出現思想凌駕一切,而讓國家決策乖離人性和現實的慘痛狀況。這應該也是以司馬、半藤等人爲代表的人生波濤萬丈昭和一桁世代,留給我們最大的遺產和教訓吧。

希望今後的日本不會再出現思想凌駕一切,而讓國家決策乖離人性和現實的慘痛狀況。圖爲半藤一利(左)與司馬遼太郎(右)的合影。出自NHK的人物特集「一所懸命に漕いできた~“歴史探偵”半藤一利の遺言~」 圖/《N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