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專欄：廖元豪》民主內戰，如何講理？

美國總統川普。（新華社資料照片）

從臺灣解嚴至今，政治衝突與社會對立從未停止。在解嚴當下，我們都相信，民主國家不怕對立與衝突，因爲民主程序可以化解衝突，調和對立，讓不同的利益與聲音可以用和平的方式來求取平衡。然而，在民主化30年之後，我們卻在最近發現對立只有愈來愈激烈，愈來愈無法調和。之前是雙方互砍銅像，現在是相互潑漆。明明臺灣的言論環境超級自由，各種意見都可以透過合法不傷人的方式表達，爲什麼還要這樣激烈？無論是電視或網路的意見，都遠較10年前更多樣、多量，可是相互攻訐的刻薄與恨意，卻超過溝通諒解。這是怎麼回事？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美國，尤其是美國的年輕世代。美國青年近年來的抗爭模式愈發激烈。而自從川普當選後，各個號稱「自由派」的大學，更是陸續發生在校園裡杯葛「保守派」人士演說發言，甚至以暴力方式攻擊，造成誤傷。爲什麼連以往最支持言論自由、少數發聲的「自由派」現在卻如此無法容忍呢？如果在自由派爲主的校園，就可以鎮壓保守派的話語，完全遏止他們發聲，那在保守派爲主的場域裡，是否也可以做同樣的事？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這是不同時代理解世界的模式與方法所致。他自己在1980年代走入成年。在那個時代，「共識」是：相互對抗的部落主義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人類發展的自由民主體系現在已經超越部落主義。理性、同情、妥協可以剋制粗魯的暴力，而且在那個年代，人們「假設」大家雖有許多差異，但都想追求相同目標（社會不平等，但大家都希望經濟階級流動；種族主義尚存，但多數人共識是我們應該以個人能力而非膚色判斷）。在這種思維下，一切的差異與對立被認爲是「錯誤」。而「錯誤論」認爲社會問題出在無能或錯誤，而非惡意，因此可藉由理性和辯論來糾正錯誤，找出正確的方向。

然而199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青年，是用不同的態度來看世界的。種族問題被看成是純粹的結構壓迫，理性更被「觀點─位置」論所取代。人們不問理由，而是問你到底是白人男性、黑人女性，或跨性別的墨西哥裔人…身分決定了觀點與論點。個人理性幾乎全被化約爲羣體身分認同。社會當然就是各個部落對戰。這就是所謂的「衝突論」。在「衝突論」之下，社會問題不是出於錯誤，而是壓迫與惡意。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剩下一個：打倒壓迫者！而熱情當然遠比理性重要，因爲熱情才能動員力量，理性只會削弱熱情行動的動機。

布魯克斯認爲，對於篤信「衝突論」的人，人類歷史的正反兩面鏡子可以瞧瞧：一個是各國充滿激情的革命（這是「打倒邪惡」的最高點了吧），從法國、俄國、中國，都是血流成河，你真的要嗎？另一個則是看看美國先人留下來的憲政主義—或許我們討厭律師，但法治總是美好的，它證明了我們真的可以克服部落主義與赤裸裸的權力。

類似的情況也可以解釋臺灣的衝突。布魯克斯所說美國1980年代的共識，其實也是臺灣剛剛解嚴時，多數民衆（包括筆者）的樂觀信仰。但到了今日，各方都只把「對方」當成敵人，把彼此的差異視爲你死我活的內戰，那當然無法溝通或妥協。要辯論、對話，也只會出現一堆硬拗的說詞與羞辱對方的酸言酸語。因爲這是戰爭，講什麼道理？嘴裡冒出來的每一句話，鍵盤打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是爲了「戰」。你都不能看文字的表面意義，而要看看是誰說的，想想他背後有什麼戰略戰術意義。在這裡，沒有「言論的自由市場」，因爲言論只是作爲子彈的代用品。30年前甫解嚴時，對民主自由的樂觀，今日正面臨嚴重的挑戰。

（作者爲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