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東西問》「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統一的西方」概念已經過時了

馬丁·阿爾布勞著作。（中新社）

馬丁·阿爾布勞(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學者之一，從事社會學職業生涯長達半個多世紀。馬丁·阿爾布勞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他是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英國社會學會榮譽副主席、全球中國學術院榮譽院長。阿爾布勞教授近年來的研究方向轉向中國，已出版兩本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專着。

中新社德國分社首席記者、中新網研究院副院長彭大偉近期與阿爾布勞教授進行了對話。阿爾布勞表示，人類無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範圍內的科學家們圍繞抗疫開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項全球性的進程，展現了全球化所取得的進展。

阿爾布勞認爲，西方理解中國抗疫需要理解中國社會秩序所具備的歷史基礎，以及中國的執政黨從中國傳統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國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對社會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現的巨大差別。

針對中國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實現和平崛起的問題，阿爾布勞認爲，我們不應總是執著於舊式的地緣政治視角，而是更多地關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並且從國際社會的角度共同攜手治理，進行對話與溝通，以引導新出現的技術向善，並管控風險。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彭大偉：您認爲新冠疫情對全球化的發展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我們能否最終回到我們曾經熟悉的那個「疫情前的世界」？

阿爾布勞：簡單地說，我的回答是「不能」。我們無法重回疫情暴發前的那個世界，這是因爲我們本來就無法回到過去。疫情讓我們看到，全球範圍內的科學家們合作研究病毒、開發疫苗、交流信息，這就是一項全球性的進程，展現了全球化所取得的進展——至少在科學技術等領域。當前全球化的推動力來自於一種強大的壓力，這種壓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過技術控制住疾病、氣候變化和實現軍備控制等等。

彭大偉：我此前採訪馬丁·雅克先生時，他曾說，要想理解中國抗疫，西方最好去讀一讀孔子。西方是否應從中國的做法中獲得借鑑？

阿爾布勞：在某種程度上，是的。我將儒家倫理視作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認爲與儒家相關的若干實踐，尤其是強調讀古書、通過教育提升社會地位等，至今仍對中國社會具有十分深刻影響的因素。西方不應忘記的一個事實是，中國共產黨是建立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之上的。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傳統中關於一個人應當通過知識和教育提升自身社會地位的部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推動教育運動的政黨，與純粹的經濟因素相比，它更重視文化價值、倫理因素。

西方理應理解中國傳統中的這一關鍵思想。這意味着，當應對新冠大流行這樣的災難時，國家做的是去喚起社會價值中廣泛的共識。中國的執政黨從中國傳統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這一意義上，我贊同馬丁·雅克所說，我們永遠不應忘記中國社會秩序所具備的歷史基礎。

我想補充的是，除了歷史傳統外，中國共產黨還從中央層級提供了非常強有力的推動力。基於此，中國的中央政府對社會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藉助現代技術的幫助後，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與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時代的中國，這樣的社會管理都是無法實現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國的表現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別。

彭大偉：您認爲中國能真正實現和平崛起嗎？

阿爾布勞：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其立論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間的深層次差異之上。但我並不真正相信這一理論，這是因爲我認爲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種相對和平的方式共存，並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間或許會出現爭端，但這並不意味着文化的差異性導致它們無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於「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與其說關注文化領域的現實，不如說更側重於戰略領域的現實。「修昔底德陷阱」關注的是這樣一種事實，即「如果在一個單一世界裡，有兩方爭奪主導權。那麼要想避免爆發衝突，對雙方而言都將變得十分艱難」。與文明的衝突相比，我認爲第二種情景對世界構成更加真實的風險和威脅。

我並不認爲我們未來一定會面臨「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們將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領域，聚焦我們的共同之處，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夠將我們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認爲這將勝過那些持續希望向外擴張、挑動衝突的羣體和組織的影響力。

我更加擔憂的是，由於某些偶然事件所引發的衝突和爭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發展。這是因爲它們很容易就會發展到全自動的水平。各國在爭奪新型武器的過程中也會捲入爭鬥。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風險，全世界都應該關注到這一風險。換言之，最大的風險不是地緣戰略問題，而是新技術帶來的後果。

彭大偉：假如真的要迎來「亞洲世紀」，西方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一個世紀了嗎？西方會樂見亞洲成爲世界中心嗎？

阿爾布勞：我們所談論的這個「西方」，其影響力目前看上去覆蓋了世界的絕大多數地方，但「西方」絕對是在通向一個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會像美國人所希望的那樣被視作一個整體。的確，美國總統拜登正在試圖構建某種意義上的「民主國家聯盟」，而這種做法已經近乎可笑了，因爲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請所有「不喜歡中國的國家」加入其中，而並不計較這些國家到底持什麼政策、擁有什麼政體。

我認爲，「統一的西方」這樣的概念已經過時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領導力如今在國際機制和國際組織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中國正努力推動這些機制和組織聚焦於全球共同的目標，聚焦於務實的項目、爲全世界樹立榜樣，正如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太陽能發電等諸多領域所做的那樣。

中國不僅擁有作出重大決策所需的資源和政治體制，更能夠迅速地作出決策、且將其付諸實施。這是中國相比世界其它國家所具有的一項比較優勢。

彭大偉：您對中國推進實現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爾布勞：中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案例十分引人入勝。50年前，中國幾乎沒有什麼能夠被稱爲「福利國家」的要素。而在過去50年間，中國在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續得到增長。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環。

因此中國是具備實現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國人口數量衆多，且十分勤勞。與此同時，中國的政府明白應該經常地引導富裕羣體去幫助那些在經濟生活中不夠成功的人羣。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僅通過勤勞是不足以創造財富的，還需要有競爭。在這一方面，中國政府表現出了極大的智慧，將競爭放在一個符合全體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偉：過去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您對中國這十年的發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進展是什麼？

阿爾布勞：過去十年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中國共產黨更加廣泛地代表了道德、社會和倫理層面的價值，更好地代表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社會意識(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更好地勝任這一角色，且這一角色越來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發生的那樣，那麼(中國的)未來看上去是十分充滿希望的。

（本文來源：中新社「東西問」專欄，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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