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碎片，能否拼成歐洲一體化的藍圖？

今年是雅克·勒高夫誕辰100週年。在20世紀的中世紀史學家中，雅克·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1924-2014） 以其銳利的視角、具有穿透性的思維、多產的作品和漫長的學術生涯，對國際範圍內的幾代中世紀學人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勒高夫的許多著作中，《 中世紀文明》 這部作品顯得有些不同。《中世紀文明》最早出版於1988年，是“塑造歐洲”系列叢書的一部分，這一叢書由五個歐洲國家的出版商合作，以出版那些具有典範意義的解釋性概述，並約定同時以五種不同語言出版。在這套叢書中，勒高夫的《中世紀文明》可說是最受關注，並得到了時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尼爾·金諾克 （Neil Kinnock） 的高度讚揚。

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之交，歐洲人似乎一直期盼着想象中的“歐洲大同”，而逐步拓展變大的歐共體到歐盟也印證了這一點。然而自2016年以來，相繼發生的英國“脫歐”、俄烏事件，都使歐洲人對“統一”的歷史前景產生懷疑。在這樣的背景下重讀勒高夫的經典著作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啓發。

撰文｜

李騰

（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教授）

《中世紀文明》，作者: [法] 雅克·勒高夫，譯者: 徐家玲，格致出版社 2024年3月。

羅馬帝國的衰亡，

如何成爲歐洲分裂的起點？

在《中世紀文明》這部作品中，勒高夫試圖對羅馬帝國的衰亡與中世紀文明發展歷程重新加以審視。衆所周知，“希臘羅馬”常被並稱爲“古典文明”。從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將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精美典雅的拉丁文和雕塑繪畫藝術等視爲在歷史中失落甚或遭到遺棄的瑰寶。甚至直到20世紀，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仍在其《12世紀文藝復興》中盛讚羅馬拉丁文學，並將一個時代的拉丁文寫作水平當作歐洲中世紀文化發展的晴雨表。這些觀念既是多個“羅馬形象”相互混雜而生的，也與19世紀末以來的進步主義息息相關。然而，在勒高夫看來，羅馬在榨取帝國力量之時卻並未能創造“任何價值”，特別是從希臘化時代以來，再也沒有出現具有決定性的技術創新。從2世紀下半葉開始，一直到3世紀危機，羅馬世界的根基受到了極大的動搖，帝國的心臟也無法向肢體輸送 新鮮血液。於是，被勒高夫稱爲“極端保守主義傑作”的羅馬文明走向了衰亡。

雅克·勒高夫，法國曆史學家。主要從事西方中世紀史研究。繼承費弗爾和布羅代爾以來年鑑學派的思路和治學方法，在對中世紀的文化、心態和感覺表象的研究中有所創新，是年鑑學派-新史學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72—1977年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主要著作有《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與宗教》《新史學》《聖路易》等。

歐洲是否也存在着一種“大一統”的傾向？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學術界對此多有探討。作爲一個數千年來不斷勉力維繫大一統格局的華夏文明的後裔，我們似乎對“大一統”有天然的親近感。在許多人看來，歐洲歷史上尋求統一的努力都與“重建羅馬帝國”的想象息息相關。勒高夫卻指出，在羅馬帝國衰亡後，中世紀西方所面臨的分裂局面正是由羅馬繼承而來的。在羅馬帝國的統治秩序結構中，作爲向心趨向的行省羅馬化與作爲離心趨向的行省地位與自主性的提高是其治理模式的一體兩面。

更進一步來說，中世紀西方所面臨的統一和分裂之間的張力，實際上就是從羅馬帝國那裡繼承的。帝國的分治使得以意大利爲中心的西方失去了以小亞細亞、中東和西亞地區爲核心的東方。而且，蠻族的統治即使帶來了迥異的習俗，卻讓許多“不願忍受羅馬人的不公與殘忍”的人寧肯去生活在異邦人當中。在勒高夫看來，從狄奧多西大帝在395年去世直到公元800年查理曼的加冕，羅馬世界與蠻族世界進行了將近四個世紀的融合。羅馬帝國和“皇帝”的尊號與權威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獨特吸引力和神秘的禁忌性。即使蠻族領袖們穿上了羅馬人的衣服，用羅馬人的官銜和體制來治理自己的臣民，卻沒有哪個人敢自稱爲皇帝。直到查理曼時代，西方的中心從原先的亞平寧半島轉向了萊茵河流域，之後又持續分裂分散，最終催生了中世紀西方這個“沒有真正統一中心”的新世界。

這種缺乏中心城市的現象與城市化的衰退直接相關。相比較於鼎盛期的羅馬，中世紀早期的蠻族世界沒有重新生產和配置資源的能力。整個西歐的技術水平、商貿活動乃至審美品位等等，也都經歷了極速退化。城市化的衰退，或者說人口大量流入農村這一社會經濟現象，塑造了中世紀西方的基本面貌。隨着羅馬大道無人修繕，水路對於歐洲的作用就日益強化，曾經那些在陸路交通中充當樞紐而無水路可達的地方成了最早衰落的城市。這些衰敗的城市無法繼續充當經濟中心的角色，轉而變成了採石場。按照亨利·皮朗的說法，由於八九世紀伊斯蘭教勢力的擴張，歐洲的領導者不得不放棄地中海沿岸的廣大區域，而只能紮根於西北歐地區。值得注意的是，阿爾卑斯山南北之間存在着巨大的氣候差異，在農業生產、社會治理傳統、語言風俗乃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極大差異，從許多方面來說都難以將之視爲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而將這一片被稱爲“歐羅巴”的地理區域和人口連接起來的核心紐帶便是基督教。

老彼得·勃魯蓋爾《狂歡節與四旬齋之戰》。

歐洲一體化的終極推動力

從任何一個角度去觀察，基督教都可說是歐洲大一統的終極推動力。作爲一種發源於猶太教的宗教，其在早期的傳教過程中奇蹟般地擺脫了原先民族宗教的侷限，而以“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的普世情懷爲己任。在這個過程中，羅馬帝國的權威、象徵、制度乃至價值觀念也藉助教會在整個西歐散佈。勒高夫同時強調，基督教會也必將從羅馬帝國及其自身歷史起源中繼承一種封閉自守的傾向，而這又與其普世性宗教追求形成了巨大張力。在十幾個世紀中，基督教思想爲無數歐洲人提供了生前的精神庇護與死後的永福期待，而作爲信仰具象化的教會則同時掌控着大量的土地、財產乃至農奴。

“三個等級”的說法從中世紀早期到中世紀晚期經歷了不同的建構，我們便可以從中清晰地看到社會演進的趨勢。在最開始的時候，祈禱者、作戰者與勞作者之間並非金字塔式等級關係，因爲“這三個羣體同時存在，不能被分開”，每一個團體所提供的是“其餘兩個團體進行活動的前提”。從本質上來說，此種劃分是宗教性的，但當宗教思想嵌入到社會生活併成爲指引社會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後，社會結構的神聖化就不僅僅是一種宗教理念。意識形態從一種腦海中的思想，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現實，階層之間的劃分體現於不同階層在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不僅是一種風俗，更逐漸成爲了一種法律，亦即凡是違反這種劃分及其相應要求的人要受到懲罰。勒高夫認爲，單純從“等級”這個詞彙的演變（ordo—conditio—estate）就足以說明社會分層結構的世俗化。原先的三元模式走向衰亡是同中世紀盛期的城鎮和商貿發展同步的。比如，在14世紀，人們將“高利貸者”稱爲“第四等級”的“惡魔”。在這個時候，宗教管控的力量已經達到了極限，已經無法限制社會新生階層和活動的出現了。

《阿西西的聖方濟各》，作者:雅克·勒高夫，譯者: 欒穎新，商務印書館 2022年7月。

在中世紀研究中，有各種名目的“文藝復興”或“文化復興”。無論是“加洛林文藝復興”或是“奧托文藝復興”又或者是“12世紀文藝復興”，其本質上都是在強調一種明顯可見的大規模知識復甦運動。有時這種知識發展會帶來持久性的影響和創新性成果，而有的時候，則只是對過度崩塌的知識體系所進行的一種補救、完善或微小的提升。從19世紀中後期以來的中世紀研究深受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研究範式的影響，將古典文化視爲中世紀歐洲文化復甦的源泉。然而，勒高夫卻非常準確地指出，作爲中世紀西歐文化精英的主要構成者的教士們，對於那種帶有“懷舊”情緒的“回到古代”有着非常不同的認知，他們並不想真正地回到羅馬帝國。在他們的世界觀中，羅馬是最後一個帝國的象徵，而這個帝國需要進行改造。在蜿蜒曲折的歷史進程中，知識轉移和帝國轉移並行不悖，所謂的“重生”（也就是“復興”一詞的本意）不是迴歸到某一個具體的點，而是從頭來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加洛林文藝復興並非是羅馬文化的迴歸，反而是中世紀西歐獨特文化的開端；而12世紀文藝復興也並非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迴歸”（平心而論，古希臘特別是希臘化時代的思想在此前從未深刻影響到西北歐地區，這就是新知識、新思想的傳入而非“迴歸”），而是在深受阿拉伯—伊斯蘭、希臘古典與希臘化時代知識和拜占庭、猶太乃至敘利亞思想的影響，在採納融匯基礎上實現的“新文明的創生”。

當然，中世紀西歐對羅馬帝國的理想化懷舊也並不鮮見，特別是在德意志帝國的奧托王朝時期。當奧托三世將自己的老師熱爾貝立爲教宗，並賜予其“西爾維斯特”的名號時，就能看出這位年輕皇帝對君士坦丁大帝偉業的景仰。然而，他的早逝使歷史走向了另一個方向，教宗從屬於皇帝的傳統在半個多世紀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無論如何，公元11—13世紀見證了中世紀拉丁西方“真正騰飛的時代”。更爲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西歐的中心開始向北方轉移。隨着農業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帶有犁壁的輪式犁和三圃輪作制以及廣泛種植富含植物蛋白的豆類植物，都使阿爾卑斯山以北的開闊平原成爲了可茲利用的沃土，馬匹的使用和推廣也使得深耕成爲了可能。特別是土地拓展墾殖運動在森林地區以及德意志與斯拉夫人邊境地區的迅速擴張，爲歐洲這一時期劇增的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可耕種土地。同時，基督教邊界的拓展幾乎爲德意志人所壟斷，而最終又演變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間的對抗。在這個過程中，宗教動機幾乎全然變得不重要。爲了獲得更好更多的土地，德意志人會毫不猶豫地攻擊那些已經皈依基督教的地區。“文德十字軍”期間就有東部邊境的文德人城鎮被圍困後，城牆上卻舉起了主教的權杖和禮儀遊行用的大十字架，以表明在城中被困者也是“基督內的兄弟”。然而，這種行爲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殺戮的殘酷程度，卻不會對最終被佔領和奴役的結果有什麼本質性的改變。

歐仁·德拉克羅瓦《十字軍佔領君士坦丁堡》。

分裂與統一的交鋒

在統一還是分裂、保守還是開放的對立與爭論中，中世紀西方用了將近十個世紀的時間才最終走出了自身文明的發展道路。在查理曼時代，君主似乎有重新恢復西方統一的願望，並向着意大利、西班牙和德意志地區開啓征途。這個進程受到了阿拉伯—伊斯蘭勢力擴張的阻礙，並且“撒拉遜人”一直伴隨着歐洲人“走出中世紀”，一直走到了今天。

在對十字軍東征的評價上，勒高夫也對此前歷史學家將戰鬥前線視爲文明互鑑中心的觀點持鮮明批判態度。他認爲，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同伊斯蘭世界的接觸促進了西歐的商業增長，從戰場上也沒有帶來什麼新的技術或文化產品，真正發揮作用的是那些沒有綿延戰火摧殘的西西里、西班牙和拜占庭領地。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十字軍東征在某種程度上將拉丁西方的歐洲人團結在了一起，這是他們在面對純粹的異教外族時的應激反應。而在跨越幾個世紀的十字軍征戰中，他們也能更爲看清其內部的分裂，並強化了自身的民族認同。他們在不斷地試圖跨越新的邊界，而對新邊界的拓展也有利於強化業已存在的邊界和認同。

在勒高夫的敘述框架中，從11世紀以來歐洲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重大變革爲基督教社會的統一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基督徒的世界中，人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等日常生活與靈性生活的共識，逐漸因宗教生活的普及而變得統一。特別是在12世紀之後，許多出身教會法研究的學者成爲教宗，他們通過各種諭令將基督徒生活進一步整齊劃一，而且會隨着時代本身有所遷變。事實上，勒高夫的確認爲13世紀代表着“中世紀西方的巔峰”，甚至認爲從長遠來看這一時期“可以被描述爲歐洲模式的確立時期”，也就是“西方”真正誕生的時代。

勒高夫非常敏銳地觀察到，中世紀西方封建制度的建立使整個社會風氣發生了更爲劇烈的變化。雖然中世紀常被誤解爲“神權至上”的社會，但實際的權力基礎仍然是對土地這一最根本的生產資料的佔有，確定對土地的佔有權則必然需要依賴於武力。因此，在封君封臣的政治制度下，道德的根基不再是希臘—羅馬古典時代所宣揚的正直或者公正 （“正義”這個崇高的理念被保留給了基督和君王） ，而變成了忠誠。這種社會性心態變化對整個中世紀西歐的構造形塑產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 在12世紀末到13世紀初逐漸蔓延開來的異端運動常常被冠以“反封建”的名頭，這在某個方面來說是合適的，因爲對於當時的教會和領主來說，這些人背叛了自己對教會與領主的忠誠，繼而就代表着他們必須放棄自己從教會與領主那裡所獲得的回報： 那就是靈魂的得救和土地的使用。

《煉獄的誕生》， 作者:雅克·勒高夫， 譯者: 周莽， 商務印書館 2021年3月。

到了中世紀晚期，隨着社會經濟面貌的變化，道德觀也隨之改變。僭越封君權力的“傲慢”讓位於渴望金錢的“貪婪”，後者成爲了所有罪惡中最爲人忌憚、痛恨卻又難捨的淵藪。儘管如此，新興的市民階層和商人團體也逐漸在意識形態上塑造他們的合法性，他們認爲自己的存在對於國家和地區是有利的。隨着時代的變化，作爲意識形態權威的教會態度也隨之發生變化。正如14世紀的聖馬丁修道院院長所言，“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只靠自己的資源滿足需求，這也就是爲什麼商人們要出去勞作，顛簸勞碌”。商人爲國家提供本地缺少而需要的東西，“在海上由此地到彼地爲國家提供補給”，因而人們不當對其苛責而是應當愛戴他們。

對於中世紀盛期歐洲而言，所謂的“統一”或者“聯合”似乎不能算作當時的歷史發展主流，反而是各個“國家”獨具風格的獨立道路纔是學者們最爲關注的主題。許多學者都認爲，就拉丁西方而言，其在文化上具有相當的統一性，特別是在高層精英文化中，因爲這些地區都深受天主教思想和拉丁文的浸潤。然而，在其文化和宗教意義上的統一，並未能在政治領域產生對應的效果。從11世紀到14世紀，隨着歐洲的“基督教化”進程，更多的王國整體參與進來，而多王國並立的模式也獲得了理論上的合法性。這一點不僅在當時得到了知識階層的認可，一直到19世紀和20世紀，無論是德國的蘭克學派還是英格蘭的斯塔布斯、梅特蘭，又或是法國的安託萬·安培、夏爾-維克多·朗格諾瓦，直到大西洋彼岸的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及其“進步主義門徒”，都未曾質疑這種世俗權力並立的局面，反而卻極爲推崇，並認爲歐洲文明的獨特性乃至“優越性”便根基於此。

與勒高夫相比，其他一些法國著名中世紀史學者似乎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在勒高夫之前兩代人的奧古斯丁·弗萊徹（Augustin Fliche）。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他是我們所熟知的“格里高利改革”（La Réforme grégorienne）概念及其整體框架的創建者，他的歷史解釋充滿着“教會不斷走向勝利”的“凱旋論”。在他主持編修的多卷本《教會史》（1950年版）中，認爲在13世紀戰勝了腓特烈二世這個“敵基督”和“異端皇帝”之後，“基督教統一”已經走向了實現。

最接近這一刻的正是在1272年到1274年所召開的里昂大公會議，在那個時候，長久與羅馬教會相分離的拜占庭人似乎也已經準備接受與羅馬教宗的共融，而在里昂會議結束前逝世的聖托馬斯·阿奎那則藉助將亞里士多德主義納入天主教神學體系，完成了異教哲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完滿統一。用比利時新托馬斯主義哲學家伍爾夫的話來說，“每個人都真誠地相信世界已經到達了旅程的終點，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已經達到了完美的穩定狀態”。整個世界似乎都在走向統一、走向和諧、走向最終的輝煌。到了14世紀初，天主教歐洲的基本版圖業已固定確立了下來。即使在其內部，各個國家、領地之間的邊界仍然模糊不清且時常發生變動。而且，隨着亞里士多德主義在政治學說方面的滲透，以及歐洲各地民族國家的逐漸萌發，人們越來越覺得某種單一的統治秩序並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大衆的利益，而多元統治模式似乎更應該成爲歐洲各國的選擇。在這方面，法國多明我會修士約翰·奎多特 （John Quidort，卒於 1306 年）堪稱其中的代表，這也正印證了法國作爲民族國家和君主集權先驅的地位。

老彼得·勃魯蓋爾《死亡的勝利》。

需要時刻牢記的是，戰爭、饑荒、瘟疫和野獸是中世紀西方歷史進程中晦暗的屠夫。在中世紀早期，整個社會爲一種殘暴的精神所籠罩。在《薩利克法典》中，甚至可以看到如果斷人手足、割鼻挖眼、斷人手指分別要賠償多少錢，甚至手被完全割掉或是尚有連接的罰款數額並不相同。同樣，如果割掉別人的拇指和拉弓射箭的食指，就比割掉其他指頭的罰款要重一些。勒高夫反覆在提醒讀者，中世紀西方首先是一個“充滿飢餓的恐懼且經常爲飢餓本身所蹂躪”的世界。在中世紀民衆中所流傳的各種神蹟裡面，變出大量葡萄酒的奇蹟遠不如變出大量麪包的奇蹟那樣受到廣泛歡迎。除了上層人士能夠飲用大量葡萄酒之外，一般民衆唯祈求以粗糲的黑麥麪包果腹。在整個中世紀時期，絕大多數民衆都承受着巨大的整體性恐慌，特別是面對瘟疫和戰爭的時候，他們都會以自我的肉體懲罰作爲“平息天主義怒”的方法。“安全感”在那個時代極爲匱乏，似乎唯一的寄託就在於天國的安慰，而物質上的極大匱乏更引發了心智上的不安全感。毫無疑問，“安全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渴望，而中世紀西方在物質方面所能提供的並不太多，而在精神方面的慰藉又難以完全擺脫歷史與時代的困境。

理想的破滅？

如果反觀今日歐洲的狀況，我們也許會覺得三十年前的那代歐洲學者和政治家都過於樂觀了。從2016年以來，隨着英國“脫歐”、俄烏軍事衝突等事件，都使人們對“統一”的歷史前景產生懷疑。在2018年，法國總統馬克龍獲得查理曼獎。他在致辭中提醒自己的歐洲同胞，不要走“洛塔林吉亞的老路”。他所描繪的正是後加洛林時代的政治分裂和頻繁出現的地方性暴力等。按照傳統的歷史敘述，這些地方封建主之間的暴力正是在教會干預的“上帝和平運動”纔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息的。

《脫歐：無理之戰》劇照。

早在19世紀末，當時已經對歐洲局勢無法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天主教會就試圖爲當時現代民族國家所形成的弊端找尋補救的方式。利奧十三世在《永恆聖父》的通諭中，將目光投向了遙遠的中世紀，認爲當前所有的政治弊端其根源都在糟糕的哲學，而解決這一問題的良方就是迴歸正統的好哲學。在教宗的話語體系中，最好的哲學無疑就是托馬斯·阿奎那的天主教神學思想體系。

在20世紀許多思想家看來，中世紀盛期的歐洲爲當時的歐洲困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解決方案。例如英國史學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就曾說，“如果我們的文明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發展出一種共同的歐洲意識，以及一種歷史和有機統一的意識。” 德國著名中世紀學者邁克爾·博爾戈爾特也認爲，中世紀歐洲開啓了第一次且永無止境的努力，以力圖將各種多元性轉化爲統一性。英國學者理查德·威廉· 薩瑟恩將“經院人文主義”與“歐洲的統一”這兩個詞相結合，組成了他遺作的標題。薩瑟恩的學生羅伯特·巴特利也認爲到大約 1300 年的時候，歐洲已經作爲一個可識別的文化實體而存在，他甚至在這部1993年出版的書中預見到十年後歐盟國家集團的迅速擴張。反觀中世紀盛期，我們會發現民族認同與民族國家的建構早在12—13世紀風行的歷史書寫中體現了出來。

然而，中世紀盛期歐洲的面貌實在是過於複雜。如勒高夫所言，這個暴力的、艱難的、被自然掌控的中世紀時期，卻極具創造力地奠定了西方文明。必須要“揭示其物質、社會和政治等要素是如何被符號和想象的世界所滲透時”，人們纔可能真正地理解中世紀的歐洲。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李騰；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賈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週刊》2023合訂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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